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胡耀邦與《苦戀》作者白樺握手。
經歷了「文革」十年禁錮，電影幾乎成為壓抑許久後中國人最熱愛的文化消費品。有人統計，1979年全國每人平均觀看電影達28次之多。而「文革」十年，被允許公映的電影加起來不超過五十部。著名的電影刊物《大眾電影》1979年復刊，到1981年，單期發行量就從起步的50萬份一路攀升到創紀錄的965萬份！可見當時人們文藝熱情之噴涌高漲。
影《紅樓夢》，「文革」中被當成宣揚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打入冷宮。1978年，這部國產老片一解禁，反響巨大。一位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的經理回憶當年的盛況，下午四五點就有人來排隊買第二天的票，“人山人海，排出去幾條馬路”。全國三十六家電影院二十四小時連續放映，仍然一票難求。有人評價，《紅樓夢》的解禁，似乎預示著我國的電影創作中，正常的感情表達不再被禁止。
但觀念的真正復甦無疑需要時間。七十年代末，人們看到的大都是引進的譯製片和「文革」前的國產片。文藝界的觀望態度一時佔了主流。作家王蒙說：“大衣兩個口袋裏放著兩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幫’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資派的。寫難不住我，我不是不會寫。你形勢怎麼發展，我有什麼辦法？”而最能反映出這種社會思想的激烈鬥爭，莫過於電影《苦戀》所遭受的命運。
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
電影《苦戀》由作家白樺的小說改編而成，講述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悲歡離合。他從小家境貧寒，才華滿腹，後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逃往美洲，在那裏成為著名畫家。新中國成立後，凌晨光夫婦執意回國。但不久「文革」爆發，一家人慘遭迫害。此後，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蘆葦盪，靠生魚、鼠糧為生。劇終時雪停天晴，而凌晨光生命之火將熄，他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在雪地里爬出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屍體成為問號上的最後一點。
劇本發表於1979年9月，馬上便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曾派人到拍攝現場傳達指令：結尾那個大問號不能拍。商量半天，雙方將「問號」改成“省略號”：最後一枝風中蘆葦在太陽的光暈中搖蕩，伴隨六聲強勁的鼓點，將六個黑點釘上了銀幕。
即使這樣，電影《苦戀》（後改名《太陽和人》）還是引發了爭議。影片被人詬病氛圍過於壓抑，主人公不該在「四人幫」粉碎時死去，而片中女兒那句犀利的台詞“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更是在審片時被解讀成對黨的歪曲和反對。有領導幹部看後，直指片尾打出的省略號：“這部電影很惡毒，對著紅太陽打了六炮。”
「說實話，我當時根本就沒重視它，沒想到後來會引起那樣大的波瀾。」白樺回憶道。他的妻子王蓓就曾因參演過《武訓傳》而受到批判。白樺記得劇組特別有凝聚力，拍的時候大家很有激情，都自稱“苦戀者”。“我看了七遍，沒有一遍不流淚的。那是我們的生活，它記錄的是生活！”但迫於形勢，1980年12月23日，白樺不得不在《解放軍報》上撰文承認：“劇本《苦戀》是不利於人民、不利於社會主義的作品。”
影藝術》、《大眾電影》兩家雜誌聯合召開「電影創作和理論座談會」。《苦戀》在會上一經放映，馬上成為了焦點，出現了“一邊倒”態勢：持批判態度的人一發言，就被讚揚的人打斷。主持會議的人幾乎不知道怎樣收場。最後文化部給出意見：這部片子是有錯誤的。
幾天後，白樺求見胡耀邦，請他看看影片《太陽和人》。胡耀邦拒絕了他：「這部影片在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贊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贊同。希望你們的電影能夠通過，然後也能在電視上放，我會坐在這張藤椅上看。」
隨後局勢發展得有點剎不住車了。《解放軍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將《苦戀》上升到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北京日報》、《紅旗》雜誌、《長江日報》等相繼發表批評文章。至此，批判白樺和《苦戀》的聲浪激起震動全國的軒然大波。面對上綱上線的批判，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影評論家鍾惦斐，阿城曾向父親請教，為什麼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而書就相對好點？鍾老答道，電影是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唯其能進，所以麻煩。
導演彭寧也與禁片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前他導演的電影《瞬間》，以「文革」期間林彪事件為藍本，影片被禁。後來又開禁放映了沒幾日，就再次因不明原因撤下，從此了無聲息。1981年，沉寂多年的彭寧執導電影《初夏的風》，此片再次遭禁。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劇組中有個剛入門的美術助理叫馮小剛，現在他已是中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導演。而彭寧就此心灰意冷，從中國電影舞台上徹底消失了。
