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先驅晨報》、英國《衛報》7月22日報道,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UTS)一名教授在2019年時,自導自演了一場「遭中國留學生恐嚇」的大戲。近日,她被法庭判處11項罪名全部成立。
黛安·喬利。
據介紹,2019年7月,悉尼科技大學宣佈從2020年開始停止招收中醫系新生,徹底取消中醫課程。這一決定引發中醫專業學生及教職工的反對。51歲的黛安·喬利教授(Dianne Jolley)當時是學院院長,取消中醫專業的決定是她做出的。當月,她向學校報告稱,自己收到了恐嚇信,要求她恢復中醫專業。
根據喬利的描述,這些恐嚇信的內容包括「砍掉我們的未來,我們就砍掉你的」、「我知道你住在哪裡」以及「我能看到你,我能看到你在做什麼,小心你的安全」。其中一些信件是和她被偷的內衣、她面部劃上紅線的照片一起出現的。除了家裡,她的車里、辦公室裏也收到了這些恐嚇信。
悉尼科技大學。
這所大學對此很重視,為這名教授提供了安保,還在她的家裡和辦公室安裝了監控設備,派專車接送她上下班,並派安保人員在她家值守了兩周,為此一共花費12.76萬澳元(約合73萬港元)。但恐嚇事件一直在持續發生。直到11月,她還聲稱會收到恐嚇信,7月至11月期間,共收到10封恐嚇信。
在此期間,當地警方也一直在調查此事,2019年11月,警方突然將喬利逮捕,並判定這一切都是她的自導自演。
5周前,法院開始審理此案。檢方稱,這些恐嚇信的格式都高度相似,而且信件上多處都出現了喬利的指紋,包括一封寫著「永別了」的信,但喬利此前聲稱自己沒有拆過這封信。還有一封信郵票粘膠的那一面也布滿了她的指紋。
監控視頻顯示,喬利在辦公室用電腦起草「恐嚇信」。
甚至這所大學為喬利家和辦公室安裝的監控攝像頭也拍下了一些證據:警察讓她把信件放進證物袋里,她卻把一個信封揉成團扔出去讓狗叼回來,重復了至少8次;她還被監控錄像拍到用辦公室電腦起草了其中一封「恐嚇信」。
喬利在2019年11月給助理撥打的一個電話也成為證據之一。她在電話中說:「這一年發生的事情真的很難……當支持消失時,我做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其中兩封信是我寄出的。」
喬利參加庭審。
在法庭上,喬利承認有一封「恐嚇信」是她在辦公室電腦上寫的,她聲稱自己是故意讓監控拍到的,因為她壓力太大,想要被解雇,但她否認寫過其他的信。她在法庭上稱:「我不知道什麼情況,不是我幹的,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我的指紋。」喬利的律師也表示,喬利並不是「玩弄權術的人」,聲稱她沒有這樣做的合理動機,還說她才是受害者。
法庭則認為,喬利這麼做是為了獲得學院的同情,試圖讓學院認為她取消中醫專業做得很對,從而爭取在32萬澳元年薪的基礎上,再獲得4萬澳元的績效獎金。
經過3天的商議,當地時間7月22日,陪審團認定喬利的所有11項指控罪名成立。喬利目前獲准繼續保釋,法庭將在9月2日宣佈刑期。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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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守主義政治期刊《美國事務》近期刊發了一篇文章——《世界的「巴西化」》。作者為巴西自由作家亞歷克斯·侯楚力。這篇文章分析了西方國家的消極趨勢並指出了中國的成功。
《美國事務》刊登《世界的巴西化》一文,背景是巴西現代化都市中的貧民窟。
文章從西方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災難性的失敗說起,作者沒有把失敗歸咎於短期政策性失誤,而是探討了西方社會內部的結構性趨勢: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服務大多數人的國家機構崩潰,並被只保護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私人制度取代,有能力應對諸如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機的部門被削弱,重大基礎設施年久失修,政府缺乏長期規劃能力,越來越多的精英腐敗,法律為壟斷性技術公司所操縱等等。
作者之所以選擇「巴西化」一詞,是因為巴西這個國家被視為上述趨勢的先驅。文章指出,「巴西化」的鮮明特點是「Belindia」(「比利時」與「印度」兩個詞的合寫),少數人像生活在比利時這樣一個小國中,過著富有的日子;而大多數人過著不穩定和不富裕的生活,就像在印度一樣。
文章認為,「巴西化」正在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延伸,華爾街金融財富圈與美國中部「鐵鏽地帶」的結合,「中等收入」崗位的消失,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毒品濫用、犯罪集團猖獗等,都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反對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的民眾,將其抗疫失職造成52萬民眾病亡稱為「種族滅絕」。AP圖片
文章指出這種趨勢背後有關鍵性的經濟因素。21世紀的頭20年,世界經濟增速總體上並沒有放緩。2000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2%,2020年為3.5%。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了,七國集團平均經濟增速從2000年的2.8%下降到2020年的1.3%,降幅超過一半。
如此緩慢的經濟增速,使得政府無法提供整體性項目,來改善全體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越來越多的人缺乏機會來改善他們的生活,這就積累下不滿,這種不滿無法通過經濟改革來消減,而是被越來越多的政治壓逼所替代。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
文章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化」過程是資產階級追求國家利益的失敗。尤其是1964年巴西資產階級放棄了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轉而支持一場親美軍事政變。2003年,勞工黨候選人盧拉當選總統,2011年,另一位勞工黨候選人羅塞夫贏得大選,他們在任內啟動了一個「國家項目」,經濟上採穩健的政策刺激增長,社會政策上偏向公共利益,外交上採注重實現本國利益的獨立政策,積極參與「金磚四國」機制。但2016年巴西議會通過一場「法律政變」罷免了羅塞夫,從而使1964年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再次上演。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喪的循環,動彈不得。
巴西前總統盧拉及其繼任人羅塞夫都被彈劾下台。
文章認為 「巴西化」意味著世襲主義、庇護主義和腐敗。當經濟增長的成果不能被大眾分享時,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政治現像,左翼社會主義力量也無法在其中發揮任何抵消作用。只有產業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構成的政治力量能夠讓自由主義者保持誠實,能夠防止精英把國家作為工具從中牟取私利。
文章指出,在這個世界上,發現沒有任何國家(也許中國是個例外),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群體在致力於實現任何形式的、旨在讓社會大眾融入國家發展進程的「全國性規劃」。
文章指出,事實上,除了中國這個取得了卓越發展的例外,其他國家在過去40年裏事實上是在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