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胡耀邦與《苦戀》作者白樺握手。
經歷了「文革」十年禁錮，電影幾乎成為壓抑許久後中國人最熱愛的文化消費品。有人統計，1979年全國每人平均觀看電影達28次之多。而「文革」十年，被允許公映的電影加起來不超過五十部。著名的電影刊物《大眾電影》1979年復刊，到1981年，單期發行量就從起步的50萬份一路攀升到創紀錄的965萬份！可見當時人們文藝熱情之噴涌高漲。
影《紅樓夢》，「文革」中被當成宣揚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打入冷宮。1978年，這部國產老片一解禁，反響巨大。一位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的經理回憶當年的盛況，下午四五點就有人來排隊買第二天的票，“人山人海，排出去幾條馬路”。全國三十六家電影院二十四小時連續放映，仍然一票難求。有人評價，《紅樓夢》的解禁，似乎預示著我國的電影創作中，正常的感情表達不再被禁止。
但觀念的真正復甦無疑需要時間。七十年代末，人們看到的大都是引進的譯製片和「文革」前的國產片。文藝界的觀望態度一時佔了主流。作家王蒙說：“大衣兩個口袋裏放著兩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幫’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資派的。寫難不住我，我不是不會寫。你形勢怎麼發展，我有什麼辦法？”而最能反映出這種社會思想的激烈鬥爭，莫過於電影《苦戀》所遭受的命運。
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
電影《苦戀》由作家白樺的小說改編而成，講述了畫家凌晨光一生的悲歡離合。他從小家境貧寒，才華滿腹，後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逃往美洲，在那裏成為著名畫家。新中國成立後，凌晨光夫婦執意回國。但不久「文革」爆發，一家人慘遭迫害。此後，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蘆葦盪，靠生魚、鼠糧為生。劇終時雪停天晴，而凌晨光生命之火將熄，他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在雪地里爬出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屍體成為問號上的最後一點。
劇本發表於1979年9月，馬上便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曾派人到拍攝現場傳達指令：結尾那個大問號不能拍。商量半天，雙方將「問號」改成“省略號”：最後一枝風中蘆葦在太陽的光暈中搖蕩，伴隨六聲強勁的鼓點，將六個黑點釘上了銀幕。
即使這樣，電影《苦戀》（後改名《太陽和人》）還是引發了爭議。影片被人詬病氛圍過於壓抑，主人公不該在「四人幫」粉碎時死去，而片中女兒那句犀利的台詞“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更是在審片時被解讀成對黨的歪曲和反對。有領導幹部看後，直指片尾打出的省略號：“這部電影很惡毒，對著紅太陽打了六炮。”
「說實話，我當時根本就沒重視它，沒想到後來會引起那樣大的波瀾。」白樺回憶道。他的妻子王蓓就曾因參演過《武訓傳》而受到批判。白樺記得劇組特別有凝聚力，拍的時候大家很有激情，都自稱“苦戀者”。“我看了七遍，沒有一遍不流淚的。那是我們的生活，它記錄的是生活！”但迫於形勢，1980年12月23日，白樺不得不在《解放軍報》上撰文承認：“劇本《苦戀》是不利於人民、不利於社會主義的作品。”
影藝術》、《大眾電影》兩家雜誌聯合召開「電影創作和理論座談會」。《苦戀》在會上一經放映，馬上成為了焦點，出現了“一邊倒”態勢：持批判態度的人一發言，就被讚揚的人打斷。主持會議的人幾乎不知道怎樣收場。最後文化部給出意見：這部片子是有錯誤的。
