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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為何選擇「九一八」發動侵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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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東軍為何選擇「九一八」發動侵略中國

2021年09月16日 18:20

摘要:今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1周年,對於所有的華夏兒女來說,那是一個不容遺忘的日子,回顧那段歷史,警示人們勿忘國恥。1931年9月18日,從這一天起,東北成為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14年的殖民地;從這一天起,東北父老鄉親淪為亡國奴;從這一天起,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侵略戰爭打響,中國人民空前團結起來,長達14年的浴血奮戰,前仆後繼,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併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

侵入瀋陽的日軍裝甲車 

日軍很快攻佔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

日軍在瀋陽城牆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尋找發動戰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動侵略戰爭,不斷製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萬寶山是長春的小村鎮,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田轉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並在其他農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地農民,雙方發生衝突但無傷亡。而後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農民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捏造數百名朝鮮農民被害,釀成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並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

於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遊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日本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執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於侵犯既得利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權”。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席捲了日本列島。

  關東軍原計劃9月底行動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於「滿蒙」情況的彙報和作戰計劃報告,隨即發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

接著,本庄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並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本庄訓示中明確提出對於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並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變當天,本庄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於臨戰狀態。經過長達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期迫在眉睫。

關東軍原計劃是於9月底發動事變,並按分工做好了準備。儘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鑒於這種情況,軍部中央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於未然」。

對於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度,與其說讓其「勸說」,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於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防泄密提前發動侵華戰爭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於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於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變故,並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瀋陽,日本法西斯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瀋陽,但他並沒「勸說」,而是在日本飯館裏酒足飯飽後,躺在了藝妓的懷裏。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全副武裝出發了。

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瀋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裏當時叫做柳條湖村(曾訛傳為「柳條溝」)。川島中隊到達後,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 葯,然後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據後來滿鐵調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關東軍只進行小規模破壞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場,防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場留守少數人員,可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便於以後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後,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起攻擊。並用電話向坂垣報告。坂垣接到報告後,遂根據事先的計劃,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瀋陽城。

  張學良不抵抗原因成謎

”,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來密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對於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判斷失誤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禦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24小時內瀋陽內外淪陷

由於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鬆懈,官不守職。

事變發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趙鎮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准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

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佔領北大營,並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日軍以區區4個中隊數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結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迎頭抗擊,完全可消滅敵人,日侵略計劃難以實現。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隊侵入商埠地,向瀋陽城發起攻擊。由於中國軍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進攻沒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並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

日軍第29聯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瀋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到19日晨6時左右,佔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瀋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瀋陽後,立即投入戰鬥,很快佔領了瀋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後又向瀋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於不抵抗命令,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佔領東大營。至此,瀋陽內外全部淪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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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元帥之死

摘要:「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懷被專案組審查時,專案組提出了一個令彭德懷大吃一驚的問題。他們說:1950年11月在朝鮮前線犧牲的毛岸英不是美國飛機炸死的,而是彭德懷有意害死的。

「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懷被專案組審查時,專案組提出了一個令彭德懷大吃一驚的問題。他們說:1950年11月在朝鮮前線犧牲的毛岸英不是美國飛機炸死的,而是彭德懷有意害死的。這個誣陷給彭德懷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使他又氣憤又傷心,連續失眠,甚至發生了幻覺,1972年11月的一天,專案組又為毛岸英的問題提審彭德懷。據哨兵回憶:彭德懷回來的時候神智模糊,走錯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領他回到屋裏。他倒床時昏迷,撲通一下,頭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兩眼含淚說:“我認不清你是誰了。”

是的,這個刺激對於彭德懷來說,確實太巨大了,他怎麼能忘記呢?

1950年10月7日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靜。毛澤東特地設家宴為即將赴東北就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送行。

毛澤東沒有專門的餐廳,宴會就在書房兼辦公室、客廳的「菊香書屋」內舉行。由於江青因事外出,在場的只有三個人:毛澤東、彭德懷和毛岸英。

彭德懷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長子,但見面是在1946年,那時毛岸英剛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延安學習時,彭德懷還表揚過毛岸英。新中國成立後,他就沒見過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個單位工作?」彭德懷一邊大口吃著糖醋辣椒,一面關切地問。“北京機器總廠。”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工人對韓戰有什麼反應?”彭德懷三句話不離本行。毛岸英顯得有些激動:“大家被真正發動起來了,堅決要求支援朝鮮人民。”

