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日報》發表。這兩篇文章對「耳朵聽字」進行了有力地抨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人民日報》文章成為「耳朵聽字」由熱到冷的轉折點
小背景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動態》上的兩篇文章。
中共中央宣傳部發表《未經科學鑒定的奇事不宜宣傳》說：「對此奇聞，很多人都表示懷疑。我們認為，即使確有其事，在未作出科學鑒定之前，如此公開宣傳，也是不妥當的。這種宣傳，徒然增加人們的迷信傳說和助長各種離奇的謠言囈語的流傳，對我們的事業沒有任何好處。類乎這樣的事，過去也曾發生過，事後證明都是不足信的。我們應當記取教訓。」
197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鬍耀邦對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信訪簡報《揭穿「耳朵認字」的騙術》寫了批語。批語稱：
「穆之、井丹、績偉、曾濤、香山同志一閱。所有表演過這出醜戲的小孩都沒有罪。地縣委居然輕信，黨報居然發表，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聲中，居然出現這樣荒謬絕倫的笑話，並由此推想各條戰線上必然存在的能同這種笑話相比美的事情，我們該要警惕啊！該要努力聯繫實際解決一些問題啊！」
《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見批示後，叫陳祖甲寫了那一篇文章。
陳祖甲在文中援引了《聊齋志異》里一個叫《司文郎》的故事，說一個瞎和尚能用鼻子判斷文章的優劣，無論什麼樣的文章燒成灰燼，經他一嗅，便見分曉。是好文章，就像聞到奇花異草，馨香撲鼻，沁人肺腑；如果碰到壞文章，瞎和尚則會噁心，「向壁大嘔，下氣如雷」。但這都只是傳聞的功夫，真正檢驗時，常常出錯，一些壞文章常被瞎和尚嗅成好文章，使作者金榜題名，寫好文章的人反倒落了第。
陳祖甲以「聊齋」故事來類比用耳認字。他說：“科學常識告訴我們：寫的字只能反射可見光，決不會發出什麼聲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朵聽。”文章還表達了“‘聽’字的兒童是無辜的”，不要“被那些荒誕無稽的事分散了精力”之類觀點。
1979年5月28日，《四川日報》編輯部向省委宣傳部作了自我批評。此後，四川省委宣傳部又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評。
就這樣，1979年3月11日公開見報的「以耳認字」歷時還不足百天。
《人民日報》文章引起爭議
陳祖甲和葉聖陶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短短數日就接到200多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對《從「以鼻嗅文」到“用耳認字”》一文毀譽參半。
廣東高鶴縣西安公社譚某等來信揭露，該公社也發現用耳認字的「奇人」，後經當地科技局考核，證明完全是假的，騙人的。
河北邢台長征汽車廠的岳峰來信說，1975年在撫順就發生過用耳認字的事，後來一位80多歲的魔術師解開了其中的奧妙。據魔術師說，這是我國瀕於失傳的一種小魔術。
過姜燕的《北京科技報》，《北京科技報》給予了與《人民日報》不一樣的答覆。比如讀者問到《北京科技報》的甄慶如，甄說，用耳認字是記者作過實驗的，是真的。北京還發現了幾個，正在研究。
青雲儀器廠的王軍、二機部二院的一位讀者、北京光學公司的林國森都從《北京科技報》得到了類似的回答，他們又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見了陳祖甲的文章後，打來電話說：「你們的文章批評了那麼多領導，是不對的。」
安徽宣城縣紡織廠醫務所的一位女同志來電說，她的孩子能用耳朵識字，是真的。她進一步告訴報社：省、地、縣科委的領導都看了，發了文件，還會是假的嗎？
新華印刷廠的好幾位讀者要求《人民日報》派人去該廠調查，因為該廠一位工人的兩個女兒都能用耳、用胳肢窩認字。
有的讀者認為陳祖甲的文章之所以有毛病，是因為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說如果五個孩子，有四個是假的，另一個未調查，也不能下假的結論。這一說話邏輯，後來成為特異功能存在論的最經典的借口。
5月29日，《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以陳祖甲文章發表的頭4天中收到的74封有關來信為基礎進行了分析。從理論上分析，有人認為陳祖甲的文章澄清了是非，看了非常痛快；有人認為陳祖甲的文章沒有說明事實真相，而原來「用耳識字」的消息又那麼真切，有的地方領導同志還接見了識字的人，這樣就使人迷惑，分不清誰說的是真理；有的說如果「用耳識字」是使用了遮眼法一類騙術，那就該讓科技部門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進行批判，不應該從《聊齋志異》中去找證據；有的讀者指出陳祖甲的文章太霸道。
究竟誰是誰非，當時並沒有得出結果。許多媒體推波助瀾，加入了「耳朵聽字」的討論熱潮