第五代導演的探索與突破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第五代導演高歌猛進的年代。被認為是第五代導演開山之作的電影《一個和八個》，當初就是幾個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的苦悶畢業生的大膽嘗試。張軍釗任導演，張藝謀、肖風任攝影，何群任美工師，這些日後的電影界紅人大學畢業不滿一年，就全部獨立拍片，在中國電影界確是「史無前例」。電影改編自郭小川同名長篇敘事詩，甫一誕生就讓人驚呼劃破了一個時代的美學觀念。全片淡化戰爭衝突，更多是探討關於“人”的疑問；以往革命電影中十惡不赦的壞人，第一次在銀幕上呈現出人性本身複雜的力量。
幾位年輕人興沖沖地把「處女作」送審時，正碰到當時文藝界大批“人性論”，《一個和八個》與《被告後面》兩部電影，當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來重點批判。影片拖了整整十一個月，共修改107處，才最終於1984年10月獲得通過。公映三年後，《一個與八個》還被收回拷貝重新剪輯發行。
同樣被多處修改、險些成為禁片的還有第三代老導演謝晉的代表作《芙蓉鎮》。這部電影拍於1986年，在當時轟動一時，引發了人們對「四清」、“反右”、「文革」等歷史問題清算的熱情，它總體上還是一部謝晉式的“哀而不怒”的電影，在審查半年後終得通過。但當時論爭之激烈從一件小事可見一二。《芙蓉鎮》準備在上海美琪大劇院舉行首映式，當天買票的人把大劇院的玻璃全都擠碎了。主演姜文和劉曉慶在北京買好了機票，卻被攔在了機場，“能不能演還不知道呢”。謝晉說，即使到了放映之日，文藝界仍吵得一塌糊塗。
最後上級規定《芙蓉鎮》可以在國內上映，但禁止在國外放映。謝晉找到中宣部的幾個領導交涉，他搬出理由：《芙蓉鎮》的原著是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得主，「當時巴老（巴金）還在呢，這是經過他首肯的」。幾個領導把電影對比著原著又看了幾遍，給出了終評：“謝晉導的這部片是忠於原著的”。《芙蓉鎮》才算通行於世。
但導演吳子牛就沒這麼幸運了。1985年，他「試圖站在一個高於狹義戰爭的高度」，拍出了直接面對中越之戰的戰爭題材影片《鴿子樹》。當時仗還在打，電影就在離前線不遠的地方實拍。影片在全國電影創作會議放了兩場，反應都很好，但最終難逃被禁的命運，吳子牛說：“你不能對這場戰爭有任何的評議，你只能說它好。”讓他揪心的是，《鴿子樹》當時只做了聲畫雙片，還未做校正拷貝就不讓生產了，而雙片只能保存20年，其間他多次向有關部門提議，自己出錢把拷貝做了，“《苦戀》還做了兩個拷貝呢”。《鴿子樹》也許時至今日仍靜靜躺在陝西臨潼的國家影片倉庫里，命運未卜。
三部電影三種遭遇，可見八十年代電影擺脫思維桎梏的探索之路，走得並不是那麼平順。
從地底下鑽出的第六代電影
1993年，廣播電影電視部頒佈了著名的「3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文件指出：“影片銷售，既可通過出售地區發行權、單片承包、票房分成及代理髮行方式進行經濟結算，亦可根據購銷雙方協商的其他方式進行經濟結算。”這標誌著市場機制正式引入中國電影業，票房成為創作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馮小剛就曾調侃：「第三代和第四代導演佔據著寶殿，他們把大門看得很死。接著第五代導演殺到，他們沒走大門，‘破窗而入’，然而第五代導演殺入這座電影寶殿後，同第四代一起把窗子關嚴了。後來，第六代導演竟然也殺入了這座寶殿，他們既沒有走門，也沒有走窗戶，而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
張元拍攝於1990年的《媽媽》，是「第六代」導演的開山之作，一誕生就決定了這一代人出場時的“地下”身份。張元讀大學時就開始給法國、瑞士電視台拍紀錄片，“在這個過程中開拓了眼界。原來，還可以用這種方式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他畢業後分配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但沒去報到。他想按照自己的思路拍片。一個被兒影廠和八一廠先後放棄的本子《媽媽》，張元把它撿了起來。
當時全國有十六家電影製片廠，只有這些電影廠有廠標，拍完買一個廠標掛上，才算是正式出品。張元和同學王小帥共同策劃買廠標，但失意而返，執意將片子拍出來的張元在沒有廠標、未經劇本審查的情況下，找一家私營企業籌集20多萬拍完。完成後他們才向西安電影廠買到了廠標，由其送審發行。電影講述被丈夫拋棄、獨立撫養腦殘兒童的年輕母親的故事。為了節約成本，全部採用業餘演員，編劇秦燕出演主角媽媽，出演腦殘兒的黃海波後來報考了北影，如今活躍在電視劇圈子裡。這個親情故事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真實殘酷，片中有母親手淫的鏡頭，也有腦殘兒可能被拋棄而死的開放式結局。
張元後來才知道，《媽媽》是自1960年代彩色膠片取代黑白膠片後，中國新時期第一部黑白故事片，還是1949年以來第一部獨立製片的電影。但這部電影在國內首發時，只獲得寥寥六個拷貝的訂數。《媽媽》的錄像帶被香港影評人舒琪偶然看到，他慧眼識珠，將其寄給法國南特電影節主席阿蘭，《媽媽》馬上受邀參展。當時王家衛在北京，還是托他將拷貝塞進行李里，才讓電影與國外觀眾見面。未經任何審批手續出國的《媽媽》，在南特電影節獲得了評委會大獎與觀眾大獎，張元說「大概參加了一百多個電影節，幾個拷貝幾乎要放爛了」，但同時後果是“電影局非常憤怒”。