「不是‘發動’,是正義戰爭的召喚!難道你要去朝鮮是我動員的嗎?」毛澤東微笑著糾正說。“主席,這……”彭德懷愕然停筷,盯著主席。毛澤東微笑不語,慈祥地望著愛子。“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買馬嗎?我第一個報名當志願軍!”毛岸英朗聲笑道。“主席,這不是開玩笑吧?”彭德懷再次把探詢的目光投向主席。“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沒得這個權力喲!你是司令員,你看收不收這個兵吧?”毛澤東依然不置可否地微笑著。

「彭叔叔,這不是開玩笑!我考慮好幾天了。」毛岸英那張英俊的臉上,現出堅毅的神情。

「岸英,現在國家最缺的是經濟人才。你在工廠好好鍛煉,也能幹出一番事業嘛!」彭德懷試著勸說。“可是,‘唇亡齒寒,戶破堂危’,我怎麼能安心在後方工作呢?現在,全中國的人民都行動起來了,我是國家主席的兒子,應該帶頭去朝鮮!”“你們小兩口商量好了嗎?你可不能背著她噢!”彭德懷又找了一個勸說的借口。“剛才我已經向她辭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辭地說。

彭德懷的腦子在飛快地轉動著:看來這父子倆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態吧?可是,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他心裏清楚,打仗不是玩遊戲。再說,毛澤東一家為革命付出的已經夠多了。

他怎能忍心讓岸英再去朝鮮冒險呢?

「主席,我這個司令還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裏招兵買馬呢?」粗中有細的彭德懷含蓄地說。“彭叔叔,你就讓我去嘛!”毛岸英有些急了,他搬出種種理由:上過蘇聯的士官學校、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當過蘇聯紅軍坦克兵中尉,參加過蘇德戰爭……

「德懷,你就收下他吧!」毛澤東滿意地望了望兒子,又笑著對彭德懷說:“岸英會講俄語、英語,你到朝鮮,免不了要跟蘇聯人美國人打交道啊!”

彭德懷見事已至此,只得表態道:「那就讓岸英當我的翻譯官吧!岸英,你願意嗎?」毛岸英興奮地歡呼起來:“一百個願意!只要讓我上前線,幹什麼都行。”“主席,讓那些記者知道了,這可是頭條新聞喲!”彭德懷話中有話地說。“還是不讓記者知道的好。”毛澤東不無幽默地接著說:“要是傳到杜魯門的耳朵里,又要說我毛澤東好戰啰!”

彭德懷領會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過數巡,毛澤東起身舉杯,慨然說道:「這杯酒就為你們送行嘍,祝你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他與彭德懷、毛岸英碰杯。三人一飲而盡……

關於毛岸英隨彭德懷入朝的經過,當時的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元帥是這樣回憶的:「彭總入朝時,為了和駐朝鮮的蘇聯顧問取得聯繫,確定帶一名俄文翻譯,原先確定從延安時期就擔任中央領導俄文翻譯的張伯衡同志,但當時張已擔任軍委外文處處長。由於大批蘇聯顧問來到北京,張伯衡工作很忙,難以離開,後又挑選了一名年輕的新翻譯,可是軍委作戰部長李濤同志提出,入朝作戰非常機密,應選一名經過政治考驗和可靠的翻譯,當時時問很緊,我立即向毛主席請求怎麼辦。主席立刻就說:‘那就讓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這樣,毛岸英就隨彭總一起入朝了。」

10月8日早晨,雲霧低垂,空氣潮濕,預示一場秋雨即將來臨。

上午7時,這清晨的寧靜被打破了,一輛又一輛轎車,送來了一批賦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懷及其秘書張養吾、警衛員郭洪光;高崗及其秘書華明;總參謀部作戰參謀成普、機要參謀海歐,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和幾位身份不明的蘇聯同志。

10分鐘後,飛機轟然作響,像一隻巨大的鐵鳥,射向灰色的天空。

機艙內一片沉默,許多人都是初次見面,相互間不知姓名。毛岸英與張養吾並肩而坐。張養吾是一位年已45歲的知識分子,1936年畢業於北平民國大學教育系,1938年畢業於抗大四期,解放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彭德懷的行政秘書。

起飛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蘇聯同志掉下一支鋼筆,毛岸英拍拍蘇聯同志的肩膀,指著鋼筆說:「格爾瓦斯!」

張養吾學過幾句俄語,知道這「格爾瓦斯」就是俄語中的“鋼筆”。他好生驚奇:這個同志年紀輕輕的,怎麼懂得俄語呢?於是他就比較注意毛岸英的舉動了。

瀋陽北陵機場。暴雨還在「嘩嘩」地下個不停,下飛機都成問題,這一行人被迫在機翼下避雨。

張養吾指著毛岸英,悄悄問彭德懷:「那個小同志會講俄語嘛,他是誰?」

彭德懷似乎忘記了毛澤東關於「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兒子,叫毛岸英,原來在北京機器總廠當黨總支副書記,今後你要多關心他,還要注意保密!”