但是，這個爭論並沒有得出結果，相反意見也一直存在。1979年6月18日，「香港享升街九十號地下」的李學聯在《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在理論上給「以耳認字」以有力的支持，給被《人民日報》文章打壓下去的「以耳認字」熱潮以恢復生機的活力。
上海《自然雜誌》全力支持特異功能研究事業。
全國亦有上百家報刊投入了特異功能的宣傳和研究「事業」，《自然雜誌》更是鼎力扶植特異功能科學家，甚至出資出力主持召開“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
全國上下，天天都有特異功能的捷報，省、地、市、縣各級領導觀看錶演，發表講話的盛況已如上所述。全國幾十所高校和科究單位不失時機地把特異功能研究當作重要課題，以至於1981年5月在重慶召開「第二屆人體科學討論會」時參加的高校和科研單位達到了106個，提交論文147篇，盛況空前。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提要：1984年9月26日(28年前的今日)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在北京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國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中國政府決定在收回香港之後維持香港的現行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50年不變； 在香港設立直轄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由香港當地人治理，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在此之前，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雙方互不相讓，據理力爭……[我來說兩句]
1982年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
本文摘自《香港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978年年底，麥理浩爵士應中國外貿部長的邀請訪問北京。英國一直努力扭轉對華出口不振的局面，自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機會。1979年3月和4月舉行的雙邊會談「打開了誤會、故作姿態和不守信用的潘多拉之盒」，雙方經過艱苦談判，就香港的前途達成協議。麥理浩爵士受到殷勤款待，麥理浩之行無疑是個歷史性事件，這是在任香港總督首次訪問北京，而且是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1979年1月1日，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中美建交勢必要求廢除美國與台灣的防務協定，終止華盛頓與台北的外交關係。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到那時為止，台灣已經能夠在沒有美國庇護的情況下完全應付自如。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於1975年繼位，開始引領台灣走向更為規範的民主。台灣經濟也取得了成功，年增長率高達20％。但是，一種從前遺留下來的情緒，即認為美國將來有責任幫助台灣的觀點，在美國決策層中仍有很大市場。
與此同時，中國肅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殘餘“四人幫”——四人中包括毛澤東的妻子——著手推行更合理的經濟政策，其中一項舉措就是效法台灣人的做法創辦經濟特區。緊鄰新界的深圳是最重要的經濟特區，它已經發展成廣東省的動力源泉，每年商品出口總額達5億美元。中國意圖使這些經濟特區像過去的通商口岸一樣，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中心。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不希望嚇跑投資者，削弱香港對促進中國不斷繁榮的重要作用，進而損害中國的發展前景。他們寧願把香港的前途問題暫時擱置起來，毛澤東的繼承人、國家主席華國鋒宣佈：「可以通過協商找到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案。」麥理浩爵士提出應該採取一些措施，緩解人們對租約臨近期滿的憂慮，畢竟離1997年只有18年時間了。鄧小平建議這位總督向投資者保證他們可以“放心”，他在私下裏明確表示中國將在租約到期後恢復行使主權。早在1972年，中國就發出明確無誤的信號，不承認英國對香港享有主權。兩年後希思先生證實了這一點，中美兩國的各項宣言和聲明也都正式予以確認。因此，若還有人對中國的這一立場表示懷疑，那真讓人感到吃驚。不過，有一種樂觀想法認為，即使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也不一定意味著英國管治的結束。