張元的同學王小帥，1991年畢業後被分配到福建電影製片廠，他一共在那兒待了三年，其間創作了五個劇本，一個也沒有被領導看上。百無聊賴，為了抵禦孤獨，王小帥在牆上寫下了「鎮靜」兩個字。但若干年後，他回憶起來仍無法鎮靜：“我寫了那麼厚的申請書，想當導演最後都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到這個消息，最後開完那個會說，不讓我們拍。明確表態不讓我們拍。我還不跑嗎？”於是王小帥選擇了出走，1995年被福影廠公開除名，徹底踏上了獨立拍片的道路。
影中女人春選擇出走美利堅，而男人冬最終進了精神病院。改革大潮席捲而過後的人心彷徨，在冷峻的色調中展露無遺。《冬春的日子》也送到希臘電影節並獲獎，1995年該片被英國BBC選為電影誕生以來百部最佳影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選的中國影片，但無法公映。
無可奈何的「自禁」
《媽媽》開創的模式，幾乎成為後來「第六代」們效仿的地下生存法則：小成本製作和頻繁參加國外影展。婁燁、章明、管虎等一批年輕導演拍出了《周末情人》、《巫山雲雨》、《頭髮亂了》等各具風格的作品，相繼在國外三大電影節外的小眾電影節紛紛抱得獎盃。這種繞開體制“牆裏開花牆外香”的方式，一度刺激了官方機構對第六代導演的集體封殺。
部下文《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吳文光、何建軍、寧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參加國外影展予以懲罰。當時張元正在拍電影《廣場》，八一電影製片廠聞風將借給他的攝影機給收了回去。從此，有關部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文批評某個或某些人，甚至禁止他在若干年（一般是二至五年）內拍片。姜文、賈樟柯、婁燁等都曾遭遇過，其中對於田壯壯的處罰最為嚴重。反映新中國曆次政治運動與一個家庭悲歡離合的《藍風箏》一片在東京電影節參展時，中國電影代表團集體退賽抗議，他本人近十年不得再執導筒。
張獻民的《中國大陸1990後禁片史》一文，對於審查制度有過深刻反思。他本人就多次出演和參與制作「禁片」。“大陸電影審查制度是個公務員內部的制度。它不對公眾開放，不像多數法庭審判或價格聽證。”一個細節的主觀認定，可能就會成為一部片的雷區。王小帥獲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的《十七歲的單車》國內被禁，據說得到的審查意見是“該片反映了北京部分雜亂無章的衚衕，將影響我國申奧。”而參與審查的，有時還不止電影局一個部門。張獻民舉例，比如兒童題材要請婦聯的同志參加。張揚的《愛情麻辣燙》，就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刪掉了片中兩個高中生天黑後站在學校自行車棚的鏡頭，理由是在沒有成年人陪伴的情況下，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呆在不明亮的角落裏。而犯罪題材的片，則要請公檢法等部門審看，如果後者認為劇本太過黑暗，或影片的英雄人物不夠典型，都會要求電影做出相應的改動。
「禁片」並不像一般想像的那樣都是極端扭曲、變態血腥，實際上成為一部「禁片」也許毫無規律可循。「禁片」的題材千變萬化，有同性戀、暴力、性等邊緣題材，也有極為普通的日常生活。對此，審查部門有具體的意見還好，最可怕的是沒有期限的擱置，有時一拖就是好幾年。
1995年，路學長的處女作《長大成人》、王小帥的《扁擔姑娘》、王朔的《爸爸》與黃健中的《大鴻米店》審查時都被擱置，意見是需要修改，但從上到下都不知道該怎麼改。《長大成人》和《扁擔姑娘》冷凍四年半後，在多方努力下才終得通過。王朔則失去了耐心，放棄等待。黃健中拒絕修改，於是《爸爸》《大鴻米店》順理成章成為「禁片」，日後有DVD流出，因為管音像出版的不是同一個部門。更多的人選擇了「自禁」，乾脆就不再寄希望於通過，不再報備、送審。
1997年，賈樟柯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拍出了處女作《小山回家》。1997年的《小武》一樣屬於粗糙和低成本作品，但對底層日常生活場景毫無塗抹的展示，讓它表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國外各個電影節上獲了六七個獎。這兩部片都是地下獨立製作，無法公映，只能是小圈子內的喝彩。
影製片廠，他和上影的文學策劃部門共同修改劇本，找各種專家提意見，最後將自認「非常清潔的劇本」交到上級部門，請求取消此前對他的禁令。
但賈樟柯等了整整兩年，此間數次被主管部門叫去寫檢查和保證書，但沒有等到任何明確的答覆。最後他認為再也等不下去了，萬事俱備，非拍不可，只得被迫接受《站台》也成為「禁片」的命運。此後他拍《任逍遙》時，“就再也沒有任何幻想，再也沒有把劇本拿給有關部門審查。”
審片制度改革在路上
從1995年起，電影局決定與國際接軌，中影公司開始每年進口十部「大片」，中國電影市場第一次開始採取“票房分賬”。加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為首部進口大片，以2500萬元人民幣創造了第一個票房奇蹟。荷里活商業大片的引進，直接衝擊著中國本土市場。但是電影業的審查制度，並沒能鬆動多少。張元坦言：“中國電影在錢的困境中還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審查。”
1995年，張藝謀的《活著》不能公映引起輿論喧嘩。余華的原著本就享有眾多的讀者，張藝謀已是拿過金熊、金獅的國際知名導演，作品還牽涉海外投資，一時引發輿論沸騰：既然小說能出版，當初拍前也通過了審核，卻為什麼不允許放映？但這一切沒能改變《活著》被禁的命運。張藝謀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及此事，只說了句：「我個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覺得無能為力。」
