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毛澤東握手，中間是鄧小平。
本文原載於《福建黨史月刊》，原題為《1973年，毛澤東的「三多一少」為啥不能實現？》
據相關資料記載，1973年初，毛澤東決定重新啟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鄧小平之後，曾隨手寫下了「三多一少」這四個字，並向身邊工作人員解釋說：周恩來應多休息，鄧小平應多工作，王洪文應多學習，江青應少說話。可以說，這「三多一少」也是當年毛澤東為穩定中國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歷史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毛澤東這樣偉大的戰略家也是如此，因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這四個人中一個也沒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兩位是無法做到，後兩位卻是不願做到。
周恩來無法休息
周恩來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規尿檢中被發現有癌細胞從而被確診為膀胱癌的。據醫療專家介紹，這種病是比較能醫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過度勞累的情況下容易複發。然而，林彪事件後，大量黨和國家的繁雜工作，國務活動和軍事戰備，「文革」中的無理糾纏等等一股腦兒地壓到周恩來的肩上，他哪能不勞累呢?
作為一個年逾古稀的高齡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雙重夾擊下，周恩來的病情自然會不斷加重。鄧小平復出以後，周恩來當然比誰都高興：他清楚鄧小平的才幹，他更了解鄧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外賓的時候曾說：「現在，副總理(指鄧小平)已全面負起責任來了，我的主要任務是休息。」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澤東、周恩來期望的休息實際上周恩來是無法實現的。
一是「四人幫」早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奪權的最大障礙。林彪事件後，以江青為代表的「四人幫」滿以為是他們在中國政壇上登頂奪權的最佳時機，沒想到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把鄧小平從江西召回來擔任副總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明眼人一見就知，對鄧小平的這一安排是毛澤東百年之後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對這樣的安排真可謂是恨之入骨，他們對毛澤東無可奈何，而周恩來、鄧小平卻是他們發泄怨恨的對象，也是他們要打倒的對象。於是，“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外交部“153號簡報事件”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四人幫」的目標很明確，利用這些所謂問題整倒周恩來，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時，周恩來要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的基辛格談判。在談判中，周恩來出於禮節的需要，無法考慮那些無所謂的細節。「四人幫」卻聽到風就是雨，無限上綱地向毛澤東打小報告，告黑狀，於是，中美會談中，周恩來犯了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頭上。這樣，也就引發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於是，「四人幫」便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於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展對周恩來的批判。這次批判整整持續了兩個多星期。
「四人幫」批判周恩來在對美談判中犯了投降主義錯誤之後，毛澤東在一次評《水滸傳》中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於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題發揮，將毛澤東的話批發全國，在全國展開評《水滸》批宋江、批投降主義的運動。以致周恩來在一次進入手術室前，還大聲疾呼：“我是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幫」還利用在林彪的住處發現有許多孔子言論，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他們也把“孔”影射為周恩來：周恩來讀過孔子的書，孔子做過魯國的宰相，宰相就相當於現在的總理。
後來，光影射周恩來還覺得不過癮，江青、張春橋等乾脆在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來，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要和「四人幫」周旋，他要支持鄧小平工作，許多事還要靈活掌握毛澤東的意圖。他還怎麼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屆人大即將召開。原先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周恩來已經三四次準備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結果都被迫流產。這時，毛澤東提出“以安定團結為好”，一再耽擱的四屆人大還是被提上了國家議事日程。這又是「四人幫」企圖上台掌權的最好機會，他們是萬萬不能放過的。「四人幫」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澤東百年之後任黨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便在88歲高齡的朱德謝世後取而代之，讓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在這樣一個險惡的政治背景下，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黨內健康力量當然不能袖手旁觀。葉劍英首先考慮到，關於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請周恩來出山到長沙去和在那裏的毛澤東當面商談才能定奪，或者更準確點說，才能挫敗「四人幫」以他們為主的組閣陰謀。因為只有周恩來才最了解毛澤東，也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但是，周恩來的病勢已經很沉重，他還能不能離開醫院遠行呢？葉劍英通過和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聯繫和了解，最後仍然忍痛讓周恩來乘專機飛一趟長沙。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只帶隨行人員外出的周恩來這次還帶了協和醫院心臟內科專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吳德誠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醫生張佐良、保健護士許奉生等人。連氧氣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藥品也捎帶上了飛機。葉劍英還當面交代周恩來的隨行醫護人員：“一定要讓總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見當時周恩來的病勢已經嚴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為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最後一次乘上飛機飛赴長沙。
據相關資料記載，僅從1974年1月到周恩來住院的6月1日這5個月時間內，周恩來除了幾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時間達139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的有9天，工作14—18個小時的有74天，工作超過18個小時的有38天，工作24小時的有5天，還有一次他整整連續工作了30多個小時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樣一個全國都亂的非常時期，周恩來哪能安安穩穩地休息養病呢?
鄧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大病了一場：因為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對他來說就等於從理論到實踐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這時，已年近八旬的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自己身後由誰來治理中國這麼一個大的國家：周恩來重病纏身，王洪文資歷太淺，其他在中央高層工作的人員中當時似乎還沒有進入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視野。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在國運維艱時想到了已經“流放”到江西的“開國重臣”鄧小平。
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回憶，早在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時，當赫魯曉夫問他：「毛澤東同志，我們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新的領導人已經平穩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慮好了沒有?」毛澤東當即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早就解決了。”赫魯曉夫就問：“你身後是誰?”“是劉少奇。”“劉少奇之後呢?”“是鄧小平。”“鄧小平之後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澤東說罷哈哈大笑。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已十分器重鄧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國才幹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陳毅追悼會上就透出風來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一聽馬上暗示陳毅夫人張茜把這一信息傳出去，為鄧小平復出造輿論。不久，鄧小平就被毛澤東“請”了回來。他還一再說鄧小平“綿里藏針，人才難得”，並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澤東在觀察和考驗了一段鄧小平之後，決定對他委以重任，親自提議讓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這就體現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政壇人事佈局的展望：「文革」前鄧小平就是副總理，現在恢復是在情理之中，他原來是中央總書記，是當時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復他政治局委員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鄧小平戰爭年代雖有重大的軍功，但建國以後他一直從事政府和黨的工作，沒擔任過軍事方面的實職。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時，他和周恩來等一道，連元帥銜都放棄了。這時的毛澤東卻在恢復他的黨政兩方面職務的同時又在軍事方面委以重任，讓他黨政軍都管，這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內，是除周恩來之外的第二位。毛澤東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對鄧小平的安排是有著毛澤東、周恩來百年之後讓鄧小平挑大樑這一考慮的。
這就急壞了「四人幫」，也氣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來病重了，老傢伙都被他們斗下去了，他們正要登上中國的最高政治舞台，可這半路里偏“殺”出鄧小平這麼一個“程咬金”來。於是，「文革」派們在恨、氣、急之中，就加大了對鄧小平工作的干擾和各方面的破壞。
首先是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代表人選。本來，大外交家周恩來是最理想、最合適的人選。但當時他的病情已經沉重，無法出國了。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毛澤東提議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去參加。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也傳達出一個重要信息。在周恩來重病之後，未來將由鄧小平主持中國的對外事務。
江青對這樣一個令她無法容忍的決定當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對，還借口什麼「安全問題」、“國內工作忙”進行阻撓。以至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後，江青仍不依不饒地擾鬧。周恩來只好讓王海容、唐聞生將會議情況直接報告毛澤東。在毛澤東動怒並嚴厲警告江青之後，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風慶輪」事件糾纏不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預謀地逼鄧小平表態，叫嚷著要揪出“崇洋媚外”、“賣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小平只能憤而離開會場。這時，張春橋望著離去的鄧小平背影，惡狠狠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於是，當晚「四人幫」就聚集於釣魚台17樓，江青說鄧小平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這麼做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和軍隊總參謀長提名有關；王洪文則說鄧小平對新生事物不滿，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姚文元也在日記記下了“鬥爭形勢突然地變化了!鄧小平同志在昨天會議結束時站起來罵江青同志”，“已有廬山會議氣息!”