幾天後，白樺求見胡耀邦，請他看看影片《太陽和人》。胡耀邦拒絕了他：「這部影片在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贊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贊同。希望你們的電影能夠通過，然後也能在電視上放，我會坐在這張藤椅上看。」
隨後局勢發展得有點剎不住車了。《解放軍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將《苦戀》上升到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度。《北京日報》、《紅旗》雜誌、《長江日報》等相繼發表批評文章。至此，批判白樺和《苦戀》的聲浪激起震動全國的軒然大波。面對上綱上線的批判，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影評論家鍾惦斐，阿城曾向父親請教，為什麼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而書就相對好點？鍾老答道，電影是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唯其能進，所以麻煩。
導演彭寧也與禁片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前他導演的電影《瞬間》，以「文革」期間林彪事件為藍本，影片被禁。後來又開禁放映了沒幾日，就再次因不明原因撤下，從此了無聲息。1981年，沉寂多年的彭寧執導電影《初夏的風》，此片再次遭禁。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劇組中有個剛入門的美術助理叫馮小剛，現在他已是中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導演。而彭寧就此心灰意冷，從中國電影舞台上徹底消失了。
第五代導演的探索與突破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第五代導演高歌猛進的年代。被認為是第五代導演開山之作的電影《一個和八個》，當初就是幾個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的苦悶畢業生的大膽嘗試。張軍釗任導演，張藝謀、肖風任攝影，何群任美工師，這些日後的電影界紅人大學畢業不滿一年，就全部獨立拍片，在中國電影界確是「史無前例」。電影改編自郭小川同名長篇敘事詩，甫一誕生就讓人驚呼劃破了一個時代的美學觀念。全片淡化戰爭衝突，更多是探討關於“人”的疑問；以往革命電影中十惡不赦的壞人，第一次在銀幕上呈現出人性本身複雜的力量。
幾位年輕人興沖沖地把「處女作」送審時，正碰到當時文藝界大批“人性論”，《一個和八個》與《被告後面》兩部電影，當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來重點批判。影片拖了整整十一個月，共修改107處，才最終於1984年10月獲得通過。公映三年後，《一個與八個》還被收回拷貝重新剪輯發行。
同樣被多處修改、險些成為禁片的還有第三代老導演謝晉的代表作《芙蓉鎮》。這部電影拍於1986年，在當時轟動一時，引發了人們對「四清」、“反右”、「文革」等歷史問題清算的熱情，它總體上還是一部謝晉式的“哀而不怒”的電影，在審查半年後終得通過。但當時論爭之激烈從一件小事可見一二。《芙蓉鎮》準備在上海美琪大劇院舉行首映式，當天買票的人把大劇院的玻璃全都擠碎了。主演姜文和劉曉慶在北京買好了機票，卻被攔在了機場，“能不能演還不知道呢”。謝晉說，即使到了放映之日，文藝界仍吵得一塌糊塗。
最後上級規定《芙蓉鎮》可以在國內上映，但禁止在國外放映。謝晉找到中宣部的幾個領導交涉，他搬出理由：《芙蓉鎮》的原著是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得主，「當時巴老（巴金）還在呢，這是經過他首肯的」。幾個領導把電影對比著原著又看了幾遍，給出了終評：“謝晉導的這部片是忠於原著的”。《芙蓉鎮》才算通行於世。
