毛澤東、高崗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
在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之後，高崗被撤消了一切黨內外職務，管教居住。在此期間，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終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僅僅49歲的生命……
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卧室僅相距四五米，並讓我（註：作者系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卧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卧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卧室、秘書卧室……似隨便走動，又像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裏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卧室，見高崗手裏拿著枱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裏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佈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裏，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那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裏，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沒有特別在意，只是反覆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著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裏。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正在看書的我聞聲大驚，慌忙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卧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卧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於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的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癥狀。”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彙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結論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彙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總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彙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總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周總理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沒說會議內容。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例外，晚上8點半開會，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8點半時，人都到齊，周總理宣佈：「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著，周總理讓李力群彙報高崗自殺的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卧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枱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非常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彙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
當晚10點多，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著，只聽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佈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裏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粘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裏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儘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了。至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彙報。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夥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作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裏。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於19日從陝北趕到北京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著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閑之輩。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卧佛寺，這裏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摘自《百年潮》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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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恭親王
1867年3月29日，正於京師任職的翁同龢晨起出門，大風迎面撲來，剎時間「黃沙蔽天」，此後一連數天，暮春之際的京城罕見地經歷了狂風、揚沙、霧霾、大雨、暴雪等幾種天氣。在古人心中，天象詭異常與政情乖亂相伴，果然都城內外已是喧囂一片。
與此同時，北京的政壇也已風起雲湧。所有這一切，皆源自總理衙門不久前公佈的一項舉措：京師同文館將添設天文算學館。
沒有頂層設計的新政