雨勢稍減,毛岸英隨彭德懷、張養吾、郭洪光上了一輛轎車,到高崗家稍事休息後,又來到瀋陽市和平街1號。

這是一幢鐵門青磚環抱的小樓,原來是東北軍閥萬福臨的公館,現為中央東北局的交際處,毛岸英隨彭德懷在瀋陽期間,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當日傍晚,彭德懷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飯,然後把張養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間會客室開會。

「你們可能還不知道吧!中央決定派志願軍到朝鮮,幫助朝鮮人民軍打擊美國侵略者。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要無條件地服從中央決定!從今天起,我們4個就是一個黨小組,你們說誰當小組長?」彭德懷開門見山地說。“毛岸英在工廠當過副書記,我選他當小組長。”張養吾首先建議。彭德懷接著說:“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沒有意見。那就這麼定了。以後我們這個黨小組,就由毛岸英同志負責。”

其時,東北邊防軍尚未改成「志願軍」番號。毛岸英所在的這個黨小組,可以說是志願軍的第一個黨小組。後來黨小組又增加了彭德懷的軍事秘書楊鳳安、朝語翻譯金昌勛和駕駛員劉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組長,直到他犧牲為止。

毛岸英對工作極端負責,成立黨小組的當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談心。郭洪光如實向小組長彙報思想;「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回部隊去帶兵……」

當時,毛岸英真想批評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為他對郭洪光畢竟還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張養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鮮,這種思想不好!你看應該怎樣幫助他呢?」

張養吾想了想說:「小郭原來是廖漢生部隊的一個連長,可能不太想幹警衛員這個工作。另外,我們這次跟彭總出來,事先毫無出國作戰的思想準備,他可能也有點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問:「難道彭總事先沒打招呼嗎?」張養吾笑了笑說:“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飛機接彭總,彭總還以為是來參加財經工作會議呢!帶的都是財經方面的材料,把我這個行政秘書也帶來了,反而把軍事秘書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討論出兵朝鮮問題……”

「嗅,原來是這麼回事!」“所以,小郭有點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問題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講點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張養吾的建議,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談心。他談自己對出兵朝鮮的認識,談自己結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為什麼還堅決請求參加志願軍……”

郭洪光被深深感動了,他真誠地對毛岸英說:「毛翻譯,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還主動要求到朝鮮。我是軍人,還能後退嗎?你看我今後的行動吧!」

郭洪光沒有食言。他盡心盡職地照顧和保護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熬過了最艱難的階段,一直到第五次戰役結束後才回國。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隨彭德懷等人從瀋陽到達安東(今丹東),住在「偽滿八大景」之一的鎮江山下一座日本人營造的洋房裏。

次日上午,彭德懷奉召緊急返京開會。難得清閑的毛岸英與張養吾結伴而行,在安東中山公園裏玩了半天。

在欣賞北國風光之餘,他倆談哲學、歷史、俄語。這是他倆共同的愛好。知識的交流,使這兩顆陌生的心靈貼近了。時近中午,他倆坐在一塊石頭上小憩,毛岸英向這位兄長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學識淵博的忘年之交敞開了心扉……

張養吾是第一次聽說毛岸英的母親叫楊開慧,第一次聽說毛岸英曾經在上海流浪、在蘇聯留學……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經歷,使張養吾同情、敬佩、激動。他從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浴血奮鬥的縮影……

10月23日黃昏,毛岸英搭乘志願軍政治部組織部長任榮的座車,從長甸河口渡過鴨綠江,踏上了烽火連天的朝鮮戰場。

在朝鮮北部大榆洞礦區一間鐵皮蓋頂、陰暗潮濕、霉味撲鼻的簡易工棚里,毛岸英解開行李,整理床鋪。「岸英,還沒搞好啊?」張養吾一邊說,一邊走了進來。“馬上就好!”

