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3個研究機構，意大利政治、社會和經濟研究所，意大利國際外交研究所和意大利歐亞地中海研究中心聯合發佈了一份由多名獨立研究員撰寫的研究報告——《新疆：認識複雜性 構建和平》，通過調查研究，還原新疆問題的真相，報告批評以美國為代表的相關國家，借人權問題謀取地緣政治利益。
意大利3個研究機構發表報告，題為:《新疆：認識複雜性 構建和平》。
報告主要分為4大部分：1. 歷史地緣和經濟概述、2. 恐怖主義與分裂主義、3. 中國政府的應對以及4. 中國所受的抨擊。
這份意大利的研究報告稱，近年來，針對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高度政治化的媒體攻擊頻發，經常傳播毫無根據甚至是完全虛假的信息。而在這一問題上，真正在新疆生活過、做過研究的學者發出的沒有偏見的聲音，卻嚴重缺失，來自中國的許多觀點，僅僅由於意識形態原因就被西方先驗性地拒絕了。報告開宗明義指出，其寫作目的就是要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同的視角，與那些來自「五眼聯盟」國家和一些智庫充滿偏見且似是而非的指責，區別開來。
中國克服新疆地區不利自然條件，以現代化方式改革傳統農業。
在報告有關新疆地區的概述部分，引用大量數據和資料，客觀表述了中國政府多年來對新疆地區的大力建設。報告指出，當地的傳統農業順應科技浪潮，採取現代化技術，當地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源產業也逐漸摒棄過時的生產方式，採取更為尖端和可持續的技術。
報告稱，過去40年間，新疆進行的基礎設施工程，連通了新疆所有主要市、縣和大部分村莊。公路、鐵路、航運等基礎設施的發展，極大減少了當地惡劣的自然條件對生產活動的影響，對新疆的經濟增長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三產業方面，當地政府也積極推動文化和宗教類的旅遊景點，吸引海外遊客，促進當地旅遊業發展。
報告講到新疆曾經深受恐怖主義危害，中國政府採取治標兼治本的辦法，解決問題。中國政府以兩種方式應對：一個是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協助反恐，比如上海合作組織和鄰國合作，和中亞國家更多合作反恐；其次是制定新的法律，通過法律及其他手段，來遏制恐怖主義，提供更多工具，其中包括依法開展教培工作。中國政府想到了辦法，而且是有效的辦法。
報告認為中國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行動，是建立在法制、尊重人權，以及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基礎上的。
報告指出，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來自100多個國家的超過1200名代表，包括聯合國官員、聯合國常駐代表、外交官、記者和宗教機構代表等得以訪問新疆，沒有發現任何涉嫌因種族或宗教偏見鎮壓當地居民的證據。報告指出，「職業教育培訓中心」幫助曾經違法的人們重返社會，這類政策也已經被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效仿。許多學者和到訪者對中國政府採取的上述政策表示肯定，認為這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達到「去極端化」的目的。
對於此前有關新疆棉花採摘存在「強逼勞動」的指控，報告指農業產業鏈中數字技術極大普及，新疆棉花收割工作70%由機器承擔，而棉花採摘在當地也屬於高薪工作。
201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表聲明攻擊中國新疆人權問題。隨即，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等國在內的37國聯名致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支持中國的新疆政策。發動譴責中國的國家均為西方國家，而中國對新疆的民族政策卻得到了很多伊斯蘭國家的支持。報告引述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表態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民族的幸福生活，得益於中國的繁榮。」
報告最後部份講到中國反恐和發展新疆的努力，如何地被西方扭曲。
報告指出，2018年，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辦公室主任、前陸軍上校勞倫斯·威爾克森稱，中國新疆有兩千萬維吾爾族人，如果想破壞中國穩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新疆製造動蕩，直接從內部搞垮中國。
報告總結說，不論是從能源還是物流角度，新疆都是中國基礎設施和物流系統的中樞，具有戰略性作用。新疆地區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尤為重要，因此破壞新疆的穩定意味著阻止「一帶一路」建設相關項目的發展。為此，美國以及支持美國霸權的各類組織利用人權問題為自己謀求地緣政治利益，而且他們似乎並沒有為此感到良心不安。
意大利國際關係學者帕蘭迪。