一些港台背景的導演，同樣經受著大陸電影審查制度的考驗。1998年，王家衛本來想拍一部《北京的夏天》，用一個愛情故事描述他記憶中的大陸。立項需要審查劇本，一向以不寫劇本聞名的他只好寫出一個本子上交。但管理部門卻始終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見，他最後只得放棄，輾轉在香港和曼谷分別取景，這便是日後風靡一時的《花樣年華》。而張婉婷的《宋氏三姐妹》，拍完後歷經了「複雜而漫長」的修改過程，被壓了三年多，做了重大刪改後方得以上映。但在香港這種電影資金周轉極快的市場經濟下，三千多萬港幣稱得上當時的大投資了，壓了三年多，相當於資方在這個項目中虧損了一億多港幣。香港投資者的信心被打擊得一塌糊塗。
引進的外國大片也無法倖免。一些影片必須「稍作修改」才能進入大陸，但很多導演並不願意看到自己的片子被改。史匹堡的名片《辛德勒名單》，中國審查機構建議他把奧斯維辛集中營兩千多名猶太戰俘赤身裸體的鏡頭拿掉，而他堅決拒絕。這直接導致了這部經典作品無法與大陸觀眾在影院見面。
1996年公佈、2002年修訂的《電影管理條例》中規定了自送審30日內審查機構將作出答覆；2010年7月1日，《關於電影全面實行「一備二審制」的公告》生效，將電影的立項和初審都交給省級廣電部門負責，部分地方還擁有部分影片的終審權，標誌電影管理體制從高度集權逐步變為分權，降低了審查成本和時間。電影主管部門在作出改革，只是任重而道遠。
近幾年國產電影中的血腥暴力鏡頭就令人十分憂心。由於沒有電影分級制度，許多家長帶著未成年的孩子上影院看電影，卻碰上了像《風聲》這樣雷人的情節：釘椅、老虎凳、電刑、一條繩、毒針沒有心理準備的觀眾被出乎意料的血腥、暴力場面嚇得不輕。其他諸如《花木蘭》中趙薇手執敵軍頭顱；《可愛的中國》中近距離射擊將婦女背簍里的嬰兒殺死，血漿汩汩湧出；《秋喜》中剪斷手指、人趴在血泊里等鏡頭，即使是成年人看了也頭皮發麻。許多國產片過得了政治關，也能刪掉一些露骨的性愛鏡頭，卻為了票房和市場而「嗜血成性」。
近來老導演謝飛發表公開信，呼籲用電影分級製取代審查制度，再次引發熱議，得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響應。而另一件有意味的巧合是，2012年12月24日晚上，早已回歸「地上」的導演賈樟柯發了一條微博：“忍無可忍則無需再忍。重回地下！”網友紛紛猜測也許是他的武俠題材新片《在清朝》再次審查受阻。“中國式禁片”的未來依然陰晴未定，中國的電影觀眾還在繼續享受著有人替你的思想和道德操心把關的待遇。（參考資料：張獻民《中國大陸90後禁片史》、導演吳子牛、張元等人的公開訪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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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仁曾經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
1949年9月中旬，毛澤東對前來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陳明仁說：「新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開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獨缺少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你是第一個，你來了，代表性就全面了。」陳明仁是國民黨軍著名將領，他在長沙率部起義後，成了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五軍軍長。
程潛開後門，陳明仁成了黃埔軍校學生
陳明仁的從軍軌跡讓兩個人意想不到。一個是老校長程潛，一個是新校長蔣介石。
程潛沒有想到的是，自己開後門進來的學生陳明仁，官至中將，還與自己一同率部起義，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之中。而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大力栽培的陳明仁，最後竟然起義了。
1903年4月7日出生於湖南省醴陵縣洪源鄉洪源沖的陳明仁，於1924年春趕赴廣州投考陸軍講武學校。講武學校是孫中山委派程潛開辦的。程潛兼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李明灝任教育長。可當陳明仁趕到廣州時，講武學校已停止招生。
一心想投筆從戎的陳明仁，拿著在長沙兌澤中學的優秀成績單，找到了同鄉程潛和李明灝。程、李見陳明仁一身靈氣，相貌不凡，學習成績又優秀，便有心想錄取他，但又苦於「同鄉之嫌」。於是，程潛和李明灝幾番商量，將陳明仁的籍貫改為“瀏陽縣”，錄取編入了文化水平較高的第一學生隊。
1924年9月，講武學校與黃埔軍校合併，陳明仁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六隊學習。1925年1月，陳明仁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團見習排長。此時，盤踞東江的軍閥陳炯明計劃攻打廣州。孫中山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決定進行東征，平定陳炯明之亂，史稱「第一次東征」。在第一次東征中，陳明仁敢打敢沖，指揮一個排在東莞城內，繳獲了一個營的槍，立下大功，受到團長劉堯宸的誇獎：“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曉得陳明仁比我還不怕死。”他報請東征軍第一軍軍部批准，將陳明仁破格升為教導團一營三連連長。
陳炯明被擊潰後，又得到了外援，趁東征軍回師廣州之機，復據東江地區作亂，於是，孫中山再次決定東征。第二次東征軍總指揮是蔣介石，總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部隊於1925年10月初從廣州出發，10月中旬開始進攻惠州城。