張養吾站在一旁,望著那一堆行李:鋪的、蓋的、棉的、毛的;還有那一大撂書:中文、俄文、英文、線裝的、平裝的、精裝的……

「書山有路勤為徑。你這是搬著書山上戰場啊!」“有些書是爸爸送的,這些衣服、被褥都是媽媽準備的,是帶多了。”“你媽媽?”“噢,就是江……江青。”

說到這裏,筆者不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有人說:毛岸英參加抗美援朝是由於江青從中慫恿的結果,是江青的一個陰謀,其實這是一個無根據的猜疑。江青在50年代初並未像後來那樣,達到壞事干絕的地步。儘管毛岸英與江青合不來,但江青也是想與毛岸英搞好關係的。而去朝鮮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決定,毛澤東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與張養吾兩人正說著,任榮部長來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鄰居。

志願軍政治部的駐地,在距此二三里遠的一條岔溝里。但杜平主任為了便於工作,帶著組織部長任榮、秘書處長王健、秘書方紅等幾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懷特意安排張養吾、毛岸英和這些政工幹部住在一起,這既是一種照顧,又是為了發揮他們在政工方面的特長。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美軍空軍稱王稱霸,橫行無阻。志願軍總部機關,連一門高射炮都沒有,除個別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間工作,白天防空,幾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張養吾原計劃在住處附近挖一個防空洞,可滿山都是堅硬無比的鐵礦石,一鎬下去,火星四濺,石頭卻紋絲不動,他們只得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計劃,飛機一來,就往樹林裏鑽。那時,已經開始下雪了,氣溫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毛岸英依然頑強地堅持看書學習。這給張養吾和任榮留下深刻的印象。

張養吾回憶說:「毛岸英、任榮和我,防空時經常在一起。山上那麼多馬尾松,鑽進去飛機是看不見的。任榮喜歡陰坡,說是保險,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歡陽坡,又能曬太陽,又好看書。」強烈的求知慾望,驅使毛岸英惜時如金地博覽群書。張養吾說:“他喜歡看書,《朱元璋傳》《歐洲哲學史》《孫子兵法》……什麼書都看。到朝鮮半個多月,就啃完了好幾本大部頭的書,這種如饑似渴的學習精神,在百萬志願軍中是絕無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職工作是「俄語翻譯」。在志願軍總部,一般人稱他“毛翻譯”,親近者則戲稱“翻譯官”。

韓戰時期,能夠讓毛岸英顯示俄語翻譯才能的機會並不多,人們只記得有那麼兩次:一次是彭德懷剛到大榆洞不久,蘇駐朝大使、駐朝顧問團團長史蒂柯夫前來作了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另一次是第一次戰役勝利後,彭德懷在大榆洞召開作戰會議,蘇駐朝顧問團副團長瓦西列夫到會祝賀。

毛岸英總是積極主動而又滿腔熱情地「沒事找事做」。一些志願軍老戰士至今仍然記得他審問美國戰俘和連夜起草電報的故事。

萊爾斯(Liles,原譯賴爾斯)是中國志願軍捕獲的第一個美國戰俘。為了解美軍和南韓軍內情,彭德懷命令對萊爾斯進行審訊。毛岸英主動請求擔任審訊美俘的翻譯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後一天上午。在一間簡易工棚里,一張長條桌後面,端坐著任榮、張養吾和毛岸英。

萊爾斯被兩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押了進來。他顫抖著站在審訊台前,露著驚恐而絕望的眼神,如同被押進屠宰場的羔羊。「坐下!」任榮威嚴地指著審訊台前的木凳。萊爾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隻被繃帶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動著。

按預定計劃,任榮主審,毛岸英翻譯,張養吾記錄,審訊應在威嚴的氣氛中進行,一開始就給他下馬威!可是,當毛岸英凝視著萊爾斯那隻顫抖的左臂時,情不自禁地動了惻隱之心也許他看到的不再是一隻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個受傷的人,他不等任榮發問,便用英語與萊爾斯交談起來。“您的左臂是怎麼受傷的?…因我不了解貴軍的戰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沒有傷到骨頭?”“沒有。”“吸煙嗎?”

