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朱德之外，最高統帥部里還有一個粟裕的知己：劉少奇。
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與第一個接班人，曾在二十餘年間受到毛澤東格外的倚重、信任。複雜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笑到最後，最高領導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得以最終確立，都有劉少奇殫精竭慮的汗馬之功。
劉少奇也因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全黨二把手。
但毛澤東的信任似乎有一個前提，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軍隊，或者說擁有自己的「山頭」與“嫡系將領”。這也是後來兩人不幸翻臉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劉少奇雖然曾做過新四軍的政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乃至中央軍委副主席，但還是沒有機會在軍事上成就亮點，未能成為後來的三十六個軍事家之一，頭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桂冠。
劉少奇與粟裕的認識較晚，是在「皖南事變」前夕的1940年。後來，劉少奇對粟裕的信任與推舉也是不遺餘力的。
這年10月，粟裕和陳毅取得黃橋戰役大捷後，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會師。當年長征的紅軍主力與南方叢林的游擊隊，六年後終於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歡舞文弄墨的陳毅在詩里記敘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並馬歸。」
粟裕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的身份，在江蘇海安主持大會，紀念這一非凡的勝利，並歡迎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以及他帶來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黃克誠等人。
不久，兩支部隊奉命統一指揮，成立了新四軍、八路軍華中總指揮部，陳毅任代總指揮(總指揮葉挺未到職)，劉少奇為政委。這便是後來新四軍新軍部的雛形。
陳毅升職而去，粟裕也跟著前進了半步，開始獨立打理江北指揮部。
但這時候，初來乍到的「中央大員」劉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負盛名的陳毅，不僅三個月前就決定將蘇北各部隊(包括八路軍南下部隊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隊)由陳毅擔任戰役上的統一指揮，而且不久後他還向毛澤東提議，重建後的新四軍軍部，“以陳毅代軍長”。
粟裕雖然剛創造了黃橋戰役以少勝多的軍事傑作，被劉少奇稱為「有偉大的決定意義」，但他到底還不是軍事主官，其運籌帷幄的實際內情並不為人知曉。因此，劉少奇並未對他留下後來的「黑馬」印象。
「皖南事變」後，劉少奇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成為華中戰略區的一把手，一師師長粟裕正式成為他麾下的戰將。
劉少奇在新四軍的時間並不長，一年後的1942年3月就奉毛澤東之命返回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之一(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但這麼短的時間內，他就敏銳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幹。
離開新四軍前的1月20日，他在華中局擴大會議總結工作時，給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師非同一般的評價。
他稱讚說：「我一師幾年來工作是獲得了最大的成績，在抗戰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勞。在我全軍中以第一師部隊作戰最多，戰果最大。」隨後，他還具體列舉了一師一些戰例以及其他許多工作的成績。
粟裕與其他師長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對這位軍部最高負責人的嘉許，他當然由衷高興，也深感任重道遠。
這時候，蘇南的新四軍六師打得不夠好，有不能立腳之勢。劉少奇當即向毛澤東提議，由粟裕統一指揮一、六兩個師。
毛澤東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獨挑大樑，成為唯一同時指揮兩個師的師長。
劉少奇經過九個月長途跋涉的「小長征」後回到延安，向毛澤東詳細地彙報了自己的工作。其間，他對粟裕還讚不絕口，高興地說在華中局和新四軍工作時發現兩個人才，“一是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他是農村工作的專家；二是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是新四軍7個師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個師長。”
毛澤東原本和粟裕有井岡山同吃紅米飯的淵源，劉少奇又如此力薦這位「黑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由劉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從這時開始到第二年春天，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這期間，在東北，劉少奇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並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在華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華中局的建議，“同意粟裕留華中任司令”。
同時，劉少奇還決定讓年長粟裕九歲，曾參與組織福建西部農民暴動，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老資格領導人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
華中軍區管轄原來新四軍的區域，與陳毅任司令員的山東軍區平級，劉少奇此舉，無疑是對粟裕相當的信任與重用。
但「有古名將風」的粟裕認為，由張鼎丞擔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更有利於工作和團結，因此向華中局建議，改任自己為副職，張鼎丞為正職。
在華中局未同意的情況下，粟裕直接致電中共中央，陳述自己這一建議和理由。
劉少奇接到電報後，認為粟裕擔任正職是適當的，也依然堅持原來的決定。
10月27日，華中局根據劉少奇的批複，再次宣佈華中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張鼎丞為副司令」。
當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懇切地說：「請求中央以鼎丞為司令，職當儘力協助，以完成中央給予之光榮任務。」
粟裕的誠意終於被劉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出於華中軍區領導上層團結考慮，願意在張鼎丞領導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賦予的重任。
劉少奇深為粟裕不計個人名利的公心與謙讓品格而感動，接電後進行了慎重研究，最後決定採納他的建議，但同時決定在華中軍區組建野戰軍，任命粟裕為華中野戰軍司令員，負責前方打仗事宜。決定之後，劉少奇親自起草了回電。
在執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過程中，華中局和陳毅提出新四軍除三師全部調往東北以外，其餘都部分抽調去山東或東北。這樣，不管是調往山東、東北的部隊，還是留在華中的部隊，都將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認為，這不利於部隊的建設和作戰，而應儘可能保留主力部隊的原有建制，以保持傳統的作風和戰鬥力。
因此，他多次向陳毅和華東局(華中局改稱)建議，但沒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著「本位宗派主義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陳述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出於對粟裕的信任，從諫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見，他為中共中央起草回電說，「其(粟裕)提議是有理由的」，“各師建制應儘可能不分割”。