惠州城防司令是陳炯明部的一個叫楊坤如的師長，楊坤如是粵軍著名的驍將，再加上惠州倚山帶河，三面環水，易守難攻，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10月13日傍晚，擔任衝鋒團團長的劉堯宸親自率隊衝鋒。在架梯登城時，他不幸被一梭子彈擊中頭部，當場陣亡。擔任敢死隊隊長的陳明仁一個箭步撲在劉團長身上，悲憤交加，痛心疾首地呼喚：「團長，我要為你報仇！」
說完，陳明仁猛站起來，轉身對副連長說：「今當以死報國，如你我兩人有幸一人活著攻下惠州，父母妻女互托照顧！」說完，陳明仁把連隊一分為二，與副連長各帶一隊繼續登城。
這時，隨著「轟轟轟」三聲連發炮彈的爆炸，城牆被打塌了一角，城頭上的機槍“啞巴”了。陳明仁親自扛起旗幟，沿著炸開一丈長的城牆缺口，奮力衝上去，將青天白日旗插在城樓上。士兵們看到城頭上有了自己的旗幟，信心倍增，後續部隊蜂擁而上。而守城官兵看見對方的旗幟，心驚肉跳，丟槍遁逃而去。
惠州城攻下來了。這一幕幕都被現場指揮的蔣介石和周恩來等人在望遠鏡里看得一清二楚。蔣介石問：「手持大旗，第一個登上城牆的是誰？」
「你的學生陳明仁！」站在蔣介石身邊的黃埔教官李明灝響亮地回答。
「嗯，這個，這個要立功！」蔣介石喜形於色。
3天後，在惠州城內召開的慶功大會上，蔣介石發佈命令，吹三番軍號向陳明仁致敬，並親自帶頭呼口號：「向陳明仁看齊！」他還當場宣佈提升陳明仁為三營營長。後來，惠州戰例一直被國民黨軍所宣傳。1949年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見到陳明仁時，第一句話就說：“你還認識我嗎？打惠州的時候，我還向你舉槍敬過禮哩！”
揚名惠州的陳明仁，在北伐中，還救過蔣介石一命。那是在1926年6月，北伐軍打到南昌時，中了敵人的埋伏，在南昌城外牛行車站的北伐軍總司令部中的蔣介石、白崇禧陷入軍閥孫傳芳部的重圍，情形十分危急。陳明仁受命率三營解圍，救出了蔣介石和白崇禧，還當場俘虜了孫傳芳部一個團長。如此有軍事才華的陳明仁，讓蔣介石起了籠絡之心。蔣介石和宋美齡要給陳明仁當「紅娘」，想把國民黨要員的女兒介紹給陳明仁。但陳明仁不忘家鄉的妻子謝芳茹，謝絕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美意。
一手不成，再來一手。當不成紅娘的蔣介石，玩起了封官許願的買賣，先是升陳明仁任黃埔軍校上校隊長，後升任國民黨軍陸軍第十師二十八旅五十六團上校團長。此後，陳明仁便緊隨蔣介石，唯蔣介石是命。當然，陳明仁事後承認自己當初沒有想到，蔣介石會叛變革命。身為軍人的陳明仁，此時已身不由己。1930年，陳明仁升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八旅少將旅長，1933年9月被晉陞為國民黨軍第八十師中將師長。1934年初，陳明仁到廬山海會寺軍官訓練團輪訓，任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兼中隊長。學習結業後，陳明仁被任命為國民黨軍第二師中將參謀長。隨後，他又換了幾個崗位，先是國民黨軍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後是國民黨軍軍政部中將處長。
滇西抗戰，陳明仁戰功卓著蜚聲中外
1935年春，陳明仁去國民黨軍陸軍大學（第十三期）學習，1938年春畢業後，被任命為國民黨軍陸軍第二預備師中將師長。此時，中國抗戰全面爆發。上任不久的陳明仁，奉命率第二預備師參加武漢會戰。在開赴途中，預二師司令部的6個處長跑掉了5個。陳明仁說：「不中用的傢伙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開手腳進行人事調配。」此後，陳明仁從過去的陸軍大學同學中挑選志同道合者，充入到中層領導崗位，又從陸軍軍官學校錄用了一批中下層軍官，從而加強了部隊的戰鬥力。
在九江，陳明仁率預二師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堅守住了陣地，預二師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但因國民黨軍內部派系林立，明爭暗鬥，在陳誠的指使下，預二師成了「犧牲品」，被撤銷了番號。後來，陳明仁到了漢口，何應欽決定將四川的3個補充團整編為一個師，改換成正規番號，交給陳明仁指揮。陳明仁藉機提出恢復預二師的番號，得到何應欽同意。1939年冬，陳明仁率預二師參加廣西桂南會戰，陳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獎。1941年冬，陳明仁奉命率預二師進入雲南昆明。預二師在陳明仁的經營下，發展很快，兵力達到將近一個軍的數量。陳明仁不禁自我感覺良好起來。他覺得，這幾年官位儘管仍然停留在中將師長的位置上，但實權在握，運籌自如，唯一不甚滿意的是，由於長年累月作戰，到雲南後又擔任修建工事任務，官兵的服裝得不到上級補給，像個乞丐部隊。對於這件事的不滿，陳明仁不久在蔣介石面前爆發了出來。
原來，蔣介石在雲南昆明游西山風景區時，碰上了穿著破爛的修築工事的士兵，覺得有損國格。惱怒的蔣介石回到昆明，細細一查，得知這些士兵都是陳明仁部隊的。他一氣之下，對陳明仁來了一個明升暗降，改任陳明仁為第七十一軍副軍長，並限兩天內辦完移交手續。
這樣的命令，陳明仁自然不服氣。在蔣介石找陳明仁談話時，陳明仁第一句話就是責問蔣介石為什麼會這樣？
蔣介石說：「你這個師長沒當好！」
報嘉獎我師紀律嚴明，為入滇部隊之冠。為何今日突然變壞了呢？”
蔣介石自知理虧，便脫口而出：「你的部隊衣服沒穿好。任何部隊沒有像你這個部隊穿得這樣爛。」
陳明仁說：「我的部隊衣服沒有穿好，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衣服是你發的，質料這樣差，只穿一水就破了，並且去年發給我們的還只有四成新。」
「絕無此事，絕無此事！」蔣介石重複著說了兩句。
陳明仁緊追不放：「此事有賬可查！」
如此一來，陳明仁與蔣介石當場爭執起來，結果蔣介石十分惱火，命令憲兵營長把陳明仁押回重慶（此時，國民黨政府已遷入陪都重慶辦公）去。