萊爾斯點了點頭。毛岸英給他一支煙,替他點火。「您想吃點什麼嗎?」“假如可以的話……”

毛岸英走出審訊室,從宿舍拿來一盒餅乾。「謝謝!」萊爾斯邊吃邊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萊爾斯吃飽後,審訊正式開始。那種預期的氣氛雖已蕩然無存,可審訊卻進行得格外順利。「您的名字、職務?」“萊爾斯,韓國第六師美國顧問團少校顧問。”“履歷?”“……1947年到駐日美軍任職,1949年到韓國任顧問。”“您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術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國西點軍校任教,研究過各種戰法。但恕我直言:貴軍不是常規的打法,前頭攔住,後尾截住,這樣作戰,歷史上未見過。”

…………

審訊圓滿結束。這該歸功於萊爾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麼魔力使這位美軍少校消除了恐懼,違背了入伍時嚴守國家機密的誓言呢?當然與毛岸英的幾支香煙、幾塊餅乾和幾句同情的詢問有關。但這絕不是廉價的交換,其中自有更深沉的東西:那就是發自毛岸英內心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

這次審訊結束,得到了彭德懷的高度重視。他在看了審訊記錄後,當即指示張養吾和毛岸英:「俘虜談的這些情況很有參考價值,應該通報全軍。這份通報,就由你們寫吧。」毛岸英執筆,寫得很快。當天下午,這份《志司通報》即通過電台發至各軍司令員。

當天晚上,因三十八軍行動遲緩,彭德懷又發了一頓脾氣:「……這說明入朝前政治動員很不深入。我們的政治工作,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右傾思想!」

「那就發個電報,再動員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議。“我看有這個必要!”彭德懷態度生硬,像吃了火藥。“彭總,這個任務就交給我和張秘書長吧!,,毛岸英當即請求。“可以。要快!”彭德懷又補充說:“請杜主任審定,趕快發往部隊。”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點燃蠟燭,秉筆疾書。張養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軍取得了初戰經驗,證明沒有空軍配合的人民志願軍,以它無比的英勇與巧妙的戰術,同樣可以消滅有空軍配合的敵人……親愛的全體同志們,殲敵良機擺在我們面前,能否取得勝利,關鍵不在飛機、大炮,而在我們能否認清這一時機的難得,能否堅決執行命令。」

當毛岸英寫下「志願軍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時,已是11月1日拂曉。

張養吾回憶說:「杜平同志閱後提了意見,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後是彭總批發的。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連幹了30多個小時。」

第一次戰役勝利結束後,彭德懷任命了志願軍總部機關的部處級幹部,並宣佈成立司令部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直屬彭德懷領導,負責作戰指揮和文電處理,人們習慣上稱其為「彭總作戰室」。辦公室成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彭德懷從西安帶來的張養吾、楊鳳安;從北京解放軍總參謀部調來的成普、龔傑、徐畝元;還有一個就是毛岸英。

張養吾雖然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舊不參加作戰值班。

軍人與老百姓之間,有時相差十萬八千里。張養吾自從「陰差陽錯」,跟隨彭德懷入朝以來,深感自己“不是這塊料子”。他缺乏起碼的戰鬥經驗,無法適應戰時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懷“要求調一下工作”。彭德懷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職,並決定調西北軍區司令部的高瑞欣參謀來辦公室工作。

毛岸英聽說張養吾即將回國,多次流露出依依不捨的眷戀之情。

報移交給毛岸英。交接完畢,兩人竟相對無語。張養吾難過地低著頭,盯著自己的腳尖,沉思良久,正欲抬頭,忽然看到毛岸英腳上綁著一隻沒有後跟的靴子。他想起來了:那是一個雪天,毛岸英脫下潮濕的靴子,放在火爐壁上,這隻靴子的後跟被烤焦了。

張養吾默默地脫下自己的一雙靴子,輕放在毛岸英腳前。「不。」“聽話!”“給我寫信。”

「寫,還有任榮。」話到此處。又是沉默。

在過去的40天中,張養吾打心裏眼裏喜歡上了毛岸英,這不僅因為他是國家主席的長子,還因為他身上具有許多難能可貴的優點:滿腔的報國熱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學習態度,突出的平民風格……

當然,在張養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也有一些缺點。最明顯的缺點就是,因為經常工作或看書到深夜,所以有時早晨不能按時起床,因而不能按時就餐,按時防空。這也是張養吾臨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問題。

張養吾清楚地記得:「有一次防空,司令部叫天亮前進洞。大家吃了飯,岸英才起床漱口。我們等他吃早飯,飯還沒吃完,敵機來了。我、任榮、毛岸英,還有任榮的一個警衛員,來不及進防空洞了,就藏在房內,四個人一人蹲一個角落,正襟危坐,靜候轟炸。幾十公尺外炸彈直炸,那個聲音真是震耳欲聾,山崩地裂啊!」任榮講:“毛岸英同志啊,下次可要注意啊!”