華東局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方案。粟裕的建議與劉少奇的納諫，均為後來華東野戰軍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成為全國戰區戰績第一的野戰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這位老部下的輝煌戰果興奮不已，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幾樣難得一見的好菜，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勝利。
1948年5月，毛澤東調離陳毅，讓粟裕接任其職，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堅持謙讓後，改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這一決策的運籌過程，除了戰局需要與毛澤東的信任外，劉少奇的及時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與《傳檄到中原》兩書，曾披露陳毅突然被調離華野的真實原因：「中央有人說：‘陳毅在山東，很多有能力的幹部他沒有充分用起來，很多事情他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結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而這人和饒漱石的關係密切。」
這個人是指劉少奇。
饒漱石早年在東北期間，就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劉少奇曾在華中局會議上說：「饒漱石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優秀學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離開新四軍前，鄭重向毛澤東推薦饒漱石接替自己的職務，使之成為華中局與新四軍的一把手。饒漱石也由此成為華中以致後來華東戰略區與東北高崗、西南鄧小平、西北彭德懷、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儘管饒漱石很不地道，後來翻臉不認人，妄圖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劉少奇，但他們曾經關係密切，也是不爭的事實。
建國後，劉少奇雖然短時間兼任過軍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軍隊的具體事務，不久又相繼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因此與從未脫下軍裝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並未忘記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這一消息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訪粟裕的駐地。粟裕的秘書鞠開馬上進屋報告。
劉少奇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可謂位高權重。粟裕深感意外，連忙到大門口迎候，說：「少奇同志，應該下級看上級，豈有上級看下級之禮。真是不敢當啊！」
劉少奇接過粟裕的話，爽朗地笑道：「怎麼沒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來看你，不就有了嗎？」
粟裕也笑了。隨後，兩人互相慰問，暢談甚歡。
有來當有往，儘管相隔久遠了一點。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劉少奇家拜訪。
不久，劉少奇要求粟裕將所負責指導的各兵種、各部門以及有密切關聯部門的情況和問題，向他和中共中央彙報一次。
粟裕隨即向劉少奇提交了報告，分別彙報了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以及全軍裝備情況的現狀，五年計劃和遠景、存在的問題和措施，並且彙報了1954年各兵種及作戰部的情況。
報告中，粟裕還建議：「今後應主要加強海、空軍，而最近十年或十餘年內尤以加強空軍為主。」
1955年全軍授銜，在粟裕早已提出辭帥並獲毛澤東批准後的9月9日，負責決定元帥人選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即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召開會議，有關元帥軍銜授予問題成為議題之一。兩天後的晚上，中央書記處又召開會議，再次專門討論元帥軍銜授予問題。
會上，劉少奇提出對陳毅授銜元帥的異議。
此前的1954年9月，陳毅被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分工為常務副總理，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並「準備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國務院再次分工，確定陳毅分管第一、第二辦公室、民族事務和科學、衛生工作。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銜的標準，陳毅顯然也可以不授銜。
而如果陳毅不授銜，那麼南方紅軍游擊隊、新四軍以及華東野戰軍(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銜元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粟裕將再次成為當然人選。
顯然，劉少奇在給粟裕爭取授銜元帥的最後機會。
但這兩次元帥人選最後確定的會議，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均因正在北戴河療養而未參加，當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徵求他的意見時，周恩來主張給陳毅授元帥銜。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9月11日，周(恩來)致函，主張給陳毅授帥，認為給陳(毅)授帥，對陳(毅)現在和將來的工作都沒什麼影響。」
周恩來還引用了蘇聯布爾加寧的例子。他說：「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穿)。蘇聯的布爾加寧同志也有元帥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的頭銜了。可以說是一個例子。」
因為周恩來的堅持，劉少奇的異議未被書記處通過，粟裕也因此與軍人的最高榮譽元帥軍銜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懷被打倒。他曾向毛澤東施加影響，說粟裕「裏通外國」，引起毛澤東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
不想才過一年，「裏通外國」的帽子被如法炮製，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懷頭上。毛澤東生氣地說：“其他一切都好談，裏通外國就難辦了。”與上一年對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轍。
會議期間的一個下午，時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找到粟裕，關切地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
他是粟裕兩讓司令一讓元帥的見證人，當然不相信這位老部下是什麼「極端個人主義者」、「裏通外國」。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訴，恢復被潑了髒水的個人名譽。
不過，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出自己的問題，堅信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以說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劉少奇這個被毛澤東培養了二十餘年的接班人，沒能等上「接班」的風光日子，在飽受迫害中悲慘地辭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樂。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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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高崗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資料圖）
在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之後，高崗被撤消了一切黨內外職務，管教居住。在此期間，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終他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僅僅49歲的生命……