但導演吳子牛就沒這麼幸運了。1985年，他「試圖站在一個高於狹義戰爭的高度」，拍出了直接面對中越之戰的戰爭題材影片《鴿子樹》。當時仗還在打，電影就在離前線不遠的地方實拍。影片在全國電影創作會議放了兩場，反應都很好，但最終難逃被禁的命運，吳子牛說：“你不能對這場戰爭有任何的評議，你只能說它好。”讓他揪心的是，《鴿子樹》當時只做了聲畫雙片，還未做校正拷貝就不讓生產了，而雙片只能保存20年，其間他多次向有關部門提議，自己出錢把拷貝做了，“《苦戀》還做了兩個拷貝呢”。《鴿子樹》也許時至今日仍靜靜躺在陝西臨潼的國家影片倉庫里，命運未卜。
三部電影三種遭遇，可見八十年代電影擺脫思維桎梏的探索之路，走得並不是那麼平順。
從地底下鑽出的第六代電影
1993年，廣播電影電視部頒佈了著名的「3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文件指出：“影片銷售，既可通過出售地區發行權、單片承包、票房分成及代理髮行方式進行經濟結算，亦可根據購銷雙方協商的其他方式進行經濟結算。”這標誌著市場機制正式引入中國電影業，票房成為創作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
馮小剛就曾調侃：「第三代和第四代導演佔據著寶殿，他們把大門看得很死。接著第五代導演殺到，他們沒走大門，‘破窗而入’，然而第五代導演殺入這座電影寶殿後，同第四代一起把窗子關嚴了。後來，第六代導演竟然也殺入了這座寶殿，他們既沒有走門，也沒有走窗戶，而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
張元拍攝於1990年的《媽媽》，是「第六代」導演的開山之作，一誕生就決定了這一代人出場時的“地下”身份。張元讀大學時就開始給法國、瑞士電視台拍紀錄片，“在這個過程中開拓了眼界。原來，還可以用這種方式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他畢業後分配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但沒去報到。他想按照自己的思路拍片。一個被兒影廠和八一廠先後放棄的本子《媽媽》，張元把它撿了起來。
當時全國有十六家電影製片廠，只有這些電影廠有廠標，拍完買一個廠標掛上，才算是正式出品。張元和同學王小帥共同策劃買廠標，但失意而返，執意將片子拍出來的張元在沒有廠標、未經劇本審查的情況下，找一家私營企業籌集20多萬拍完。完成後他們才向西安電影廠買到了廠標，由其送審發行。電影講述被丈夫拋棄、獨立撫養腦殘兒童的年輕母親的故事。為了節約成本，全部採用業餘演員，編劇秦燕出演主角媽媽，出演腦殘兒的黃海波後來報考了北影，如今活躍在電視劇圈子裡。這個親情故事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真實殘酷，片中有母親手淫的鏡頭，也有腦殘兒可能被拋棄而死的開放式結局。
張元後來才知道，《媽媽》是自1960年代彩色膠片取代黑白膠片後，中國新時期第一部黑白故事片，還是1949年以來第一部獨立製片的電影。但這部電影在國內首發時，只獲得寥寥六個拷貝的訂數。《媽媽》的錄像帶被香港影評人舒琪偶然看到，他慧眼識珠，將其寄給法國南特電影節主席阿蘭，《媽媽》馬上受邀參展。當時王家衛在北京，還是托他將拷貝塞進行李里，才讓電影與國外觀眾見面。未經任何審批手續出國的《媽媽》，在南特電影節獲得了評委會大獎與觀眾大獎，張元說「大概參加了一百多個電影節，幾個拷貝幾乎要放爛了」，但同時後果是“電影局非常憤怒”。
張元的同學王小帥，1991年畢業後被分配到福建電影製片廠，他一共在那兒待了三年，其間創作了五個劇本，一個也沒有被領導看上。百無聊賴，為了抵禦孤獨，王小帥在牆上寫下了「鎮靜」兩個字。但若干年後，他回憶起來仍無法鎮靜：“我寫了那麼厚的申請書，想當導演最後都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到這個消息，最後開完那個會說，不讓我們拍。明確表態不讓我們拍。我還不跑嗎？”於是王小帥選擇了出走，1995年被福影廠公開除名，徹底踏上了獨立拍片的道路。
