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場沉默片刻後，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人民日報》記者余煥春。他一副嚴肅沉重的表情，從皮包里取出一疊材料，緩慢深沉地說：「周揚同志的傳達介紹十分感人，重要之點仍然是‘文革’十年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事業的摧殘和破壞！我今天想佔用各位的時間，談一談‘文革’中最大的一樁冤案——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真相。」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群眾（資料圖）
本文摘自《民主人士》，汪東林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5
文化組的漫談會一開始出席率就高，發言踴躍，全組成員70餘人，每次到會都在50人以上，會議經常由周揚主持，萬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託魏傳統等副組長到會召集，鼓勵委員們暢所欲言。
在1978年6月8日以前的幾次例會中，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杜任之提出為吳晗平反，為「三家村」平反，為“二月提綱”平反！杜任之的意見獲得到會同志的贊同，會後由工作組辦公室寫成簡報向中央領導和各有關部門反映。儘管此次呼籲早於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發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的一年之前，但政協文化組這個呼籲行動並沒有遭到追查。委員們由此形成一種印象，在政協的會議上發出呼籲——或稱之為批評、意見、建議，是政協委員的權利和職責。杜任之率先提出為吳晗平反的舉動，有力地推動了漫談會的活躍氣氛。
1978年6月8日，文化組在政協禮堂東廳召開例會，原定內容是由周揚向委員們傳達結束不久的第五屆全國文聯大會的盛況，因此會議由副組長魏傳統主持。在周揚將近一個小時的傳達介紹中，講到他本人在大會主席團會上見到丁玲時抱頭痛哭，委員們聽著都動了感情，有的甚至舉手拭淚。周揚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難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17年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對「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他是負有重要責任的。十年「文革」更深重的災難，使1957年被打擊的丁玲和1957年打擊了丁玲的周揚都醒悟到這歷史性的懲罰是何等無情，這惡性擴大化的錯誤的代價是何等沉重！周揚緊緊握著丁玲的手，半天才說了一句：“我對不住您！”丁玲立即答覆：“這不是您個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難不比我輕啊！”他倆緊緊擁抱，唯有讓淚水來表達內心難言的愴痛……
周揚傳達結束，會場沉默片刻之後，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人民日報》記者余煥春。他一副嚴肅沉重的表情，從皮包里取出一疊材料，緩慢深沉地說：“周揚同志的傳達介紹十分感人，重要之點仍然是‘文革’十年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事業的摧殘和破壞！我今天想佔用各位的時間，談一談‘文革’中最大的一樁冤案——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發言之後，如果各位贊同的話，我們應該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人民日報》受‘四人幫’的控制、指揮，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報》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寫出題為《“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的清查材料，報送中央。時至今日，儘管中央已採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謂事件的‘總後台’鄧小平同志已出來主持工作了，許多無辜被捕的同志已經得到釋放和平反等等，但整個事件本身並沒有平反，真相併沒有完全大白於天下，這個事件究竟是什麼性質，也沒有一個公開的明確的說法。這是為什麼？我們《人民日報》的同志同全國人民一樣，十分關注這樁大事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我到政協會上來呼籲呼籲，我就來了，我本人也有此強烈的願望。由於我是政協委員，政協是廣開言路的地方，又是內部的會議，我以為敞開說說是無妨的，有積極意義的。”
「這是我的開場白。」
余煥春的發言，組長們事先不知道，來不及講幾句表態的話，會場就響起一陣贊同的掌聲。
掌聲一停，余煥春開講，因為這是當時許多人都關心的大事，而會場又在政協禮堂常有別的委員和工作人員穿行的東大廳，因此會場的人數不斷增加，竟至多達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著聽的。余煥春說：“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自然要從一月八日敬愛的周總理病逝談起。
’任務；各國唁電‘不能占版面太多’，‘標題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設靈堂’，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的字樣，等等。”
。姚文元為此電話指示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再次強調‘不要突出總理’，‘不許刊登廣場群眾悼念的場面’，‘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方面的東西’。”
文章一開頭竟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彌天大謊自然激怒了正處在巨大悲憤之中的人民群眾。”