「四人幫」這次密謀後，就讓王洪文背著政治局其他成員飛長沙向在那裏的毛澤東告狀。結果是挨了批評又碰了一鼻子灰。
鄧小平復出後，他要挽救我們這個國家：軍隊要整頓、鐵路要整頓、教育要整頓。可每一項整頓都遭到了「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他們還以鄧小平同意放映《創業》、《海霞》等電影攻擊鄧小平是“黑線回潮”。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江青一再在鄧小平講話時冷言冷語插話說什麼“評《水滸》不只是文藝評論，還有現實意義”。“宋江上了梁山，篡奪了領導權，把晁蓋架空了”。鄧小平女兒毛毛說，江青在這裏是把鄧小平比做宋江，筆者看來，江青是把周恩來、鄧小平兩人都比做宋江。周恩來進手術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聲拼儘力氣的呼喊正是印證著他當時的心跡。在當時政治環境下，可以說周恩來是江青一夥的眼中釘，鄧小平是江青一夥的肉中刺。只是由於有毛澤東的支持，有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夥才無法扳倒鄧小平。
不過，在當時特殊的「文革」歲月里，我們黨和國家的整個命運安危均繫於偉人毛澤東的一人之身。而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他對中央及身邊人的信任都產生了懷疑，他曾一度讓王海容、唐聞生專門為他傳話，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造成兩人不願為他傳話。於是毛澤東便起用自己的親侄兒毛遠新作為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成了晚年毛澤東最重要的一個“天子近臣”。而毛遠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夥。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上台後最終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這一下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他曾對自己的護士長吳君旭說過，“小吳啊，別人都喊我偉大領袖，其實我這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一是帶領全國人民打倒了蔣介石，二是發動全國人民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全國人民反對的不多，對後一件事，全國人民贊成的不多”。現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鄧小平上台後就要否定掉他做的兩件事之一，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願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許的。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他在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人事安排上是不會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鄧小平陪同他會見外賓後將鄧小平留了下來，並明確交代鄧小平說，由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做一下，還是那句老話，“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令毛澤東失望的是，鄧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是絕不讓步的。他明確地回答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的結論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樣，毛澤東對鄧小平徹底失望了，當場就對鄧小平說，那別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負責外交事務吧。
在那個年代裏，毛澤東的話就是組織決定，鄧小平哪還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願學習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貴，在林彪自我爆炸後被毛澤東看中，決定作為接班人培養。這樣，他從上海造反，一路升遷。張春橋傳達的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據毛澤東的安排，1972年就讓王洪文進中南海邊工作邊學習，更準確地說，是進行「實習」。從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這八個多月的實習，毛澤東對王洪文是滿意的，到籌備黨的十大時，毛澤東對他委以重任：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
隨後，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團成員，位置僅排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十大選舉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是周恩來等人；十大召開時，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十大召開後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擢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僅列在毛澤東、周恩來兩位都已重病纏身的開國元勛之後，須知，王洪文是小毛澤東42歲的人。
十大之後，王洪文入主中南海。從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兩周年那天，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法國總統蓬皮杜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在毛澤東身旁陪同會見的人是周恩來和王洪文。隨後，王洪文曾先後16次陪毛澤東會見外國首腦，這是很明顯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將成為毛澤東身後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僅資歷太淺，而且無論德、才，他都不具備黨和國家最高級領導人的水平。毛澤東為了抬舉他，也為他費了不少心思。除上邊說的一些外，毛澤東還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故意讓王洪文這個中共中央副主席點名。王洪文仗恃著毛澤東的重用，拿起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名冊，第一個就點了：「許世友。」
坐在台下的許世友仰著臉，望著天花板，裝做未聽見。
「許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
「咚!」隨著王洪文的叫聲，許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枱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許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尷尬。這時，睿智的周恩來出來解圍，他從王洪文手中接過八大軍區司令員名單，頭一個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陳錫聯。”陳也響亮地答“到！”然後，周恩來才喊“許世友”，這時，許世友不僅響亮地回答，還站起來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
這一嚴峻的事實說明，王洪文的資歷還遠遠不夠當接班人的要求。
資歷只是一個方面，王洪文的才幹、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一般事務都是汪東興給他操辦，遇有重大問題，他又不大願意向別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態度也不夠誠懇，問題就很難得心應手地處理，以致當時傳出許多政治笑話來。
其中有一個笑話說，有一次王洪文為處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談地說了一大通話之後，問朱老總有什麼意見。朱德默默無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問鄧小平。鄧小平笑著說：「老總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說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實上，王洪文也確實辜負了毛澤東對他的期望。俗話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因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後，很快就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伙「文革」新貴們打得火熱。毛澤東發覺後多次對他批評教育，他卻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黨奪權分子結成牢牢的「四人幫」。
早在1974年12月，為四屆人大組閣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等老幹部的狀，毛澤東就已當面批評他「你們不要搞四人幫」。王洪文不聽勸告使毛澤東漸漸對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屆人大上，毛澤東沒有給他安排重要職務，在中央工作上，毛澤東一度讓鄧小平主持，批鄧後不久，特別是周恩來去世後又讓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這時的王洪文也還不是謙虛謹慎、好好學習和積極進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從上海起家的，他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之後儼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歡的東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還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給。一次周恩來配戴的上海牌手錶用久了，記時不准，他到上海後要到上海手錶廠重買一塊。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總理要上海手錶時，立即給上海手錶廠去了個電話。結果上海手錶廠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給周恩來的住地送來整整一瓷盆各類手錶。因為以往王洪文都是這樣，要一給十甚至給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給錢的。周恩來當然不會，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塊，並付了錢，其餘都給手錶廠退了回去。
王洪文，這個當年「乘直升飛機上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於不聽毛澤東教誨，不願好好學習和工作，最終成了「四人幫」的重要成員而為全黨全國人民所不恥。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澤東的意旨，迫害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她挾嫌報復，只要她看不慣的人都會加上各種罪名加以迫害；她殺人滅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細的人，便指使爪牙們去抄家，並將這些人關押批鬥，置之死地而後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當然，毛澤東對江青的情感也很複雜：有一些事，比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給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讓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戲”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鐵不成鋼。他對江青不滿意時，還說：“江青無大錯，離婚影響不好。”
殊不知，由於毛澤東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僅使她的職務扶搖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慾膨脹，出盡洋相，搶盡風頭。像這樣一個特殊人物，在史無前例的「文革」當中，她怎麼可能少說話呢?