不時有人建議英國應該乾脆拒絕做出任何讓步，應該堅決主張對香港島和九龍城享有絕對主權，並要求重新談判續訂新界租約，這些建議大多是不嚴肅的。一些右翼人士甚至鼓吹沿界線街修築一道「柏林圍牆」，把英屬九龍與新界隔開。這麼做顯然根本行不通，只要中國反對，英國就根本不可能保住新界，供水問題還只是許多明顯難以克服的難題之一。對於英國來說，坦率地拒絕中國的立場倒有些可能。國際法有可能承認英國對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國際輿論很有可能會同意英國賦予香港獨立，中國很難完全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間的親善關係一意孤行。
但是，在1982年，推行這樣一種政策十分危險。蘇聯仍是一個世界強國，雖然它陷入阿富汗以及東歐衛星國日益加劇的困境難以自拔。中蘇關係雖然仍處於緊張狀態（兩國關係直到1985年才開始改善），俄國將在聯合國否決任何中國堅決反對的香港獨立的動議。如果美國進行干預，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但當時入主白宮的是里根總統，美國人的目光更關注伊朗、尼加拉瓜、越南和蘇聯。
另外，從根本上說，英國並不准備與中國決一雌雄。香港作為重要的戰略或商業資產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香港若能獨立當然是求之不得，更重要的是與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開展貿易和保持良好關係。
1979年起，瑪格麗特·戴卓爾夫人連任三屆首相，是20世紀晚期英國最重要的政治家。
1982年底，羅得西亞獨立問題塵埃落定，阿根廷人也被趕出福克蘭群島，瑪格麗特·戴卓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做好了與中國談判的準備。
訊報》援引鄧小平對一位助手低聲抱怨：「我簡直沒法跟這個女人談，她根本不講道理。」
1982年9月，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討論香港問題，首相結束對北京的訪問後又訪問了香港。不過，除了使英國談判代表的任務變得更為艱巨之外，很難說戴卓爾夫人造成了什麼長期的災難性後果。事實上，中國決心已定，英國沒有什麼底牌可打。
從軍事上說，倘若中國採取行動，英國無論如何無法抵禦。福克蘭遠征的成功其實非常僥倖，問題是中國並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個荒島。中國完全清楚自身的權利，聯合國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撤消，從法律上承認了中國的權利。即使在香港，雖然大多數人已經習慣英國管治，傾向於維持現狀。1982年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85％的被調查者傾向於維持現狀，只有4％的人希望香港歸還中國，仍有非常直率的少數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猛烈抨擊「不平等條約」，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感情。
美國的支持是給予英國談判代表重大幫助的關鍵因素。戰後歷屆英國政府都意識到，倘若沒有美國參與，任何一項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英國與中國談判之際，英美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更何況里根總統與戴卓爾夫人保持著良好的私人友誼。正是由於美國支持，福克蘭遠征雖然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聯合國沒有受到阻撓。為了回報美國的支持，日後美國入侵格瑞那達這個英聯邦成員國時，英國保持了沉默。美國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國當時正在進行針對「邪惡帝國」蘇聯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國是必不可少的盟友；其次，如果不能首先圓滿地解決香港問題，台灣與大陸就不可能達成和解。更為現實的考慮是，美國在香港有上億美元投資，務須保護這些投資的安全。
但是，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宣佈了英國的新外交方針之後，事情就沒有多少轉圜餘地了。1982年秋，雙方開始談判，英國不願承認恢復中國的主權，談判陷入僵局。實際上，這可能是由於首相與外交部之間缺乏溝通所致，人們很難相信外交部會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務實的姿態表明了這一點。當時外交部平靜地從正式國際條約記錄中刪除了這些條約。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戴卓爾夫人最初的這種強硬態度既有政治考慮，也有個人原因。福克蘭之役勝利後，首相認為舉行全國大選的機會成熟了。在大選順利結束之前，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表現出任何讓步的跡象都是不謹慎的。人們會把香港問題上的讓步與福克蘭的勝利做出令人不安的比較，置疑政府把英國臣民交由中國統治，更尷尬的是《國籍法》的問題。