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指出代表人民群眾心情和願望的絕不是什麼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眾對敬愛的周總理的無限哀思。有的電話甚至痛斥《人民日報》倒行逆施，已經不是黨報，不是人民的報紙了。但姚文元卻得意地說，‘這是一篇在關鍵時刻發表的典型文章’，‘只有這篇文章才能壓得住’。清華大學的遲群、謝靜宜則說：‘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機，比文章本身更重要。’魯瑛等人還將廣大讀者來電話的記錄整理成內部情況報送姚文元。姚文元則刪去群眾對報紙提意見的部分，集中保留對報紙申討的詞句，並冠以《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的標題作內參印發，並且上綱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實際上是為著手鎮壓群眾製造輿論。”
余煥春的發言，一開始就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歷來氣氛比較自由活潑，插話甚多的政協文化組漫談會，這一次變得非常肅穆。
余煥春在眾人的注視期待下繼續發言說“到了清明節前後，人民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再一次掀起高潮。從南京開始，迅速遍及全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從早到晚不間斷的悼念隊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鋒利的詩詞和悼文，使‘四人幫’如芒刺背，如坐針氈，王、張、江、姚一齊出動，策劃製造一個大陰謀——將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話二十四次，多時一天三次。現摘錄一小部分如下：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你們在南京有記者嗎？魯：有。王：叫他們反映重要情況，南京大街上貼出‘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省委說沒有辦法。不是沒有辦法，是他們不管。南京有八個廠到雨花台去送花圈，有的花圈有五米高。造反派貼出了反擊的聲明，大方向對，是要批鄧。那些貼張春橋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造輿論，南京事件的發生就因為江蘇省委有走資派。」
「四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姚文元：你們向中央領導同志反映南京的情況很好，但我看你們的那份情況反映材料寫得比較零亂，沒有多少分析。以後還是先給我看過，再印發中央領導同志。」
「四月二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姚文元：要分析一下這股反革命逆流，看來有個司令部。報紙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掌握鬥爭大方向。這股反革命逆流這樣猖狂，是沒落階級的表現，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個資產階級，他們總是要跳的。」
「四月二日，魯瑛向姚彙報南京街上的標語已刷掉時，姚文元兩次指示：你們要注意北京！」
「四月三日下午三時，姚文元：南京有什麼新情況？魯：沒有。姚：要注意北京的情況。所謂總理遺言，是從北京傳出去的。昨天情況彙報上，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放的錄音是什麼錄音，要了解一下。宣傳上，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四月三日，姚文元：是否可以寫這樣一篇社論，題目是‘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首先講，當前反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形勢大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很孤立，工農業生產有很大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第二段，要講階級鬥爭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階級敵人的破壞，要追查謠言，等等。最後，要批鄧，警惕轉移鬥爭大方向，多講幾句。要寫得短，氣要足。」
「四月四日晚十時，姚文元：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一要抓緊批鄧，二要打擊反革命。你們內部要繼續討論這種活動的性質，認清反革命性質。要繼續批鄧。不要聽信謠言，聽到要追查。」
「四月五日晚十二時，姚文元：你們反映天安門的情況已經知道了。中央要發出指示，在全國追查這一反革命活動，狠狠打擊。」
「四月五日，王洪文在天安門前小樓的指示：跟著最壞的，離開天安門再抓。四日抓了三個。你們盯住，不僅社會上的，要看黨內資產階級，民兵要參加對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
「四月七日，張春橋對魯瑛等人談話：你們向中央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況，我很高興。新聞工作上有何新的經驗，要好好總結。」
「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十分，姚文元：江青同志說，鄧小平自己就搞了許多陰謀、謠言，去年七、八、九月份謠言四起，同他就有關係。下篇社論中，可以講到這點。魯：下篇社論準備寫‘乘勝前進，繼續批鄧’。姚：可以。」
「四月二十二日晚十一時十分，姚文元：梁效寫的《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總的意見要簡要。從政治上說，是明擺著的。要作階級分析。組織上正在查。怎麼聯繫不宜寫得很具體。根子在鄧，鄧代表他們的利益。這篇文章，講清根子在鄧，教育群眾認清這點就行啦。集中批鄧，主題要突出，題目要短。」
余煥春念完上述電話記錄和所謂指示後，提高嗓音，強調說：「我剛才念的雖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這些內容如概括起來，已足夠說明‘四人幫’用心所在：一是給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打擊敢於起來與‘四人幫’鬥爭的群眾；三是誣陷鄧小平同志；四是製造他們的反革命輿論。當時《人民日報》編髮的十二期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彙編清樣》，正是按照上述結論，經姚文元修改後印成《情況彙編》特刊，報送中央政治局的。」