陳明仁不吃這一套，還是硬對硬，激憤地大聲嚷道：「我犯什麼罪？莫說押，殺頭我也不服。我這個中將師長算什麼啊？你想怎樣便怎樣？我現在不要這個官了。」嚷完，陳明仁一把扯下領章擲在地上，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
蔣介石大為震怒。恰好這時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來訪，極力勸解蔣介石，才算平息了這場嘴仗風波。
陳明仁敢當面頂撞蔣介石與陳明仁的脾氣不無關係。據陳明仁的兒子陳揚釗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許多叔叔、伯伯及他的部下都很怕他（指陳明仁），說他瞪眼睛、扁嘴巴，發起脾氣來可不得了。所以暗地裏給他取了一個‘扁嘴巴’的外號。」
這場風波很快在軍中傳開，陳仁明得了一個「傲上將軍」的美譽。
戰事頻頻，蔣介石還是要藉助陳明仁的力量。在支援英美盟軍在緬甸抗擊日軍攻勢時，蔣介石命令陳明仁以副軍長的身份率第七十一軍及預備第二師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開赴滇緬地區參戰。陳明仁喜不自禁，終於有了報效國家抗擊日軍的大好機會。後因戰局發生變化，陳明仁未能率部入緬作戰。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先後對侵佔緬甸北部和中國雲南西部的日軍進行了反擊作戰。陳明仁所在的七十一軍奉命在滇西反擊。
滇西重鎮保山被日軍第三十三軍三十八師團佔領已有多年。從反擊線路講，必須從惠通橋、攀枝花渡過怒江，才能取龍陵、保山一線。但為了出其不意，陳明仁奉命率七十一軍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翻山越嶺，繞道怒江，從原始森林中分兩路向鎮安街進攻。八十七師出敵不意發起猛攻，一舉擊潰守敵，佔領鎮安街。
龍陵日軍指揮部獲知鎮安街失守，立即派出一個加強中隊，會合潰逃守軍向鎮安街猛撲，企圖奪回這個公路要點。八十七師師長張紹勛一看勢頭不對勁，嚇得立即產生了「撤退」想法，慌張地越級請示總司令宋希濂，要求“變換陣地，放開公路”。
恰在此時，陳明仁的電話也接了進去。聽到了張紹勛的「請示」，陳明仁毫不客氣地說：“這樣做會影響整個戰局。今天七十一軍歸我指揮，師長不能直接報告總司令，總司令也不能直接處理這個問題。”
陳明仁知道，指揮官決心動搖，則軍心不穩。於是，他果斷更換了張紹勛，另外任命了新師長，有力地振奮了部隊士氣，給日軍予以重創。此役結束後，陳明仁升任第七十一軍軍長。
當上軍長後的陳明仁，更是放手對日軍作戰，打得日軍節節敗退。據《陳明仁自傳》中稱：「當時凡屬任何部隊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軍來擔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龍山等，都是七十一軍攻克的。而攻克回龍山一役，不但挽回了當時的整個戰局，而且增加了我個人在國內乃至國際上不少聲譽，我自己也認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回龍山戰役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5年1月，英美盟軍和中國遠征軍計劃攻克日軍最後據點畹町、芒市，與中國駐印度的部隊會師。畹町的門戶是回龍山，要想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後勝利，必須奪取回龍山。
一開始攻打回龍山的是國民黨軍第九師和第二師。打了一個星期，不但沒有拿下來，而且傷亡巨大。遠征軍司令部立即召陳明仁商議，讓七十一軍出面進攻回龍山。出面找陳明仁商議的是他黃埔軍校的同學黃傑，此時擔任國民黨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黃傑說：「子良（陳明仁的號），回龍山久攻不下，我與衛立煌司令長官思謀良久，非請你出馬不可了。攻擊回龍山的戰役由你統一指揮。」
站在一旁的美國聯絡官顯然對陳明仁不了解，他通過翻譯告訴陳明仁：「美國指揮部有指示，從明天開始，對攻擊回龍山的部隊不再派飛機協助，也不空運物資。」
黃傑不等陳明仁開口，忙向美國聯絡官介紹說：「這就是陳明仁將軍，我已經將攻佔回龍山的任務交給這位將軍了。你們繼續空援，不要氣餒，好消息定會到來。」
七十一軍在整個滇西戰役中戰功赫赫，美國聯絡官早有所聞。不過，美國聯絡官還是問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龍山？」
陳明仁堅定地回答：「我的部隊明天到達，後天接防，第三天攻下。」
陳明仁的話讓包括黃傑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禁驚愕和疑惑。美國聯絡官自然疑問多多：「你一天能攻下回龍山？有什麼根據？」
陳明仁充滿自信：「我是中國的中將，說話從來算數！」
「三天攻不下，怎麼辦？」美國聯絡官步步逼問。
「拿不下回龍山，我與回龍山共存亡！」陳明仁誓死攻山，立下了軍令狀。
結果，陳明仁指揮七十一軍，揚長避短，針對日軍崇尚武士道、機械頑固死守的特點，實施包圍作戰，以各個擊破陣地的戰術消滅日軍，拿下了回龍山。盟軍指揮官對陳明仁刮目相看，稱讚其不愧為中國軍隊的名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3月，陳明仁奉蔣介石命令，率七十一軍開赴東北。
毛澤東對陳明仁說：「林彪打仗不如你！」
1946年4月15日，陳明仁率國民黨軍第七十一軍進至四平前線。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國共儘管都還處在戰略過渡時期，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已然形成。因此，國民黨軍第七十一軍一到四平前線，就與國民黨軍新一軍聯手攻打林彪指揮的駐四平的東北民主聯軍。