民國學者蕭一山曾將一部晚清改革史劃為四期：「道咸之際，海防為一時期；同治時代，自強為一時期；光緒前朝，時務為一時期；甲午以後，維新為一時期。」蕭氏所言之第二階段，即恭親王主政洋務時期。任何改革皆有綱領性文件，洋務新政自概莫能外，不過其總綱卻極其特殊。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親歷京師橫遭英法血洗之痛的奕訢，聯合桂良、文祥諸大臣上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在折中，奕訢等人認為綜計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他指出，權衡勢之順逆，事之緩急，清廷應當“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採取“外敦信睦，而內示羈縻”之方針。至於對內，平叛之外，更應厲行改革。具體而言，恭王列出六條章程：“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也”“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顧也”“新添各口關稅，請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課也”“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也”“認識外國文學，通解外國語言之人，請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核辦也。”當然，六條章程僅為治標之策，“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故六條加練兵，便構成了洋務自強之總綱。
很快，「自強」一詞便在官場流播開來，頻繁使用，成為主流政治話語。如曾國藩講：“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李鴻章亦步亦趨道：“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左宗棠也說：“至我國自強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時任浙江巡撫楊昌濬亦認定“自強之計，宜用夷人之器，師夷人之長”。可知無論是中央樞臣，抑或地方督撫，「自強」已是共識。
不過由恭王提出的旨在自強的方案卻是一份沒有頂層設計的綱領。首先，無可否認，奕訢提出的《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實乃應對庚申國難的權宜之計，並未給出解決所有問題之一攬子辦法，既無未來改革預期達到的總目標，亦未列出實現自強的具體階段與步驟；其次，即使這六條章程，也非協調一致的統籌規劃，修艦練兵、改善外交、新設機構、關注輿情、學習語言，各舉措彼此之間也看不出關聯，自然形不成聚合效應；再次，自該奏摺公佈後若干年內，清廷再無涉及改革總體藍圖的文件出台，這勢必造成洋務新政處於走一步看一步的困境。故從某種意義上審視，洋務運動並非一場全方位、整體性、系統謀劃、步步為營的改革。正因沒有頂層設計，《劍橋晚清中國史》一書犀利指出：「自強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號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籲，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號」。
改革肇始，已坐下病根。
改革「新常態」：督撫洋務模式
中央無頂層設計，地方則各自為政，此為洋務新政另一病根。
對該問題，蕭一山先生之點評可謂慧眼如炬：「參與此運動之人，亦復因各人所受外來之刺激不同，所處之地位環境不同，所得之智識見解不同，恆有未能一致之主張，結果則力量不能集中，事業導致分歧，一切之成就均屬有限。」換作當今政治術語，晚清改革於地方，實際形成“督撫洋務模式”。
按照清代統治者最初的制度設計，國家權力一切集中於皇帝，督撫不過上承號令、以備策應而已。況且總督與巡撫權力大小相制、職能彼此交錯，最終「往往兩失其權」，難以坐大。然而太平天國期間，為依靠地方平定起義，清廷不得不放權：財政權、軍事權、徵稅權甚至部分司法權與用人權遞次掌控在督撫手中，這為其權力擴張提供了契機。奈何太平軍平息，捻軍再起，戰時督撫體制一直未能終結，同時清廷又啟動洋務新政，於是督撫們在無法偵知中央改革藍圖的情形下紛紛利用手中職權上馬改革項目，從而引來清政府政治體制發生結構性劇變，出現“督撫洋務模式”。換言之，這是一種地方性政企軍教合一的管理形態。第一，新式洋務企業多由督撫以奏請方式獲准設立，而非通過總理衙門審批。如此一來，企業成為地方督撫的下屬機構，創辦企業則能延伸自己的經濟職能。第二，開設企業需要大量經費，除戶部給予一定撥款外，更多份額仍憑地方籌措。故督撫將戰時“就地籌餉”的功能擴大為籌款權。於是只要改革不停，那麼督撫便可名正言順地在本轄區加征各種賦稅，將財權攥得更緊。第三，既然自強之核心在於練兵，那麼通過編練士兵，地方督撫可將戰時扶植的嫡系以常備軍的方式保留下來，互相仿效的結果即各省都形成督撫指揮的軍事系統。此外，地方學堂亦成為督撫培育預備幹部之所。
不難發現，中央頂層設計的缺失，加之戰時體制的掣肘，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洋務新政實際上是以省為單位展開的近代化運動。督撫推動政企軍教等領域革新，為晚清改革打下基礎。而帶來的負面效應卻是督撫藉此拓展了手中權力，甚至能夠據地方改革經驗與需求倒逼中央決策。在兩大病根的作用下，洋務新政的悖論愈加彰顯：近代化的改革非但未能通過體制調整而鞏固中央集權，反倒造就了地方實力派。此改革「新常態」一直伴隨著清廷，直至王朝覆滅。
恭親王「等風來」
當改革即將步入第六個年頭之際，在地方督撫一再請求催促下，恭親王奕訢於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上折，正式請求在京師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一個月後，恭親王再次上書，煞費苦心地預估朝野可能出現的三種反對意見，逐一加以辯駁。第一，或許有人認為「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恭王指出，近年來諸如李鴻章、左宗棠等疆臣，在各自轄區挑選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習，傳授外語、天文、演算法、畫法，初見成效。由此可見，追求西學乃是眾人之共識，“固非臣等數之人私見。”何況購西人之火器、輪船，與學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為權宜之策，一為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辯而明矣。”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恭王道：洋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故能推陳出新，駕於中國之上。但無論如何，“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如今添設天文算學館正欲使中土之學術重新煥發活力而已。第三，更有甚者，認為“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恥”。恭王指出“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環顧西洋各國，數十年來，孜孜不倦於製作技藝之講求，從而走向富強，難道中國仍要“狃於固循積習，不思振作”？