組織撰寫這份報告的意大利國際關係學者法比奧·馬西莫·帕蘭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西方對於新疆問題的指控沒有任何證據。帕蘭迪說西方的一些智庫、學者和媒體炮製關於新疆的不實報告和莫須有的指控，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是他和其他學者決定撰寫這樣一份盡量客觀、獨立的報告的初衷：「我們的目的是通過引用大部分來自國際，很小部分來自中方的數據來解釋都發生了什麼，中方都做出了哪些應對，因為沒有人談到新疆長時間遭受恐怖主義侵害。所以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中國政府必須應對的問題。很多國際頂級學者都認為我們的報告比近些年那些出於利益而反華的材料更加客觀、更獨立、更可信。」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西方學者、智庫和媒體不斷話新疆「種族滅絕」、「強逼勞動」等等。帕蘭迪指出，這些人士和機構都是公開的反華人士和組織。他們的報告被包裝成獨立報告，西方國家依此推出了制裁措施，其目的根本不是為了保護人權，他說：「這些措施沒有科學依據，只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立場上的做法。這種事情之前多次發生過。至於美國和這些人權機構根本不關心新疆或者香港人的福祉，不關心推動和平共處的進程，只關心如何增加局勢的緊張。為什麼呢？為了地緣政治，爭奪國際權力。」
2019年帕蘭迪曾去過新疆烏魯木齊和喀什考察參觀，當地悠久的歷史文化、獨特的民族風情和優美的自然環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的新疆是一個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語言文化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更找不到任何關於所謂的「強迫勞動」、所謂的「種族滅絕」跡象。「他們對於新疆的指控都與事實不符。沒有關於中國存在任何維吾爾族進行農業生產或者其他生產的強迫勞動。我們沒有任何證據。我們知道的是那些從教培中心出來的年輕人去了工廠，要不在新疆要不在中國其他地方，獲得一系列工作的機會。但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那些指責。這就是事實。」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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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大國，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去追尋「美國夢」，惟時移世易，據《華爾街日報》25日報道，去年移居國外的美國人數量，超過了移入美國的數量，是自大蕭條以來從未出現過的「人口凈流出」現象。這場移民政策風波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逆轉：美國公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用腳投票，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帶著家人遷往生活成本更低及更安全的地方安居，到海外求學、遠距離辦公及退休。
有評論員將這波美國移民潮稱為「特朗普大逃亡」（Donald Dash），因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第二個任期以來，移民人數激增。但報道指，實際上這種現象已醞釀多年，其中包括遠距辦公的興起、生活成本的不斷上漲以及人們對觸手可及的異國生活方式的嚮往，也助長了這一趨勢。
有評論員將這波美國移民潮稱為「特朗普大逃亡」（Donald Dash），因自特朗普展開第二個任期以來，移民人數激增。
惟不得不承認，儘管歐洲經濟陷入停滯，歐洲國家與美國關係持續緊張，但歐洲的醫療、住房和教育成本要低於美國。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美國持續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在2023年曾創下近600萬人的入境移民峰值。但到2025年，這一數字暴跌至260萬到270萬。與此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2025年遣返了67.5萬人，另有約220萬人選擇「自願離境」。
美國公共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計算，美國在2025年經歷了淨移民負增長。
報道引述美國公共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計算，美國在2025年經歷了淨移民負增長，預計人口將減少約15萬人，預計2026年人口外流可能會加劇。
布魯金斯學會分析師指出，由於美國官方數據尚未完全反映人口外流情況，因此實際數字可能更高或更低。2025年，美國總移民人數約260萬至270萬，低於2023年近600萬的高峰。