陳明仁與林彪的交手立即展開。陳明仁說：「不攻下四平，絕不罷兵。」林彪誓言：“死守四平，寸土不讓。”真是針尖對麥芒！兩支部隊打得是難解難分，一打就打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國民黨軍死傷1萬餘人；東北民主聯軍傷亡8000餘人。
死拼，顯然要讓東北民主聯軍吃大虧。毛澤東致電林彪強調：「（一）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二）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地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5月18日，林彪決定撤出四平。
四平是當時遼北省的省會，位於中長、四洮、四梅鐵路的交點，為東北交通、工業及軍事重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林彪撤出四平後，陳明仁率七十一軍進駐四平，為損失嚴重的部隊補充兵員，整訓士氣，構築工事，修固城池。直到1947年5月，林彪指揮東北民主聯軍發起夏季攻勢，又打到了四平城外。林彪決定奪取四平，報當年的一劍之仇。
此時如果四平失守，國民黨軍在長春、瀋陽將孤立無援。蔣介石電令陳明仁死守四平。陳明仁認為「自己平生打仗以克敵制勝而稱著，又是蔣校長的學生，當應效忠於蔣」，因此立下遺囑，日夜督戰，死守四平40多天，巷戰19個晝夜，頑強抵抗住東北民主聯軍的進攻。後來，陳明仁在自傳中承認，這是“我平生一段罪惡最深的歷史”。
林彪：「四平戰役雖未全部解決敵人，但已取得經驗，給了敵人很大打擊。」
陳明仁死守四平，聞名一時。由此，陳明仁晉陞為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官。但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不久派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早年因預備第二師番號之爭的陳誠對陳明仁懷恨在心已久。因此，陳誠到東北後，明察暗訪，抓住了陳明仁幾個「短板」，撤了陳明仁的職，讓陳明仁回南京休養閑居。
對於陳明仁在南京休養閑居之事，陳明仁的兒子陳揚釗回憶說：「我父親懷著滿腔的怨憤，在南京賦閑期間，脫去軍裝，穿上長袍，留著鬍鬚，每天與兒孫們游玄武湖、靈谷寺、棲霞山、燕子礬、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歡到中山陵和廖仲愷的墓園，我們常與他陪客人在那兒照相。平時多與老友們打麻將，這是他最喜歡的娛樂。這段時間裡他由於心情不舒暢，還經常飲酒。他的酒量也是聞名的，一次飲一瓶貴州茅台也不醉。有時到朋友家，高興時喝得酩酊大醉而歸，由副官背他下車。他醉酒從不亂講話，只是昏昏入睡。」
起義了。
此時的陳明仁已就任國民黨軍華中「剿總」副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率第二十九軍、第七十一軍駐紮在湖南長沙。全國解放大勢所趨之時，陳明仁宣誓：“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明仁忝膺省政，服務桑梓，既愛國，復愛鄉士。”
於是，陳明仁和程潛率國民黨所屬長沙「綏靖」公署、第一兵團部轄3個軍9個師和3個保安師等共12萬餘人起義（其中，有頑固軍官帶4萬人起義後不久叛逃）。
程潛和陳明仁率部起義後，毛澤東致電程、陳兩將軍稱：「毅然脫離偽府，參加人民革命，義旗昭著，薄海歡迎。」1949年8月25日，毛澤東親自修改新華社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明確指出：“程潛、陳明仁兩將軍在湖南起義，嚴重地震撼了華南、東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國民黨殘部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脫離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邀抵達北京，作為特別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聶榮臻、羅瑞卿、張友漁等到車站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多次接見並宴請陳明仁等人。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陳明仁和程潛等人游天壇。到了天壇祈年殿，毛澤東特地從人群中召喚陳明仁：「子良，來，來，我們兩個單獨照個相。」合影后，毛澤東問陳明仁：“你準備放大加洗多少張照片分贈朋友啊？”
陳明仁順口說：「洗十打。」
毛澤東風趣地說：「少了嘛，洗五十打！這樣就沒有人說你被共產黨軟禁了。」
幾天後，陳明仁被毛澤東邀請在家裏吃飯時，主動提到四平之戰，表示內疚。毛澤東笑了笑說：「兩軍相戰，各為其主嘛！猶如划船，都想劃贏呀！」
陳明仁表示堅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向解放軍學習，服務人民，效力國家。
毛澤東徵詢地問：「你今後的打算是從政還是帶兵？」
陳明仁說：「如果可能，我還是在軍事上為國家盡一些力。」
毛澤東鼓勵說：「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讓你擔任解放軍二十一兵團司令員吧，有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出來。」
陳明仁以職業軍人的姿態答道：「報告主席，我現在真正服從了共產黨，無條件服從領導。」
毛澤東笑容滿面，說：「啊呀，人家提出條件，我倒好辦，你這個沒有條件的，我倒不好辦了！這樣吧，從今以後，解放軍有飯吃，你也有飯吃，共產黨的軍隊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視同仁。」