影中女人春選擇出走美利堅，而男人冬最終進了精神病院。改革大潮席捲而過後的人心彷徨，在冷峻的色調中展露無遺。《冬春的日子》也送到希臘電影節並獲獎，1995年該片被英國BBC選為電影誕生以來百部最佳影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選的中國影片，但無法公映。
無可奈何的「自禁」
《媽媽》開創的模式，幾乎成為後來「第六代」們效仿的地下生存法則：小成本製作和頻繁參加國外影展。婁燁、章明、管虎等一批年輕導演拍出了《周末情人》、《巫山雲雨》、《頭髮亂了》等各具風格的作品，相繼在國外三大電影節外的小眾電影節紛紛抱得獎盃。這種繞開體制“牆裏開花牆外香”的方式，一度刺激了官方機構對第六代導演的集體封殺。
部下文《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吳文光、何建軍、寧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參加國外影展予以懲罰。當時張元正在拍電影《廣場》，八一電影製片廠聞風將借給他的攝影機給收了回去。從此，有關部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文批評某個或某些人，甚至禁止他在若干年（一般是二至五年）內拍片。姜文、賈樟柯、婁燁等都曾遭遇過，其中對於田壯壯的處罰最為嚴重。反映新中國曆次政治運動與一個家庭悲歡離合的《藍風箏》一片在東京電影節參展時，中國電影代表團集體退賽抗議，他本人近十年不得再執導筒。
張獻民的《中國大陸1990後禁片史》一文，對於審查制度有過深刻反思。他本人就多次出演和參與制作「禁片」。“大陸電影審查制度是個公務員內部的制度。它不對公眾開放，不像多數法庭審判或價格聽證。”一個細節的主觀認定，可能就會成為一部片的雷區。王小帥獲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的《十七歲的單車》國內被禁，據說得到的審查意見是“該片反映了北京部分雜亂無章的衚衕，將影響我國申奧。”而參與審查的，有時還不止電影局一個部門。張獻民舉例，比如兒童題材要請婦聯的同志參加。張揚的《愛情麻辣燙》，就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刪掉了片中兩個高中生天黑後站在學校自行車棚的鏡頭，理由是在沒有成年人陪伴的情況下，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呆在不明亮的角落裏。而犯罪題材的片，則要請公檢法等部門審看，如果後者認為劇本太過黑暗，或影片的英雄人物不夠典型，都會要求電影做出相應的改動。
「禁片」並不像一般想像的那樣都是極端扭曲、變態血腥，實際上成為一部「禁片」也許毫無規律可循。「禁片」的題材千變萬化，有同性戀、暴力、性等邊緣題材，也有極為普通的日常生活。對此，審查部門有具體的意見還好，最可怕的是沒有期限的擱置，有時一拖就是好幾年。
1995年，路學長的處女作《長大成人》、王小帥的《扁擔姑娘》、王朔的《爸爸》與黃健中的《大鴻米店》審查時都被擱置，意見是需要修改，但從上到下都不知道該怎麼改。《長大成人》和《扁擔姑娘》冷凍四年半後，在多方努力下才終得通過。王朔則失去了耐心，放棄等待。黃健中拒絕修改，於是《爸爸》《大鴻米店》順理成章成為「禁片」，日後有DVD流出，因為管音像出版的不是同一個部門。更多的人選擇了「自禁」，乾脆就不再寄希望於通過，不再報備、送審。
1997年，賈樟柯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拍出了處女作《小山回家》。1997年的《小武》一樣屬於粗糙和低成本作品，但對底層日常生活場景毫無塗抹的展示，讓它表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國外各個電影節上獲了六七個獎。這兩部片都是地下獨立製作，無法公映，只能是小圈子內的喝彩。
影製片廠，他和上影的文學策劃部門共同修改劇本，找各種專家提意見，最後將自認「非常清潔的劇本」交到上級部門，請求取消此前對他的禁令。