到1973年，開國元勛們已經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響他們奪權上台的最大障礙莫過於周恩來和鄧小平。
本文前邊說的「風慶輪」事件，還有“蝸牛事件”，禁映電影《海霞》、《創業》等都是江青發難造成的。
當毛澤東對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的一些做法不滿時，江青馬上跳出來，說這是犯了投降主義錯誤，是「宋江」要架空“晁蓋”，在批判周恩來的同時，還要說這是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他(指周恩來)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後，毛澤東找周恩來和王洪文談話說：“這次會(指批判周恩來的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澤東對江青一針見血的剖析反映了偉人的睿智，也說明了毛澤東生前是絕不會把黨和國家的大權交給「四人幫」一夥的。
同時，江青還分別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著黨中央、毛主席在首都體育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叫囂「批林批孔」，影射攻擊周恩來。江青還濫發淫威，當眾點名批判郭沫若，當眾讓人摘下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將軍的領章和帽徽。
據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姚力對筆者回憶，江青還曾於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親自帶了20多個人來到中南海西北門，讓人叫來周恩來，就在大門內，江青頤指氣使地批判周恩來搞投降主義，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折騰了半個多小時才揚長而去。事後，江青還洋洋得意地說，她是帶頭到國務院去「點火燒荒」。
在那段時間裡，毛澤東對江青是不滿意的，但他畢竟是八十多歲的老人，有些事處理得已經不再是得心應手了。比如他曾對身邊人說：「叫總理把江青趕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歲月里，毛澤東的話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澤東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讓江青變成一個擺設而不會讓她發揮任何作用，顯然，他並沒有下決心將江青趕出政治局。
「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新中國成立初周恩來在國畫大師徐悲鴻的一幅《奔馬圖》上的題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經無數次艱難險阻後終於在鄧小平的帶領下，走上了改革開放這一富國強民的道路。但我們還要牢記歷史，因為那段歷史對全黨、全國人民都是個永遠的教訓。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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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
1972年秋，農村工作的卓越領導人，曾被錯誤批判為「小腳女人」和“刮包產到戶單幹風”的鄧子恢，在歷經坎坷後，終於在76歲高齡時一病不起，長期躺在北京醫院裡與死神周旋。
一些老戰友和老部下，聞訊後紛紛趕往醫院看望這位德高望重、屢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時思維清晰，常和戰友們暢談往事，其中觸及最多的話題是30年代的紅軍生活和60年代的包產到戶。他怎麼也忘不了包產到戶，總要強忍病痛向人們陳述自己保薦包產到戶沒有錯，並頑強地預言包產到戶遲早會實行。儘管陪伴在身旁的夫人陳蘭同志勸他少講話，他依然要講包產到戶，他似乎已同包產到戶融為一體。
同年12月8日，鄧子恢病情加重，因得不到應有的保健護理，他在夫人陳蘭剛剛去衛生間時，突然從病床上滑下，頭部重重摔在光光的水泥地上，頭顱嚴重損傷，病情更為惡化，從此陷入昏迷狀態。在這生命垂危之際，可敬的鄧子恢竟然仍在喃喃細語，他在一字一頓，慢慢地吐出：包—產—到—戶—沒—有—錯。兩天後，革命老人最終帶著冤屈的心聲離開了人世。
鄧子恢為何臨終也念念不忘包產到戶？似乎令人迷惑不解。其實熟悉鄧老的人，都知道從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產到戶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公社化高潮中，他頭腦清醒不發昏
1958年我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各地掀起“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熱潮，深知農村家底“一窮二白”的鄧子恢，頭腦冷靜，態度消極，不跟風，不颳風，反對窮過渡。同年8月毛澤東宣佈由譚震林負責農村工作，原先主管農林口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因“右傾”靠邊養病。隨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展開了，全國沉浸在一片狂熱之中，到處宣傳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共產風和浮誇風也趁勢席捲中華大地。《人民日報》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以及實行勞動軍事化，吃飯不要錢，家務勞動集體化和社會化等作為“共產主義萌芽”大加讚揚，號召學習。
在大好形勢鼓舞下，加之受某些激進人士的影響，毛主席一度認為農民的自留地是資本主義的溫床，曾想取消它。這一年6月，鄧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毛澤東。毛澤東突然向鄧老提起取消自留地的想法。根據多年農村工作的經驗，鄧老深感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極低，匆忙取消農民的自留地極為不妥。但因雙方都在游泳，不便展開細談。
回家後想到此事，越發不安，夜不能寐，隨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詳細陳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權衡利弊後指出：保留自留地「這是最合適不過的措施。只要把五億農民安頓好了，我們的市場就穩如泰山了」。
信第二天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仔細地閱看鄧子恢的信，深感老戰友言之有理，從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實踐證明，正是這一點點自留地，後來在三年困難期間，竟成了億萬農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鄧子恢的那封信，可謂“為民造福，功德無量”。
：「人民公社的成立，給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提供了條件」。似乎共產主義將會降臨在貧窮落後的中國農村。鄧子恢讀後甚感驚訝，他立即會同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等人趕往徐水縣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發現那個共產主義試點的“高產衛星”，純粹是弄虛作假，極為氣憤，公開指責徐水縣是浮誇風、共產風的典型。
在全黨上下「拔白旗，插紅旗」的強大壓力下，鄧子恢剛正不阿，直言不諱，確實難能可貴。
幸好11月間，毛澤東也覺察人民公社亂子出了不少，並開始著手糾正某些錯誤。
鄧子恢一向反對在生產關係變革上搞冒進，也反對超越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搞空想社會主義。1959年元旦剛過，他立即主持召開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有針對性地部署調整公社體制。強調公社規模不能太大，生產隊100戶左右；生產勞動不能再搞大兵團作戰；要保護社員的生活資料，不能平調；如果動了的，要先作價後償還……。當時有人責難鄧老「刮西北風」。鄧老沒有理會這些責難，會後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直接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寫報告，明確提出公社、大隊、生產隊、生產小組要分權，按“三定一獎”辦法，把生產任務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
「大躍進」、人民公社興起後，我國農村的生產關係遠遠脫離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拔苗助長，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各種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瞎指揮，侵犯社員利益，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人們形容農村“紅旗遍地飄，社員在打鬧，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終是地減產，人挨餓，民不聊生，到處上訪告狀。
1960年6月，劉少奇委託正直求實的鄧子恢下鄉調查，摸清真情。鄧老抱病率工作組離京，他先到山西汾陽，後到河北石家莊。樸實的鄧老頭戴草帽，腳穿布鞋，一身布衣，在農村走鄉串戶。他找幹部和農民開會座談，到社員家中揭鍋蓋，看糧袋，掌握了許多真實情況。
為避免片面性，鄧老又不顧疲倦勞累，風塵僕僕南下江蘇，深入水鄉無錫調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異，公社內部管理混亂，一平二調，瞎指揮，矛盾眾多，群眾不滿。亟需制定一個條例，把各項方針政策條理化、規範化，公佈於眾，以糾正錯誤，穩定民心，使農村生產儘快恢復和發展。
鄧子恢是個雷厲風行的實幹家，他立即組織寫作班子，在無錫埋頭苦幹，反覆推敲，奮鬥40多個晝夜，終於起草了一個66條的《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草稿），接著，召集一些省委農工部長到無錫座談討論，修改後正式上報中央。
劉少奇、周恩來看過這個《條例》後交口稱讚，急送毛澤東審閱。
