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29年的悲慘處境：感嘆「人生易老」

1929年毛澤東在閩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10月初，毛澤東來到福建上杭縣，住在臨江樓。10月11日恰逢農曆重陽節，當時臨江樓庭院黃菊盛開，他觸景生情寫下《採桑子·重陽》詞一首：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重陽節期間福建根本沒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詞的末後一句，道出了毛澤東當時的悲慘處境與霜的心境。

屢受打擊的處境

「開除黨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強調，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會議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朱毛」之爭與毛澤東“難以繼續工作，準備赴俄留學”。對於「朱毛」之爭，很多年前是一個忌諱的問題，近些年來，黨史界多有研究。實際上，其爭論過程和爭論的主要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和論述的是毛澤東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林彪寫了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專門講了「朱毛」的爭論。這封信收錄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岡山時期「朱毛」爭論的起因很多，爭論內容更多，僅就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就列了十四個：「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等。

在這些爭論中最根本的問題只有一個，即毛澤東說的「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

1929年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與朱德主要圍繞保守主義與游擊主義、「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即家長制與民主制、“黨權”與“軍權”即軍委與前委等問題，發生爭議。“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書記（毛澤東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說：“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部隊，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紅軍第四軍派遣留俄學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來代替人員時即動身。”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朱、毛沒有離開部隊。然而，毛澤東卻因與陳毅之爭，離開了部隊。

「毛陳」之爭與毛澤東的“兩次”處分。作為紅四軍“三號”首長、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對於朱、毛之爭一直起調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岩召開，陳毅主持會議，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各種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會前，給毛澤東致信，讓他參加會議。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因此信，毛澤東再次受到處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

毛澤東的「訃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澤東轉移到福建上杭蘇家坡途中患病。國民黨媒體造謠說，毛澤東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聽到毛澤東病逝消息後，於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補發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雖然是因誤傳而發的訃告，但說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尊重。

「萬里霜」的心境

毛澤東寫《採桑子·重陽》時，不滿36周歲。「人生易老」是感嘆，「萬里霜」是他當時真實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見當時毛澤東賦閑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親人的程度。

「饒豐書房」。毛澤東離開部隊後，“到閩西永定金豐大山，住在只有十來戶人家的牛牯撲一個小竹寮里。在這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裏，除了服藥治病，大量時間是讀書看報，批閱戰場上送來的情報、查看軍事地圖、擬定作戰方案等。這個竹寮，既像是戰地指揮所，又像是文房書室，毛澤東親筆在一塊木板上題寫‘饒豐書房’，把它掛在門口”。為什麼起“饒豐”這個名字，饒有興趣，豐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賦閑，讀書取樂吧。

《模範英語讀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敵人圍剿，毛澤東隨鄧子恢轉移到福建上杭縣，在蘇家坡住了一個多月，「貪婪地閱讀當時所能找到的書籍，有一本《模範英語讀本》，天天朗讀一段課文」。反正，無所事事，學點英語消磨時間唄。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擊或疾病纏身時，往往想念親人。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封信，說：“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毛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1927年8月31日離開楊開慧，整整一年沒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擊能不想老婆孩子嗎？

周恩來與「三巨頭」握手言和

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鬥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劉安恭於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途中犧牲）

8月21日，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派別鬥爭”是錯誤的。周恩來的這封信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對於化解“朱、毛、陳”之間的隔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委來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確定，以周恩來8月21日代表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來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徹底解決與和解紅四軍「三巨頭」的爭論，指明了原則，提供了依據。

陳毅帶回來信後及時貫徹落實，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休養處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便隨前來接他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半年後，當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塗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裏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毛、朱、陳「三巨頭」的和好，使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划上圓滿句號。毛澤東的「萬里霜」心境，也發生了轉變。於是寫下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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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劉少奇和王光美在香山（資料圖）

「我永遠不反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夥精心炮製的所謂批「二月逆流」，是把“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推向高潮的重要一步。此後，中南海里貼出了許多誣衊朱德、陳雲、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字報。

少奇同志看到這些大字報後，心情非常煩躁和不安，整天不說幾句話。光美同志告訴我：「少奇同志這幾天吃不好飯，睡不著覺。」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了電鈴把我叫去說：「你把這封信去送一下。」我一看信封上寫著：周恩來總理。拿到辦公室登記時，才發現沒有封口，我抽出來一看上面寫著：

周總理：

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報，感到憂慮和不安。中南海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現了一些極不嚴肅的大字報。他們把我當成敵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當做敵人了，怎麼辦？

劉少奇

我把這封信送到總理辦公室時，值班秘書說總理正在同別人談話。我便回來了。

第二天，總理辦公室就送來了周總理的親筆信：

少奇同志：

你要好好休息，剋制自己，你的意見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

此致

敬禮！

周恩來

隨後不久，江青一夥又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衝進了少奇同志的住處。他們先把少奇和光美同志趕到院子裏，一部分人就在辦公室和寢室里凡是能貼大字報和大標語的地方都貼上了。一部分人提著白灰粉桶，在少奇同志經常散步的院子裏的大方磚上刷上了標語，還在少奇同志的名字上有的打×、有的倒寫。從此少奇同志不論吃飯、睡覺、散步，也不論抬頭、低頭，只要一睜開眼睛，映入眼帘的全是污衊他的大字報和大標語。

這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夜晚。衛士們看到造反派要把少奇同志往院子裏推時，連忙給他穿了件棉大衣，戴上了棉帽子。光美同志還沒來得及穿大衣，就被推到院子裏了。