但賈樟柯等了整整兩年，此間數次被主管部門叫去寫檢查和保證書，但沒有等到任何明確的答覆。最後他認為再也等不下去了，萬事俱備，非拍不可，只得被迫接受《站台》也成為「禁片」的命運。此後他拍《任逍遙》時，“就再也沒有任何幻想，再也沒有把劇本拿給有關部門審查。”
審片制度改革在路上
從1995年起，電影局決定與國際接軌，中影公司開始每年進口十部「大片」，中國電影市場第一次開始採取“票房分賬”。加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作為首部進口大片，以2500萬元人民幣創造了第一個票房奇蹟。荷里活商業大片的引進，直接衝擊著中國本土市場。但是電影業的審查制度，並沒能鬆動多少。張元坦言：“中國電影在錢的困境中還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審查。”
1995年，張藝謀的《活著》不能公映引起輿論喧嘩。余華的原著本就享有眾多的讀者，張藝謀已是拿過金熊、金獅的國際知名導演，作品還牽涉海外投資，一時引發輿論沸騰：既然小說能出版，當初拍前也通過了審核，卻為什麼不允許放映？但這一切沒能改變《活著》被禁的命運。張藝謀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及此事，只說了句：「我個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覺得無能為力。」
一些港台背景的導演，同樣經受著大陸電影審查制度的考驗。1998年，王家衛本來想拍一部《北京的夏天》，用一個愛情故事描述他記憶中的大陸。立項需要審查劇本，一向以不寫劇本聞名的他只好寫出一個本子上交。但管理部門卻始終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見，他最後只得放棄，輾轉在香港和曼谷分別取景，這便是日後風靡一時的《花樣年華》。而張婉婷的《宋氏三姐妹》，拍完後歷經了「複雜而漫長」的修改過程，被壓了三年多，做了重大刪改後方得以上映。但在香港這種電影資金周轉極快的市場經濟下，三千多萬港幣稱得上當時的大投資了，壓了三年多，相當於資方在這個項目中虧損了一億多港幣。香港投資者的信心被打擊得一塌糊塗。
引進的外國大片也無法倖免。一些影片必須「稍作修改」才能進入大陸，但很多導演並不願意看到自己的片子被改。史匹堡的名片《辛德勒名單》，中國審查機構建議他把奧斯維辛集中營兩千多名猶太戰俘赤身裸體的鏡頭拿掉，而他堅決拒絕。這直接導致了這部經典作品無法與大陸觀眾在影院見面。
1996年公佈、2002年修訂的《電影管理條例》中規定了自送審30日內審查機構將作出答覆；2010年7月1日，《關於電影全面實行「一備二審制」的公告》生效，將電影的立項和初審都交給省級廣電部門負責，部分地方還擁有部分影片的終審權，標誌電影管理體制從高度集權逐步變為分權，降低了審查成本和時間。電影主管部門在作出改革，只是任重而道遠。
近幾年國產電影中的血腥暴力鏡頭就令人十分憂心。由於沒有電影分級制度，許多家長帶著未成年的孩子上影院看電影，卻碰上了像《風聲》這樣雷人的情節：釘椅、老虎凳、電刑、一條繩、毒針沒有心理準備的觀眾被出乎意料的血腥、暴力場面嚇得不輕。其他諸如《花木蘭》中趙薇手執敵軍頭顱；《可愛的中國》中近距離射擊將婦女背簍里的嬰兒殺死，血漿汩汩湧出；《秋喜》中剪斷手指、人趴在血泊里等鏡頭，即使是成年人看了也頭皮發麻。許多國產片過得了政治關，也能刪掉一些露骨的性愛鏡頭，卻為了票房和市場而「嗜血成性」。
近來老導演謝飛發表公開信，呼籲用電影分級製取代審查制度，再次引發熱議，得到了許多業內人士的響應。而另一件有意味的巧合是，2012年12月24日晚上，早已回歸「地上」的導演賈樟柯發了一條微博：“忍無可忍則無需再忍。重回地下！”網友紛紛猜測也許是他的武俠題材新片《在清朝》再次審查受阻。“中國式禁片”的未來依然陰晴未定，中國的電影觀眾還在繼續享受著有人替你的思想和道德操心把關的待遇。（參考資料：張獻民《中國大陸90後禁片史》、導演吳子牛、張元等人的公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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