此時，毛澤東正因公社化的混亂局面而心煩意亂，他也想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但未能如願。如今看到鄧老搞的公社內務條例，興奮不已，立即把它作為研製《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重要參考材料。這個內務條例，實際就是後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的前身，所以人們常說前66條是後60條的基礎；沒有鄧老的前66條，就不會產生後60條。鄧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贏得了毛澤東的重視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嚴肅批評黨內許多領導人「不搞調查研究，閉著眼睛瞎說」，隨即出人意外地大聲讚揚：我這裏要提一提鄧子恢同志，他長期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他搞的那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我看是個創舉。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鄧子恢同志脾氣犟得很，過去我為了說服他，跟他談了好多次。現在我和他的爭論已經結束了，跟他統一了。農村工作後頭犯的錯誤，他沒有份。毛澤東還以責備口氣說：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邊說邊將目光掃向會場，他在尋找鄧老的身影。但未能見到，於是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頓時會場都在幫助尋找鄧老。誰知鄧老那天身體不適，遲到一會兒，就坐在會場的後排，離主席台較遠。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沒有聽清毛主席的講話。當人們突然衝著他大笑時，他莫名其妙問身邊的葉劍英元帥：他們笑什麼？葉帥樂哈哈地說：笑你哩，毛主席表揚你了！
聽說毛主席在講自己，鄧老精力集中了。只聽毛澤東聲音洪亮，自問自答：農村工作找誰啊？還是要找鄧老，他有很多意見是正確的。
過去，毛澤東批評鄧老在農業合作化上是「小腳女人」、“右傾”，許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澤東公開承認鄧老是正確的，大家都向鄧老熱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書記立即把這些情況當成特大喜訊，連夜通過長途電話向本省傳遞。鄧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覺得還是毛澤東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緒也一掃而光。
熱心向毛澤東保薦包產到戶
公社60條下達貫徹後，農村情況有所好轉。但因公社權力過於集中，農民缺少自主權，多勞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連年自然災害，天災人禍攪在一起，農村經濟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如何才能儘快擺脫這種困境，全黨上下都在關注，鄧子恢更是焦慮萬分，多方搜集情況。
窮則思變，各地農村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無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責任田”，連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也同樣要求包產到戶。這實際是對當時時興的“越大越公越好”觀念的否定。
民以食為天，填飽肚子是頭等大事。1961年秋，心繫农村、憂國憂民的鄧老，儘管已65歲，而且長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組南下調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他堅信實踐出真知，群眾出智慧。他先後到河南、江西、福建農村調查研究，心中逐漸有數。年底回京途中，路過安徽合肥作短暫停留。他早就耳聞安徽搞包產到戶責任田，因為「戶」字有資本主義之嫌，眾人避諱，故巧妙稱“責任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見到鄧老光臨甚為高興，當面向他彙報說，全省農村已有39.2%的生產隊試行責任田，凡試行的生產隊，社員責任心大大增強，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產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實際的鄧老當即表態：“你們的辦法好，我贊成。”這是鄧老首次接觸包產到戶責任田，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似乎看到了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了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曾希聖被免職，由李葆華接任，已經興起後的責任田處於進退兩難境地。5月，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上書鄧子恢，訴說他們從1961年3月起試行責任田，當年糧食增產18.3%，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但上級批評這是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寬政策，允許人們繼續試行。
鄧老讀信後心情頗為沉重。這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率領的工作組，正在安徽當塗縣農村調查責任田問題。不久，他發回報告高度讚揚責任田，反映：「責任田把責任制和產量結合起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結合緊密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並說：“責任田還解決了農業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員勞動不顧質量，以及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體生產爭肥、爭時間的矛盾。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提高。”
對農業生產和農民都有利的責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議，鄧老甚為困惑。為慎重起見，他又派人到符離集地區調查。
當塗縣地處淮南，屬於水稻區；宿縣符離集地處淮北，屬於雜糧區。儘管作物不同，但他們調查後發現，符離集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增產效果同樣明顯，群眾感到越干越有奔頭。當地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都反映：包產到戶責任田為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找到了一條新出路，懇切要求不要給他們扣方向性錯誤的帽子。符離集區委甚至以全體同志名義再次上書中央，對包產到戶責任田作了系統性、條理性的陳述，列舉10大變化和7大理由，論證包產到戶責任田方向對頭、效果明顯，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辦法。他們甘冒風險為民請命，令人敬佩。
經過調查研究和大量數據論證，鄧子恢確信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管理體制、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希望之路。
為了讓中央領導層有更多的人了解包產到戶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關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鄧小平甚至公開說：「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這個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對廣西龍勝縣的包產到戶作了調查後，聯名向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澤東閱後稱讚他們“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後提出的建議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批語中，竟連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字樣，鄧子恢感到毛澤東的態度有變化，解決包產到戶問題機不可失，應該趁熱打鐵。
1962年7月的一天夜裏，鄧子恢與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驅車進中南海，再次向毛澤東陳述各種情況和理由，竭力推薦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毛澤東最終勉強同意「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這是鄧子恢磨來磨去的一大勝利，他慶幸地笑了。
因積極倡導包產到戶，他受到批評
60年代初期，我國農村的天災人禍震驚海內外，中央黨政軍機關議論紛紛，思想混亂。許多單位紛紛派人向農村工作權威鄧子恢反映情況，請求解答。因為毛主席講過「農村工作還是要找鄧老」嘛。
年邁體弱的鄧老不顧身邊工作人員的勸告，先後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央直屬機關等單位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農村形勢，實事求是承認問題和困難，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讚揚和支持安徽出現的包產到戶責任制，認為它給解決農村的困難帶來了希望。鄧老的講話實實在在，有理有據，生動活潑，富有說服力，獲得了熱烈掌聲。許多當年聽過報告的人，至今仍記憶猶新，極為敬佩其大膽直言的求實精神。
那時，儘管毛澤東私下表示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但大家也深知毛澤東並未改變其反對包產到戶的基本態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還經常散佈“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的論點。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勸鄧老對農村的包產到戶少說為佳，等毛主席明確表態後再講也不遲。
然而，耿直的鄧子恢卻坦然表示：「怕什麼！不能為了保自已的烏紗帽不顧農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將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同去年3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一樣，這次由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出席的會議，將要研究和決定農村工作的大政方針，事關億萬農民的前途和命運。鄧子恢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起早貪黑為會議研究農村工作做準備。
7月17日，他又一次進中南海見毛澤東，重點自然是談安徽農村情況，他竭力保薦包產到戶。毛澤東依然一聲不吭，只聽不說，始終不表態。直到鄧老起身要走時，才表示：把你們給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彙報送來，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澤東要的材料送走後，又不顧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勸告，繼續組織人員圍繞安徽包產到戶準備有關材料，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