報給我，要我‘大義滅親’。因為程潛將軍是我進黃埔以前的老校長，意思是叫我殺害程將軍，並要我率部十萬死守長沙。我現在發現了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的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他是我們的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當時白崇禧也派專機送來一個命令，叫我派兵包圍程潛將軍所住的水陸洲，實行兵諫，必要時採取斷然處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動確是需要給他一番兵諫的，我的起義即為兵諫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蔣政權之下，徘徊惶惑，到現在才大夢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來。在黑暗中掙扎過多少年的我，一旦獲得光明，可以大步邁進，我的心情，是多麼愉快，多麼興奮。我願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思想，虛心學習，努力實踐，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統率的部隊，絕對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來完成我們革命軍人的任務。”
1949年11月，根據毛澤東向林彪、華中局、湖南省委關於陳明仁部隊的整編問題的指示和起義部隊的人數，陳明仁率領的國民黨起義部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轄第五十二、五十三軍。陳明仁任二十一兵團司令員，唐天際任兵團政委。
1949年12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在駐地瀏陽縣城舉行隆重的成立大會，兵團司令員陳明仁身穿解放軍軍服，精神煥發地主持成立大會，並宣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成立大會上，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到場講話。陶鑄說：「二十一兵團的全體同志們在程主任、陳司令員領導下，所走的路是正確的，是光榮的。這不僅在於敢冒危險排除困難，堅決舉行起義，對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更在於起義後經過學習與自我改造，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堅決地表示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這是同志們在陳司令員領導下，經過嚴重思想鬥爭所取得的勝利”。
陳明仁在大會上激動地說：「二十一兵團宣告成立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從今天起，我兵團已經踏上光明之路，開始新生了！從今天起，我兵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子弟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團的解放軍看齊！從今天起，我兵團將要成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養，又具有近代的軍事技術的強大軍隊！」
成立大會通過了第二十一兵團向毛澤東和全國發出的通電：「一致宣誓永遠在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旗幟下，奮勇前進，加緊學習，努力改造，努力進步，向我人民解放軍一切先進的兄弟兵團看齊。一定把自己變成為一支強大的國防軍。」
成立大會之後，陳明仁、唐天際率兵團部進駐醴陵，所屬第五十二軍駐攸縣，第五十三軍駐安仁，並進行了集中整訓。
195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進行了整編，兵團一級的領導機構大部分撤銷。1952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五軍。上級有意調陳明仁到大軍區任職，但陳明仁提出擔任五十五軍軍長。就這樣，陳明仁成了共和國第五十五軍軍長，五十五軍政委由王振乾擔任。下轄第一四四師、二一五師、二一九師，歸中南軍區建制。1953年2月，陳明仁和王振乾率五十五軍從廣西桂林移防廣東湛江，擔負雷州半島守衛任務，為祖國南大門站崗放哨。
1955年9月27日，陳明仁被中央軍委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作為中共黨外人士的一位軍長，被授予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陳明仁感慨萬千：「我從軍三十年，還是第一次榮獲上將軍銜。我十分感謝共產黨和解放軍對我的信任和關懷！」
1968年9月，陳明仁因慢性風濕病一再發作，向中央軍委提出申請回湘離職休養，得到批准。根據周恩來的批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長沙市麻園嶺撥給陳明仁一棟花園樓居住，使陳明仁安度了晚年。1972年，周恩來獲悉陳明仁得了癌症，便安排陳明仁到北京治療，並對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治療方案進行了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