有鑒於此，恭王等人建議將投考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及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不久，恭王又奏請以「老成持重，品學兼優，足為士林矜式」的徐繼畲出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以期打消報考者“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的顧慮。以上三折皆順利得到諭旨批准，添設天文算學館之議似乎一帆風順，未遇太多阻滯。綜覽總理衙門所呈三折，體現出以恭王為首的改革官員對西學認識的深化，已從早期的技術層面，上升至學理層面。但若仔細分析諸篇奏摺內容，仍有不少可議之處，其中最為致命的一點，便是“專取正途人員”的建議。恭王低估了科舉取士的重要性。時值晚清，科舉雖弊竇叢生，但它依舊是維繫王朝正常運轉的關鍵，關涉政教多個層面，並非單單是人才選拔制度而已。況且依照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科舉所選之人，當是道德高尚之輩，絕非掌握一技之能的專家，故恭王欲圖以科舉取士作為突破口，推行其同文館改革，從長遠看違背原初的制度設計，短期內則觸動了既得官僚集團與廣大士紳之切身利益，著實不智，其負面反彈之大似是其所始料未及的。
此折一出，恭親王唯有坐「等風來」！
是年正月二十九，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發難，揭開了廟堂政見之爭的序幕。張極力反對選拔正途人士學習天文算學。他認為科甲正途者，實是國家棟樑，豈能徒習機巧末業？張畢竟人微言輕，很快便被朝廷斷然否決。一個小小御史的奏議可以不費吹灰、輕易駁回，但天下士林之物議卻甚囂塵上、無法平息。三月之京師，已是謠傳遍地，好事者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師。」
半月後，「政壇大咖」、理論家陣營頭牌倭仁終於亮相。倭氏開篇直奔主題，擺出了自己的立論基調：“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可謂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其論點有二：首先，天文、算學不必師事夷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苦為求一藝之末，奉夷人為師？即使得其精巧，實無補於國家大計，卻破壞了「夷夏大防」，豈不是得不償失？其次，夷人是我國宿敵，斷不能忘此深仇大恨。近日卻要擇中國之聰明俊秀，變而從夷，這不正墜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嗎？
倭仁出招，恭王必須接招。三月初二，恭王上奏長長一折，重申添設天文算學館之緣由與苦衷。針對倭仁的洶洶攻勢，恭王避實就虛，繞開其奏摺中關於「師事夷人」的追問，而是大倒苦水，申明自己公忠體國之心。他特意將相關函牘抄寫一份呈給中央，“令倭仁詳細閱看，備曉底蘊，以局外之議論，決局中之事機。”恭王深悉自身不足，不在“夷夏之辯”上徒費口舌，而是四兩撥千斤，避其鋒芒，轉移話題，體現其高明之處。雙方的第一回合交鋒遂告一段落。
兩宮表態與倭仁「落馬」
三月初八，倭仁再上一折，雙方的第二回合較量由此揭開。倭仁繼續抓住恭王等人不願回答也無法回答的「夷夏大防」問題做文章。他首先指出“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等於送羊入虎口，“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心報國乎？”緊接著，倭仁更是拋出重磅炸彈：“夷人教習演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演算法必能精通，機器必能巧制，中國讀書之人必不為該夷所用，該夷醜類必為中國所殲，則上可紆宵旰之憂勞，下可伸臣民之義憤，豈不甚善。如或不然，則未收實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為愈耳。”倭仁擲給恭王的是兩難選擇，應也不是，否也不能，其欲將同文館之議置於死地的意圖顯露無遺。
耐人尋味的是，倭仁上折言事並非個人行為，他實乃代保守派陣營發聲。作為保守勢力執牛耳者，倭仁一人衝鋒於激烈衝突之前台，但其背後卻有許多志同道合者作為後盾，提供對策。在同文館之爭開始不久，理學大儒吳廷棟曾致函倭仁，遙為聲援。在樞府之內，倭仁更是得到李鴻藻、翁同龢、徐桐等弘德殿師傅們的全力支持。
面對倭仁的又一波攻勢，地方督撫們也紛紛致函總理衙門，加以聲援，希望「朝廷堅持定見，不為浮言，則事可有成」，故恭王陣營陣腳未亂。三月十九，恭王呈上一折，以示回應。恭王抓住了倭仁原奏中“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一句之破綻，吹響反攻號角。恭王講道，既然倭相折中認為天下定有精通天文算學之才，那麼想必他心中也已有了中意人選。所以還懇請朝廷命令倭仁“酌保數員，各即請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督飭，以觀厥成。若能如此辦理，更屬兩得之道，裨益非淺，彼時臣衙門原請奏辦之件，即行次第裁撤”。此建議立即得到諭旨允准。恭王成功地置死地而後生，轉守為攻，將壓力一併推倒倭仁身上。
此時倭仁已呈騎虎難下之勢。三月二十一，他無奈奏稱「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這預示著經過兩回合鏖戰，倭仁已無計可施，敗下陣來。此刻兩宮的立場也漸趨明朗，站在了恭王一邊。更讓倭仁難堪的是，清廷還諭令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在保守勢力看來，“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藩署奔走之役”，簡直是奇恥大辱。倭仁自然無法接受，一再請辭，但都不得允准。兩宮如此為難倭仁，顯然有其深刻用意。經過同治四年的罷斥恭王事件，恭王的“議政王”權位被削奪，僅留軍機大臣一職。遭此重創，恭王只得暫斂銳氣，唯兩宮懿旨是從。此時的慈禧太后正值掌權初期，尚存進取之心，一面她希冀通過舉辦新政在內實現中興大業，對外以示振作氣象，一面她也借兩派酣戰之際，繼續樹立其絕對權威。就在恭王欲倭仁鬥法之時，身處南京的曾國藩一語道破：“一女主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是故慈禧不惜對倭仁予以人格羞辱和政治打擊，實有其平衡雙方政治勢力之考量。
既然兩宮的態度已經明確，倭仁的厄運也隨之降臨。二十九，其站班後上馬暈眩，墜馬受傷。朝廷也順水推舟，遂於五月十二，賞假一月，令其安心調理。六月十二，兩宮又「准其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倭仁終以丟失要職的代價從漩渦中解脫出來。
究竟誰是贏家？
挫敗倭仁為首的保守派陣營後，恭王著手經營同文館事業。然而天文算學館第一次招生時，「正途投考者寥寥」，出於無奈，只好將正雜各項人員一律收考。總計報考者才98名，至考試當天又有26人缺考，最後僅從72名考生中勉強錄取30人。開館半年後，天文算學館通過例考淘汰了20名“學經半年竟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可憐的十人，所謂的天文算學館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實亡。
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推行改革政策前，必會綜合考慮種種不利因素，以制定能夠最大限度減少阻力之方案，步步為營，爭取更多盟友，從而保障改革順利進行。恭王等人確實欠缺火候，其舉措相對於當時政治實際，顯得過於粗率。雖憑藉兩宮力挺暫時擊退了理論家陣營，但同文館招生計劃亦因之嚴重受阻。質言之，這場政見之爭非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致雙方各耗元氣，兩敗俱傷。更加堪憂的是，經此廟堂之爭，隱伏其後的兩大陣營之輪廓愈加清晰。倭仁雖敗下陣來，然尚守制家中的李鴻藻已漸具魁首模樣。其回歸樞桓之日，便是新一輪權力傾軋之時。
倘若推行改革的結果是導致不同派系越發對立及彼此矛盾更加固化，那試問改革之意義何在？究竟誰又是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