早在1972年12月，中國就明確表示決不接受英國繼續對這個殖民地的任何一個部分享有主權。直到1983年6月保守黨順利贏得大選之後，雙方的談判才得以恢復（確切地說，才真正開始）。英國代表團以駐華大使為首，起初是柯立達爵士，後來是伊文思爵士，成員包括新任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他在1982年北京會談前夕接替麥理浩。與麥理浩一樣，尤德的背景也是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尤德是個非常優秀的人選，戰後即在南京和北平開始在華生涯，負責與人民解放軍談判釋放皇家海軍「紫石英」號。此後，尤德爵士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1974到1978年出任駐華大使。尤德在倫敦期間曾一度擔任首相私人秘書，因而既富於對華事務經驗，也十分了解唐寧街。尤德富於獻身精神，廣受讚賞，不知疲倦的工作使他於1986年過早去世。
在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爵士堅韌而耐心的領導下，英國代表團花了一年多時間試圖就香港的前途達成協議。談判並不順利，他們從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團成員承認中國人把他們搞得「狼狽不堪」。
談判只是在英國與中國之間進行，香港沒有代表參加。（尤德爵士曾經提出以香港總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參加談判，遭到中方的嚴厲駁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利益理應由中國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終是以英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談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秘密通報過簡要情況之外，再沒有就英中雙方的談判徵詢過香港人的意見，有關談判進展的報告也是含糊其辭和不確定的。1983年11月14日，一位反對特權階層的資深左翼人士芬納·布羅克韋（日後成為布羅克韋勛爵）在上院提出質詢時表示，「應當採取措施消除香港人民（98％為華人）的失落感，談判是由非選舉產生的立法局、非選舉產生的總督進行的」。負責香港事務的大臣特雷夫加恩勛爵回答說：“代表聯合王國的人士充分考慮了香港人民的意見。”當然，特雷夫加恩勛爵無法清楚說明，在談判代表與香港人民沒有任何溝通的情況下，這些意見是如何傳達給談判代表的。
在中國的強大壓力和傑弗里·豪的熱誠支持下——他在訪問北京期間解決了「大多數關鍵問題」——1984年9月，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已是既成事實，“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現有協議，再也無法達成任何協議……這是香港歷史的現實所賦予的抉擇”。
1984年9月26日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草簽的《聯合聲明》無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退休的前任總督麥理浩勛爵認為：「一個共產黨政府承諾維持這塊資本主義領地，這聽起來十分怪異，簡直讓人難以置信。」這確實需要經過極為耐心的談判，所有參與其事的人都值得稱道。《聯合聲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這份協定移交了一個人口超過挪威、以色列或愛爾蘭的地區，移交不是通過戰爭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沒有直接參与其事。中國在這份協定中承諾保留香港與大陸截然不同的法律、習俗和社會制度，允許香港人享受大陸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權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毫無疑問佔了上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決定恢復行使主權」這句話清楚地表明，與其說這是雙方的協定，不如說是中國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聯合聲明》沒有提及主權移交後英國繼續參與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以後，香港問題將成為中國的內部事務，英國無權過問。英方對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釋：
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著主權問題的解決，中國頗為體面地終結了被視為一個半世紀以來屈辱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