院子裏有幾棵海棠樹和幾棵小松樹，走廊里幾隻小電燈把微弱的光線透過稀疏的樹枝射向院裏，到處一片灰暗。但這並不影響造反派高漲的熱情。他們肆無忌憚地圍攻少奇和光美同志，質問一句，喊一陣子口號，如果少奇同志答覆問題，他們就說「不老實、胡說、狡辯、放毒」，如果不答覆問題，他們又說：“理屈詞窮、負隅頑抗”，讓人真是無所適從。

當喊「劉少奇必須向毛主席低頭認罪」的口號時，就有人去強行按少奇同志的頭，並把他的帽子打掉到地上。光美同志急忙彎腰揀起帽子，給少奇同志戴上。這時有人就喊：“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王光美！”光美同志不慌不忙地說：“他感冒了你們就批鬥不成了。”

他們又質問少奇同志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少奇同志抑制住滿腔的怒火，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我已說過多次，對毛主席，我過去不反，現在不反，將來也不反。我永遠不反毛主席！」

光美同志聽到少奇同志的聲音帶著憤怒，怕造反派的圍攻升級，便用懇求的口氣說：「先讓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歡迎大家對他提出同志式的意見。」這時機警的衛士乘機把少奇同志拉進房內休息。光美同志話音未落，造反派便將圍攻目標轉向她：“你為什麼到東南亞訪問時要穿旗袍、高跟鞋，要戴項鏈？”光美同志斬釘截鐵地回答：“我還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這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們在不斷高喊“打倒資產階級分子王光美”的口號時，有幾個人從少奇同志會議室抬出一張獨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圓桌，人上去稍不平衡就會摔下來作者注），強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覆問題，理由是讓後面的人看得見，其實是取笑她、侮辱她。

當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就是‘形左實右’」時，她大聲說：“搞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講四清的經驗是毛主席批准的。”這下又招來了一陣口號聲“不許放毒，不許胡說八道”。還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來，就是中、美、英合作，連他們的名字都是反動的，這是不折不扣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我們絕不能與帝國主義合作。”又是一陣口號聲。這時有人喊“把桌子給她掀翻！”衛士們趕快站在桌子周圍，將光美同志保護起來。

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離開辦公室，又怕造反派鬧出亂子來。我懷著焦急和恐慌的心情來回在辦公室門口走動著，注意著造反派的動向。在整個鬥爭會過程中，我仔細觀察了造反派的狀態，這些人的表情、神態和舉止動作有很大區別，除少數幾個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揮動著《毛主席語錄》，張牙舞爪，用嘶啞的嗓子邊叫喊邊質問外，多數人則是站在周圍，既不喊口號也不提問題。散會後，幾個平時熟悉的人進了我的辦公室，有的說：「要知道這樣胡鬧，我就不來了。」有的說：“讓人家站在獨腿桌上，摔下來怎麼辦？”有的說：“我是特意來看劉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幾年了，還沒親眼見過劉主席呢。今天見了，此生不遺憾了。”後來聽說，有幾位來參加鬥爭會的人也被鬥爭了，並戴著各種“帽子”被送進了學習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對我說過心裏話的人。

此後一段時間，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衛士來看我時說：「中南海的一個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電話撤了。」“少奇同志沒說什麼？”“他說：‘沒有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批示，任何人無權撤我的電話。’造反派可不聽這一套，他們橫眉豎眼說：‘我們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資派，已沒有權力使用電話。’說著就蠻橫無理地將線扯斷把電話機拿走了。”我又問：“警衛局是什麼態度？”“我們請示了警衛局，但沒有人管這個事。”“怎麼沒有撤我們的電話？”“造反派說，你們的電話暫時還可以用，要把你們和劉少奇區別開來。”我無可奈何地說：“撤電話可不是造反派敢幹的事，連警衛局也管不了，看來問題越來越嚴重了。”那位衛士也憂心忡忡地說：“我們都很害怕，都想早日離開這裏。”

衛士走後，我前思後想，越來越感到緊張，不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央、特別是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究竟是什麼態度呢？第二天，我來到中辦機要室找到當時的負責人賴奎同志，我想以調動工作為幌子，試探一下他們的口氣。

「作為機要秘書，我在少奇同志那裏早就沒事可幹了，把我調走吧，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我說。

賴奎回答：「你的行政關係和組織關係都在警衛局，這裏只是一點業務關係。劉少奇的問題，中央還沒定性，誰敢調動你的工作？」

我說：「把他的電話都撤了，還不是敵我矛盾？」

「什麼，把電話都撤了？我還不知道。」他很驚訝，又說：“造反派早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為來定性，中央沒有討論，毛主席還沒有表態。你先回去，關於調動的事，我們跟汪東興同志商量一下再說吧。”

雖然沒有得到準確的消息，但我心裏總算踏實點了。

那段時間，局勢相對緩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懷仁堂前面看大字報。突然有人喊了聲「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這時許多人都向喊口號的人看去，原來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強的女青年，想通過自己的呼喊，達到一呼百應的效果，在這裏開闢一個批鬥劉少奇的戰場，但她萬萬沒想到，那麼多的人竟然沒有一人響應，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沒想到，一會兒從懷仁堂東面來了幾位警衛戰士，他們看到少奇同志後，都擁到他的身邊，爭先恐後地向他敬禮。少奇和光美同志熱情地同這些可愛的戰士親切握手。這激動的場面感染了周圍的許多同志，他們也紛紛走過來同少奇和光美同志握手。

這非常時期不平凡的握手，表達了人們對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極大同情和理解，也表達了人們對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限憤慨和強烈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