8月初，祖國大地驕陽似火，而北戴河卻涼爽宜人。全國各路軍政大員從四面八方雲集這一避暑勝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無意欣賞海濱風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說包產到戶，氣氛空前火熱，一些省委書記甚至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鄧子恢目睹人們如此熱情關心包產到戶，深受鼓舞，精神振奮。他顧不上休息，又興沖衝去找毛澤東面談。他想多給毛澤東提供一些各地的實情，說服毛澤東支持推行包產到戶。
然而，這一次鄧子恢不走運，因為毛澤東已拿定主意反對包產到戶。面對鄧子恢滔滔不絕的陳述，他毫不客氣地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十年了，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僱工、討小老婆。他甚至把包產到戶同當時波蘭的所謂自由化聯繫起來責備鄧子恢：你怎麼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鄧老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接受不了，於是據理力爭，聲明：搞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話不投機，兩人發生了爭論，弄得不歡而散。
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這一講話如睛天霹雷，炸得全會場鴉雀無聲。原先熱烈議論包產到戶的氣氛頓時消失。隨後會議出現一邊倒，迅速轉入討論階級鬥爭和批判包產到戶。陳伯達趁機興風作浪，胡編亂造，妄加罪名，攻擊鄧老對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許多荒謬說法」，“什麼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實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人攻擊說鄧老“思想上最大的問題，是認為目前自耕農的生產方式最先進，他這個思想是二年一貫制，所以實際上他成了富裕中農的代表”。
鄧子恢保薦包產到戶，原本是為中央出謀劃策、使我國儘快擺脫農業生產的困境，誰知卻遭如此橫禍，引來這麼多惡語中傷。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問心無愧，毫不畏懼。面對巨大的攻勢，他回敬那些批判發言「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鄧老確實是個「犟脾氣」，在北戴河中心組會議上，他當著毛澤東的面理直氣壯地發問：工業上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業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制？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由於鄧老不屈服，不認錯，於是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批判鄧子恢，把他批得一無是處，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連他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誤定性為“十年一貫制”，“沒有辦一件好事”。
十中全會後，中央宣佈撤銷農村工作部，「拆廟搬菩薩」，鄧子恢被貶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隨後，中央安排鄧子恢同陳毅、賀龍、聶榮臻等一道去廣東休養。
罷官後，他在廣西化名秘密試驗包產到戶
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了，鄧子恢的部長職務也不存在了，然而他心繫农村和農民的志向始終不變，大路不通走小路。推行包產到戶的道路被堵死了，決定另找出路研究改進農村的現狀。
1962年冬，鄧子恢在廣東休養期間，先後到花縣、從化、汕頭等地了解農村金融情況。中央不是安排他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嗎？他同樣可以接觸農村了解情況嘛。在花縣，他對花山公社試行耕牛折舊存放款辦法產生了興趣。於是就地進行深入調查，他認為這個辦法符合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保值、增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也是反對刮共產風、制止公社剝奪農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義。
後來，他讓人民銀行派工作組去花縣作專題調查。無獨有偶，1964年元月，他從四川省委的文件中發現該省資中縣農村同樣實行耕牛、大農具折舊辦法，內心充滿喜悅。68歲的鄧老隨即戴起老花鏡，伏案給黨中央寫報告：「從花縣、資中兩縣的試點情況看，舉辦耕牛、農具折舊存放款，不僅可以保證當前農業的生產力永不衰退，保持農業的持續再生產，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產隊的公共積累，鞏固集體經濟。」他建議中央號召各省、區搞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並應形成制度。報告於2月25日發出，他期盼有滿意的答覆，但卻石沉大海，一直杳無音訊。
但鄧子恢並不灰心，後來他又發現北京9個縣和郊區的公社也早已實行固定資產折舊制，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調查。不久，他了解陝西、河南等地也有類似的做法，於是再次提筆向中央寫報告。他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沒有提留折舊金，耕畜、農機具在每年生產中所消耗的價值應該得到的補償部分，被社員分掉，到了更換時就要借貸負債，所留公積金有的不夠彌補，這對鞏固集體經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一年5月16日，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等。鄧小平當即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然而，中央工作會議正集中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農業規劃等問題，根本未涉及耕畜、農機具折舊制一事。
儘管如此，鄧子恢不甘罷休。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他同兒孫一行3人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了毛澤東。大家遊了一會，毛澤東上岸休息，他也隨後上岸。工作人員為他們搬來椅子，兩人並排而坐。鄧子恢趁機彙報建立耕畜、農機具折舊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談了很久，毛澤東一如既往靜靜地聽著，始終不吭聲。只是臨走時，鄧子恢把兒孫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才笑著同孩子們一一握手，高興地說了一句：祖孫三代啊！
事後，他又以老驥伏櫪的精神，親率工作組到遼寧金縣農村調查，似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然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了，要清查“四不清”幹部“和他們在上面的根子”。鄧子恢當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當時，毛澤東同一些外國黨領導人反覆談中國黨內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義，多次點了鄧子恢的名，指責他身為農村工作部長和副總理，“到處亂竄，刮單幹風”。
飽經滄桑的鄧老襟懷坦蕩，毫不在乎這些責難。同年11月，他反而主動要求到廣西農村，參加了近兩年的「四清」運動。
1964年11月—1965年7月，鄧老先在廣西玉林地區搞「四清」，1965年10月—1966年7月又轉到桂林地區參加「四清」。當時上級機關曾通知有關地委領導：“鄧子恢這次是來參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講話。”但是地委領導和幹部對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和農村工作的老前輩，依然充滿了尊敬和信任之情。
鄧老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同廣大幹部同吃同住，強調服從當地黨組織領導，生活上絕不能特殊化，不給地方增添麻煩。
為便於工作，他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幹部身份參加「四清」。這位古稀老人，身穿中式布衣，頭戴軍帽，手搖芭蕉扇，在生產隊走村串戶，同基層幹部和農民聊天談家常，了解情況。他熟悉農時節氣，懂得耕耙種收，社員們常把他當成農業技術員，或者當成農業教授。
這期間，他在農村每天目睹社員們「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收工打衝鋒」，完全是吃大鍋飯，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無效勞動，深感不安。他問社員有什麼辦法改變這種勞民傷財的狀況，人們說最好還是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這是農民的心聲。但毛主席批判過包產到戶。怎麼辦？鄧子恢提請他「四清」時的黨小組討論研究這一難題，大家認為包產到戶是禁區，不能闖，但還是可以搞責任制嘛。毛主席批過包產到戶，並沒有公開批判責任制啊。何況這裏離北京那麼遠，誰知道呀！鄧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書記韋樹輝打了一下招呼，說要選幾個點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實際是親自搞包產到戶試驗。韋樹輝也知道鄧老的用意，表示支持。他們是在冒政治風險。為了確保試驗順利進行，雙方商定絕對保密，暗中試驗，不對外泄露。於是玉林地區一場絕密的包產到戶試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藉助於「四清」運動的旗號，悄悄地展開了。
試驗過程中鄧子恢特彆強調要聯繫產量承包。他曾對韋樹輝說：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起來是難包的。要解決生產一窩蜂、分配上吃「大鍋飯」的問題，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聯產不行。