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去年美國有67.5 萬人被驅逐出境，另有220萬人「自行驅逐出境」。
美國人對日益惡化的治安感擔心。早前明尼蘇達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發生移民執法槍擊事件。
《華爾街日報》對15個提供2025年全部或部分數據的國家進行分析，顯示至少有18萬美國人移入當地；報道指當其他國家公佈完整統計數據時，這數字可能會更高。
報道指，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幾乎所有國家的美國居民和工作者人數都創下歷史新高，且數字還在持續成長。
如葡萄牙官方數據顯示，自新冠疫情以來，該國的美國居民總數增長超過500%，單2024年就增長36%；而過去十年間，西班牙和荷蘭的美國居民人數也幾乎翻了一番，捷克的美國居民人數更增一倍以上；而去年移居德國的美國人比移居美國的德國人還多；愛爾蘭的情況也類似，2025年有1萬名美國人移居愛爾蘭，是2024年人數的2倍。美國人申請愛爾蘭護照的速度也達創紀錄水平，2024年為3.18萬本，2025年估計有約4萬本。
過去十年間，西班牙的美國居民人數幾乎翻了一番。
另美國人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數量也創下2004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裡，約有6000人遞交了申請。
美洲方面，美國人口普查局援引的一項墨西哥政府調查顯示，去年約有5萬名在美國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國人跨境前往墨西哥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政府已積壓了數月的公民放棄國籍申請，不少人希望取得外國護照，或規避對其海外收入徵稅。美國移民事務機構表示，2024年此類申請數量同比增長48%，2025年增幅可能更高。
報道又指，美國的搬遷公司數量激增，但仍難以滿足需求。這些公司中包括面向富裕階層的「LuxNomads」、吸引反對特朗普人士的「GTFO Tours」、針對非裔美國人的「Blaxit Global」以及面向女性、也是增長最快的「SheHitRefresh」。去年一項民調發現，40%的15至44歲美國女性希望盡可能永久移居海外。
這些搬遷公司表示，他們的新客戶不止是前往歐洲的年輕人或退休的父母，還包括中西部的小企業主，如建築師、財務顧問和工程師，他們希望節省醫療保健費用；另有中年離婚人士希望重新開始，而領取殘障補助或社會安全金的美國人則希望遷往海外後，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福利補貼。
值得留意的是，新一代美國移民比以往更可能帶著孩子一起移民，證明他們想紮根於當地，培養出一群能進入海外大學的下一代。
41歲的克里斯·福特（Chris Ford）在美國達拉斯一家房地產投資公司工作，但他帶著兩個孩子移居德國柏林，「在這裡，你不用擔心你的五歲孩子去幼兒園參加應對槍擊案的演習」。福特現在柏林協助營運一個兒童棒球聯盟，該聯盟的球員人數在過去3年中每年都增一倍，「美國的工資更高，但歐洲的生活素質更好。」
報道指，這些移民反映了美國對美國未來和生活方式喪失信心？在訪談中，這批人指出了移民的動機，似乎是經濟利益、生活方式偏好以及對美國發展方向失望等多種因素交織出來的結果。
他們列舉的因素包括暴力犯罪、生活成本高和動蕩的政治局勢。特朗普的連任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因素，儘管也有人投票支持他。但結構性和社會性的轉變遠比這深刻得多。
根據人口普本歷史統計數據，美國上一次出現遷出人口超過遷入人口的現象，要追溯到1935年。當時，經歷經濟大蕭條後，許多美國人決定搬到蘇聯居住，超過10萬美國人申請在蘇聯的工廠工作。由於大量缺乏技能的美國人湧入蘇聯，以至於蘇聯政府1938年起要求來自美國的入境人員出示回程機票。
如今，歐洲國家開始吸引美國人，歐洲多國政府放寬了簽證規定並修改了稅收制度，允許美國人以更低的稅率在歐洲生活。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交易」背後的邏輯是，美國擁有更高的薪金水平、流動性高的勞動力以及數以百萬計渴望更好生活的公民；而歐洲國家則需要這些勞動力以及他們帶來的收入，以支撐歐洲負擔日益沉重的退休體系。而歐洲提供低廉的醫療保健、適合步行的城市，許多城市的住房仍相對便宜，且供應充足，學校的學費合理、安全亦比美國更高。
在葡萄牙里斯本街道上，美國人正在搶購住戶；愛爾蘭房地產經紀人發現，在都柏林繁榮的大運河碼頭區域，每15名居民中就有1人出生於美國；在墨西哥邊境，護老院的數量日漸增長，美國老年人開始跨境在墨西哥接受低廉的護理。
美國學生紛到西班牙、蘇格蘭和英格蘭留學。
《華爾街日報》訪問了12名在美國學習的美國學生，他們分別在西班牙、蘇格蘭和英格蘭留學，但只有一人計劃返回美國。來自加州聖莫尼卡的聖安德魯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Brody Wilkes指：「我的想法是，如果週末能飛去奧斯陸、柏林或哥本哈根，哪怕在倫敦當侍應，我也沒所謂。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比在美國苦苦掙扎於公司工作，或者在洛杉磯工作，還要面對高昂的房價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