台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卧室僅相距四五米，並讓我（註：作者系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卧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雲，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卧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卧室、秘書卧室……似隨便走動，又像在察看什麼。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裏弄什麼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卧室，見高崗手裏拿著枱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牆邊。
「你在這幹什麼呀？」
「噢，沒什麼，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後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裏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佈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裏，顯然很反常。
「你是幹什麼！」
「我沒幹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後，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麼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那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麼多人，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裏，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沒有特別在意，只是反覆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著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睏乏了，她對高崗說：「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摺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裏。但要咽下這麼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於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正在看書的我聞聲大驚，慌忙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衝進高崗卧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卧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於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的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癥狀。”於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彙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結論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彙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總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後詳細彙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後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並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後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後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總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幹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
周總理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沒說會議內容。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例外，晚上8點半開會，這麼晚，而且是在這麼一個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後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8點半時，人都到齊，周總理宣佈：「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屍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著，周總理讓李力群彙報高崗自殺的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卧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枱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非常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彙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
當晚10點多，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著，只聽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佈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屍體胃裏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粘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裏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儘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後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後不知哪兒去了。至於安眠藥藏在什麼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彙報。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後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後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麼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夥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作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後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裏。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後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於19日從陝北趕到北京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乾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著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閑之輩。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後，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卧佛寺，這裏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裏當作身後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裏，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後，人們不聲不響、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後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