立即拿給韋樹輝看，並說：說不聯繫產量，實際上是聯繫了嘛！你批你的，下面還是照樣要搞嘛！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鄧老在玉林地區暗地試驗包產到戶，原是嚴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還是傳到了自治區黨委領導人耳朵里。有一次，區黨委負責農村工作的副書記霍泛，見到了韋樹輝，很關切地詢問在玉林蹲點搞「四清」的老領導鄧子恢情況如何，韋樹輝私下悄悄地透露了這個機密情況。霍泛是鄧老的老部下，在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過，一向敬佩鄧老。他得知鄧老在「四清」中秘密試驗包產到戶的情況後，也一直守口如瓶，同樣對別人保了密，所以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很少。事後談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說：鄧老對他認為正確的事，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他也是要堅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裡做，他就暗裏做，除非實踐證明它確是錯誤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生產實踐證明：鄧老親自主持秘密試驗的包產到戶責任制完全正確，既符合農民的心愿，也符合農業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律，效果極為明顯。1965年，四個試驗點糧食總產6911萬公斤，增產1887.5萬公斤，比上年增長37.5%。基層幹部反映，這是農業合作化以來，當地田間管理質量最好、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人們都感謝那位指導他們搞試驗的科委「李老頭」。
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全國「文革」風暴突起，鄧子恢老人奉命匆匆離開廣西，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廣西一位領導人，不無遺憾地說：鄧老親自主持的包產到戶試驗，由此停止了。如果繼續下去，這一新生事物定會總結出許多好經驗，對農村改革也會起到很好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同包產到戶風雨同行、榮辱與共
「文革」動亂開始後，一向沉靜的農林口機關大院熱鬧了，炮打鄧子恢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院和鄧老家的門口。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也趕來揪斗鄧老，然而鄧老問心無愧，沉著對應，處之泰然。
揪斗中，造反派抓住包產到戶做文章，批鄧子恢一貫反對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對台戲，是頑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頭認罪。鄧老申辨：我從不反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黨內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談不上反黨。他從不違心承認包產到戶是錯誤，也拒絕低頭認罪。
隨著「文革」歲月的推移，年邁的鄧子恢已逐漸進入風燭殘年，原有的保健醫療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門診部看病。由於病情加重，最後才被北京醫院收留。他病卧在床塌上，回顧過去，往事如雲。許多人間舊事逐漸淡忘，唯有當年他在閩西領導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和保薦包產到戶兩件事深深刻在腦海里。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包產到戶”這四個關係億萬農民命運的字眼，總是在夢囈低語中不斷出現。因為這四個字曾經同他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啊！
1972年12月10日，為革命事業和農村工作奮鬥一生，為包產到戶吶喊呼喚的鄧子恢，終於敵不過死神的折磨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但黨中央還是為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革命老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重病在身的朱老總悲痛萬分，不顧家人勸告，硬是穿著厚厚的大衣，頭戴皮帽，拄著拐棍，冒著嚴寒，步履蹣跚地到八寶山為老戰友送行。毛澤東儘管多次批評鄧子恢右傾，但始終佩服他剛正不阿，稱讚他是「犟脾氣」、“搞陽謀，不搞陰謀”，也送了花圈。
歷史是公正的，九年後的1981年3月9日，黨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正式發文指出：鄧子恢「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卓越領導者，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過去黨內對他和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複名譽。」鄧子恢矢志不渝、積極倡導的包產到戶責任制，歷經人間風雨後，也終於寫進了中共中央當年的1號文件，並在中華大地普遍實行，成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鄧子恢作為包產到戶的積極倡導者和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已載入史冊，為後人永誌不忘。
此時，毛澤東正因公社化的混亂局面而心煩意亂，他也想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但未能如願。如今看到鄧老搞的公社內務條例，興奮不已，立即把它作為研製《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重要參考材料。這個內務條例，實際就是後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的前身，所以人們常說前66條是後60條的基礎；沒有鄧老的前66條，就不會產生後60條。鄧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贏得了毛澤東的重視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嚴肅批評黨內許多領導人「不搞調查研究，閉著眼睛瞎說」，隨即出人意外地大聲讚揚：我這裏要提一提鄧子恢同志，他長期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他搞的那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我看是個創舉。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鄧子恢同志脾氣犟得很，過去我為了說服他，跟他談了好多次。現在我和他的爭論已經結束了，跟他統一了。農村工作後頭犯的錯誤，他沒有份。毛澤東還以責備口氣說：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邊說邊將目光掃向會場，他在尋找鄧老的身影。但未能見到，於是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頓時會場都在幫助尋找鄧老。誰知鄧老那天身體不適，遲到一會兒，就坐在會場的後排，離主席台較遠。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沒有聽清毛主席的講話。當人們突然衝著他大笑時，他莫名其妙問身邊的葉劍英元帥：他們笑什麼？葉帥樂哈哈地說：笑你哩，毛主席表揚你了！
聽說毛主席在講自己，鄧老精力集中了。只聽毛澤東聲音洪亮，自問自答：農村工作找誰啊？還是要找鄧老，他有很多意見是正確的。
過去，毛澤東批評鄧老在農業合作化上是「小腳女人」、“右傾”，許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澤東公開承認鄧老是正確的，大家都向鄧老熱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書記立即把這些情況當成特大喜訊，連夜通過長途電話向本省傳遞。鄧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覺得還是毛澤東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緒也一掃而光。
熱心向毛澤東保薦包產到戶
公社60條下達貫徹後，農村情況有所好轉。但因公社權力過於集中，農民缺少自主權，多勞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連年自然災害，天災人禍攪在一起，農村經濟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如何才能儘快擺脫這種困境，全黨上下都在關注，鄧子恢更是焦慮萬分，多方搜集情況。
窮則思變，各地農村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無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責任田”，連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也同樣要求包產到戶。這實際是對當時時興的“越大越公越好”觀念的否定。
民以食為天，填飽肚子是頭等大事。1961年秋，心繫农村、憂國憂民的鄧老，儘管已65歲，而且長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組南下調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他堅信實踐出真知，群眾出智慧。他先後到河南、江西、福建農村調查研究，心中逐漸有數。年底回京途中，路過安徽合肥作短暫停留。他早就耳聞安徽搞包產到戶責任田，因為「戶」字有資本主義之嫌，眾人避諱，故巧妙稱“責任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見到鄧老光臨甚為高興，當面向他彙報說，全省農村已有39.2%的生產隊試行責任田，凡試行的生產隊，社員責任心大大增強，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產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實際的鄧老當即表態：“你們的辦法好，我贊成。”這是鄧老首次接觸包產到戶責任田，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似乎看到了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了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曾希聖被免職，由李葆華接任，已經興起後的責任田處於進退兩難境地。5月，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上書鄧子恢，訴說他們從1961年3月起試行責任田，當年糧食增產18.3%，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但上級批評這是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寬政策，允許人們繼續試行。
鄧老讀信後心情頗為沉重。這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率領的工作組，正在安徽當塗縣農村調查責任田問題。不久，他發回報告高度讚揚責任田，反映：「責任田把責任制和產量結合起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結合緊密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並說：“責任田還解決了農業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員勞動不顧質量，以及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體生產爭肥、爭時間的矛盾。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提高。”