余煥春接著強調說：“我還要著重補充一下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那天的情況。天安門事件發展到四月七日，形勢急轉直下，其速度出人意料之外。
見報了！’魯瑛一聽，就知道情況驟變，但此時人民大會堂外依然群情激憤，如火山噴發的岩漿，矛盾還在激化，他們是不會知道一場打擊‘反革命’的鎮壓行動即將來臨的。 ”
「中午，‘四人幫’與魯瑛等人共進午餐。姚文元把魯瑛等一一介紹給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王洪文當面讚揚：‘你們有功勞！’江青喜形於色地說：‘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的貢獻！你們記者搞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反映，在現場挨打了沒有？’江青的慰問使魯瑛等人受寵若驚。張春橋說：‘這幫傢伙寫那些反動詩詞，就是要推出鄧小平當中國的納吉！’姚文元接著說：‘這次事件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
把張春橋、姚文元的現場‘指示’統統寫了進去，特彆強調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張、姚當場拍板定稿。”
。儘管當時對天安門事件已經定了案，鄧小平同志已經被罷了官，是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廣大讀者仍然不畏風險，他們不僅把這張《人民日報》撕碎寄回報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寫道：‘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機關報’；還在信封背面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正面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筆者注）。”
余煥春委員講到這裏，停頓了一會兒，才轉換口氣繼續說：“我今天在這裏向各位委員披露上述情況，是因為不論當時還是今天，許多同志都認識到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幫’把它搞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究竟搞了多少陰謀詭計，許多同志並不十分清楚。我認為要揭露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有兩個單位責無旁貸，一個是《人民日報》，一個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況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報》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是作了清查，並把核實了的真實情況向黨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門事件事實上已經搞清楚，黨中央也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善後措施，但對於這個事件總的政治性質，至今仍沒有徹底平反。有人說天安門事件的案翻不得，徹底翻了這個案有損於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我說不對！因為毛主席的旗幟上寫著‘實事求是’，寫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如果徹底翻這個案，不但無損於毛主席的旗幟，反而會使毛主席的旗幟更鮮艷！我個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儘早徹底翻案、平反，把這一偉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來面貌載入史冊。看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實事求是地再一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多呼籲，多奔走，為促進儘快徹底解決這一大事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
「我的話就到這裏。」
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再一次對余煥春委員的發言作了肯定和贊同。
此時會議時間已超過，但委員們還搶著說話。科學家孫家昶頗為激動地說，近年來出差外地多次，無論到哪裏總有人問起天安門事件怎麼解決，問的答的都很動感情，可見這件事牽動著千萬人的心！我認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四五」運動可以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如果我們不把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孫家昶委員還建議，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詩詞，應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現在的由群眾和各單位出版的“詩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紛紛發言，雖然話講得不長，但態度明朗，都對余煥春委員的意見深表贊同，認為政協應該為此事呼籲。平時發言不多的紅學家吳世昌委員還建議，政協應成立一個“天安門冤案平反委員會”，把這個大事件徹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協文化組漫談會的結果是：責成辦公室迅速編寫簡報將會議情況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煥春的發言，要詳盡些，其他委員的若干意見、建議也不要遺漏。
第二天還有委員給辦公室打電話，要求再開一次漫談會，讓大家繼續議論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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