對農業生產和農民都有利的責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議，鄧老甚為困惑。為慎重起見，他又派人到符離集地區調查。
當塗縣地處淮南，屬於水稻區；宿縣符離集地處淮北，屬於雜糧區。儘管作物不同，但他們調查後發現，符離集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增產效果同樣明顯，群眾感到越干越有奔頭。當地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都反映：包產到戶責任田為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找到了一條新出路，懇切要求不要給他們扣方向性錯誤的帽子。符離集區委甚至以全體同志名義再次上書中央，對包產到戶責任田作了系統性、條理性的陳述，列舉10大變化和7大理由，論證包產到戶責任田方向對頭、效果明顯，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辦法。他們甘冒風險為民請命，令人敬佩。
經過調查研究和大量數據論證，鄧子恢確信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管理體制、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希望之路。
為了讓中央領導層有更多的人了解包產到戶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關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鄧小平甚至公開說：「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這個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對廣西龍勝縣的包產到戶作了調查後，聯名向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澤東閱後稱讚他們“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後提出的建議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批語中，竟連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字樣，鄧子恢感到毛澤東的態度有變化，解決包產到戶問題機不可失，應該趁熱打鐵。
1962年7月的一天夜裏，鄧子恢與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驅車進中南海，再次向毛澤東陳述各種情況和理由，竭力推薦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毛澤東最終勉強同意「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這是鄧子恢磨來磨去的一大勝利，他慶幸地笑了。
因積極倡導包產到戶，他受到批評
60年代初期，我國農村的天災人禍震驚海內外，中央黨政軍機關議論紛紛，思想混亂。許多單位紛紛派人向農村工作權威鄧子恢反映情況，請求解答。因為毛主席講過「農村工作還是要找鄧老」嘛。
年邁體弱的鄧老不顧身邊工作人員的勸告，先後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央直屬機關等單位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農村形勢，實事求是承認問題和困難，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讚揚和支持安徽出現的包產到戶責任制，認為它給解決農村的困難帶來了希望。鄧老的講話實實在在，有理有據，生動活潑，富有說服力，獲得了熱烈掌聲。許多當年聽過報告的人，至今仍記憶猶新，極為敬佩其大膽直言的求實精神。
那時，儘管毛澤東私下表示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但大家也深知毛澤東並未改變其反對包產到戶的基本態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還經常散佈“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的論點。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勸鄧老對農村的包產到戶少說為佳，等毛主席明確表態後再講也不遲。
然而，耿直的鄧子恢卻坦然表示：「怕什麼！不能為了保自已的烏紗帽不顧農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將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同去年3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一樣，這次由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出席的會議，將要研究和決定農村工作的大政方針，事關億萬農民的前途和命運。鄧子恢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起早貪黑為會議研究農村工作做準備。
7月17日，他又一次進中南海見毛澤東，重點自然是談安徽農村情況，他竭力保薦包產到戶。毛澤東依然一聲不吭，只聽不說，始終不表態。直到鄧老起身要走時，才表示：把你們給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彙報送來，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澤東要的材料送走後，又不顧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勸告，繼續組織人員圍繞安徽包產到戶準備有關材料，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
8月初，祖國大地驕陽似火，而北戴河卻涼爽宜人。全國各路軍政大員從四面八方雲集這一避暑勝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無意欣賞海濱風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說包產到戶，氣氛空前火熱，一些省委書記甚至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鄧子恢目睹人們如此熱情關心包產到戶，深受鼓舞，精神振奮。他顧不上休息，又興沖衝去找毛澤東面談。他想多給毛澤東提供一些各地的實情，說服毛澤東支持推行包產到戶。
然而，這一次鄧子恢不走運，因為毛澤東已拿定主意反對包產到戶。面對鄧子恢滔滔不絕的陳述，他毫不客氣地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十年了，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僱工、討小老婆。他甚至把包產到戶同當時波蘭的所謂自由化聯繫起來責備鄧子恢：你怎麼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鄧老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接受不了，於是據理力爭，聲明：搞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話不投機，兩人發生了爭論，弄得不歡而散。
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這一講話如睛天霹雷，炸得全會場鴉雀無聲。原先熱烈議論包產到戶的氣氛頓時消失。隨後會議出現一邊倒，迅速轉入討論階級鬥爭和批判包產到戶。陳伯達趁機興風作浪，胡編亂造，妄加罪名，攻擊鄧老對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許多荒謬說法」，“什麼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實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人攻擊說鄧老“思想上最大的問題，是認為目前自耕農的生產方式最先進，他這個思想是二年一貫制，所以實際上他成了富裕中農的代表”。
鄧子恢保薦包產到戶，原本是為中央出謀劃策、使我國儘快擺脫農業生產的困境，誰知卻遭如此橫禍，引來這麼多惡語中傷。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問心無愧，毫不畏懼。面對巨大的攻勢，他回敬那些批判發言「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鄧老確實是個「犟脾氣」，在北戴河中心組會議上，他當著毛澤東的面理直氣壯地發問：工業上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業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制？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由於鄧老不屈服，不認錯，於是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批判鄧子恢，把他批得一無是處，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連他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誤定性為“十年一貫制”，“沒有辦一件好事”。
十中全會後，中央宣佈撤銷農村工作部，「拆廟搬菩薩」，鄧子恢被貶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隨後，中央安排鄧子恢同陳毅、賀龍、聶榮臻等一道去廣東休養。
罷官後，他在廣西化名秘密試驗包產到戶
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了，鄧子恢的部長職務也不存在了，然而他心繫农村和農民的志向始終不變，大路不通走小路。推行包產到戶的道路被堵死了，決定另找出路研究改進農村的現狀。
1962年冬，鄧子恢在廣東休養期間，先後到花縣、從化、汕頭等地了解農村金融情況。中央不是安排他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嗎？他同樣可以接觸農村了解情況嘛。在花縣，他對花山公社試行耕牛折舊存放款辦法產生了興趣。於是就地進行深入調查，他認為這個辦法符合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保值、增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也是反對刮共產風、制止公社剝奪農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義。
後來，他讓人民銀行派工作組去花縣作專題調查。無獨有偶，1964年元月，他從四川省委的文件中發現該省資中縣農村同樣實行耕牛、大農具折舊辦法，內心充滿喜悅。68歲的鄧老隨即戴起老花鏡，伏案給黨中央寫報告：「從花縣、資中兩縣的試點情況看，舉辦耕牛、農具折舊存放款，不僅可以保證當前農業的生產力永不衰退，保持農業的持續再生產，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產隊的公共積累，鞏固集體經濟。」他建議中央號召各省、區搞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並應形成制度。報告於2月25日發出，他期盼有滿意的答覆，但卻石沉大海，一直杳無音訊。
但鄧子恢並不灰心，後來他又發現北京9個縣和郊區的公社也早已實行固定資產折舊制，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調查。不久，他了解陝西、河南等地也有類似的做法，於是再次提筆向中央寫報告。他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沒有提留折舊金，耕畜、農機具在每年生產中所消耗的價值應該得到的補償部分，被社員分掉，到了更換時就要借貸負債，所留公積金有的不夠彌補，這對鞏固集體經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一年5月16日，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等。鄧小平當即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然而，中央工作會議正集中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農業規劃等問題，根本未涉及耕畜、農機具折舊制一事。
儘管如此，鄧子恢不甘罷休。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他同兒孫一行3人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了毛澤東。大家遊了一會，毛澤東上岸休息，他也隨後上岸。工作人員為他們搬來椅子，兩人並排而坐。鄧子恢趁機彙報建立耕畜、農機具折舊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談了很久，毛澤東一如既往靜靜地聽著，始終不吭聲。只是臨走時，鄧子恢把兒孫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才笑著同孩子們一一握手，高興地說了一句：祖孫三代啊！
事後，他又以老驥伏櫪的精神，親率工作組到遼寧金縣農村調查，似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然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了，要清查“四不清”幹部“和他們在上面的根子”。鄧子恢當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當時，毛澤東同一些外國黨領導人反覆談中國黨內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義，多次點了鄧子恢的名，指責他身為農村工作部長和副總理，“到處亂竄，刮單幹風”。
飽經滄桑的鄧老襟懷坦蕩，毫不在乎這些責難。同年11月，他反而主動要求到廣西農村，參加了近兩年的「四清」運動。
1964年11月—1965年7月，鄧老先在廣西玉林地區搞「四清」，1965年10月—1966年7月又轉到桂林地區參加「四清」。當時上級機關曾通知有關地委領導：“鄧子恢這次是來參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講話。”但是地委領導和幹部對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和農村工作的老前輩，依然充滿了尊敬和信任之情。
鄧老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同廣大幹部同吃同住，強調服從當地黨組織領導，生活上絕不能特殊化，不給地方增添麻煩。
為便於工作，他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幹部身份參加「四清」。這位古稀老人，身穿中式布衣，頭戴軍帽，手搖芭蕉扇，在生產隊走村串戶，同基層幹部和農民聊天談家常，了解情況。他熟悉農時節氣，懂得耕耙種收，社員們常把他當成農業技術員，或者當成農業教授。
這期間，他在農村每天目睹社員們「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收工打衝鋒」，完全是吃大鍋飯，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無效勞動，深感不安。他問社員有什麼辦法改變這種勞民傷財的狀況，人們說最好還是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這是農民的心聲。但毛主席批判過包產到戶。怎麼辦？鄧子恢提請他「四清」時的黨小組討論研究這一難題，大家認為包產到戶是禁區，不能闖，但還是可以搞責任制嘛。毛主席批過包產到戶，並沒有公開批判責任制啊。何況這裏離北京那麼遠，誰知道呀！鄧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書記韋樹輝打了一下招呼，說要選幾個點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實際是親自搞包產到戶試驗。韋樹輝也知道鄧老的用意，表示支持。他們是在冒政治風險。為了確保試驗順利進行，雙方商定絕對保密，暗中試驗，不對外泄露。於是玉林地區一場絕密的包產到戶試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藉助於「四清」運動的旗號，悄悄地展開了。
試驗過程中鄧子恢特彆強調要聯繫產量承包。他曾對韋樹輝說：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起來是難包的。要解決生產一窩蜂、分配上吃「大鍋飯」的問題，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聯產不行。
立即拿給韋樹輝看，並說：說不聯繫產量，實際上是聯繫了嘛！你批你的，下面還是照樣要搞嘛！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鄧老在玉林地區暗地試驗包產到戶，原是嚴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還是傳到了自治區黨委領導人耳朵里。有一次，區黨委負責農村工作的副書記霍泛，見到了韋樹輝，很關切地詢問在玉林蹲點搞「四清」的老領導鄧子恢情況如何，韋樹輝私下悄悄地透露了這個機密情況。霍泛是鄧老的老部下，在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過，一向敬佩鄧老。他得知鄧老在「四清」中秘密試驗包產到戶的情況後，也一直守口如瓶，同樣對別人保了密，所以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很少。事後談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說：鄧老對他認為正確的事，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他也是要堅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裡做，他就暗裏做，除非實踐證明它確是錯誤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生產實踐證明：鄧老親自主持秘密試驗的包產到戶責任制完全正確，既符合農民的心愿，也符合農業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律，效果極為明顯。1965年，四個試驗點糧食總產6911萬公斤，增產1887.5萬公斤，比上年增長37.5%。基層幹部反映，這是農業合作化以來，當地田間管理質量最好、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人們都感謝那位指導他們搞試驗的科委「李老頭」。
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全國「文革」風暴突起，鄧子恢老人奉命匆匆離開廣西，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廣西一位領導人，不無遺憾地說：鄧老親自主持的包產到戶試驗，由此停止了。如果繼續下去，這一新生事物定會總結出許多好經驗，對農村改革也會起到很好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同包產到戶風雨同行、榮辱與共
「文革」動亂開始後，一向沉靜的農林口機關大院熱鬧了，炮打鄧子恢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院和鄧老家的門口。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也趕來揪斗鄧老，然而鄧老問心無愧，沉著對應，處之泰然。
揪斗中，造反派抓住包產到戶做文章，批鄧子恢一貫反對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對台戲，是頑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頭認罪。鄧老申辨：我從不反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黨內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談不上反黨。他從不違心承認包產到戶是錯誤，也拒絕低頭認罪。
隨著「文革」歲月的推移，年邁的鄧子恢已逐漸進入風燭殘年，原有的保健醫療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門診部看病。由於病情加重，最後才被北京醫院收留。他病卧在床塌上，回顧過去，往事如雲。許多人間舊事逐漸淡忘，唯有當年他在閩西領導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和保薦包產到戶兩件事深深刻在腦海里。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包產到戶”這四個關係億萬農民命運的字眼，總是在夢囈低語中不斷出現。因為這四個字曾經同他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啊！
1972年12月10日，為革命事業和農村工作奮鬥一生，為包產到戶吶喊呼喚的鄧子恢，終於敵不過死神的折磨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但黨中央還是為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革命老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重病在身的朱老總悲痛萬分，不顧家人勸告，硬是穿著厚厚的大衣，頭戴皮帽，拄著拐棍，冒著嚴寒，步履蹣跚地到八寶山為老戰友送行。毛澤東儘管多次批評鄧子恢右傾，但始終佩服他剛正不阿，稱讚他是「犟脾氣」、“搞陽謀，不搞陰謀”，也送了花圈。
歷史是公正的，九年後的1981年3月9日，黨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正式發文指出：鄧子恢「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卓越領導者，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過去黨內對他和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複名譽。」鄧子恢矢志不渝、積極倡導的包產到戶責任制，歷經人間風雨後，也終於寫進了中共中央當年的1號文件，並在中華大地普遍實行，成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鄧子恢作為包產到戶的積極倡導者和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已載入史冊，為後人永誌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