有感於此,張養吾突然打破沉默,語重心長地提醒道:「岸英,我要走了,但有件事一直不大放心。」“你說吧。”毛岸英抬起頭,坦誠地望著張養吾的跟睛。

「今後,夜裏不要搞得太晚,早上要按時起床。」“嗯。”“早飯也要按時去吃,不要餓肚子。”“好的。”“特別是要注意按規定防空,千萬不要麻痹大意!”“行,我記住了。”當晚,張養吾搭乘高崗的專車回國。行前,毛岸英將一個包袱交給張養吾:“這些多餘的東西,你帶給我媽媽。”“我一定帶到。”張養吾使勁點頭答應。

蒼茫暮色中,兩人握手道別。「岸英,多多保重!」“保重。別忘了寫信!”

可是,當張養吾輾轉到達西安,給毛岸英、任榮寄去充滿思念的信時,毛岸英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11月24日下午,兩架綽號「黑寡婦」的美軍偵察機,在大榆洞上空盤旋了1個多小時。這個異常現象,立即引起了志願軍首長的關注,他們當即研究了幾條規定:明晨4時前開飯完畢,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進洞。

一切都在照計划進行:解方參謀長領著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礦洞裏;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幾位同志鑽進山溝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總作戰室」兩三百公尺,有一座僅可容納五六人的小礦洞,這是總部首長的藏身之所。

25日上午,金燦燦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大礦洞裏的人們已能相互看清對方的眉眼。此時,毛岸英飢腸轆轆地倚壁而坐,正在悶著頭吸煙。他又睡過了時間,沒趕上吃早飯。

昨夜對中國志願軍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夜。各部隊必須在拂曉前進入指定位置,做好於黃昏發起第二次戰役的準備。彭德懷調兵遣將,督促全軍,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著忙到後半夜才睡。如果是在10天前,毛岸英就不會遲起,更不會餓肚子。

他的兩位鄰居張養吾和任榮,可以督促他按時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飯,可張養吾已經回國,任榮帶工作組到東線九兵團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鄰居,他就是張養吾走後,剛從西北軍區調來的高瑞欣。他比毛岸英小兩三歲,睡得比毛岸英還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還在夢鄉里歡度蜜月哩!

上午9點多鐘,太陽升起老高了。往日這個時候,正是敵機活動猖獗之時,可今日反常,連飛機影子都沒出現。「媽的,飛機怎麼還不來?」有人等得不耐煩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飛行員放假了!”有人瞎估摸。

人們的思想開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與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饑,隨後又立即返回洞內防空。

到了10點多鐘,還未見敵機,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離開礦洞,向「彭總作戰室」走去……

大約11點鐘左右,凄厲的防空號突然吹響。正在值班的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處副處長成普、參謀徐畝元和毛岸英等人衝出「彭總作戰室」,就近隱蔽。少頃,從南方飛來4架轟炸機,颶風似的掠過總部上空,向北飛去。人們估計:“大概又是去轟炸鴨綠江大橋了!”於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戰室。可是,狡猾的敵機悄然折轉回頭。其中的一架敵機俯衝著飛臨「彭總作戰室」上空,翅膀一抖,丟下幾十顆凝固汽油彈。就在這些汽油彈降落和爆炸的瞬間,2個人影從屋內沖了出來;最先是徐畝元,他安然無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氣浪摔到山下,半邊臉被燒脫了皮。「彭總作戰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隨著一串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木屋在烈火中燃燒、倒塌,眨眼間變成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瑞欣來不及跑出,被葬身於火海之中。

埋葬岸英之後,彭德懷即令秘書給北京拍了電文:今天,志願軍司令部遭到敵機轟炸,毛岸英、高瑞欣不幸犧牲。

中央軍委在接到毛岸英犧牲的電報後,毛澤東正感冒,身體欠佳,又忙於國內外重大事務,周恩來把電報暫擱下。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暫時隱瞞著毛澤東,怕他知道後,精神上受不了。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來才將電報送給毛澤東和江青看,並附一信安慰說:「毛岸英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

毛澤東獲此噩耗悲痛萬分。

1951年2月21日,當彭德懷回國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對主席說了毛岸英在朝鮮犧牲的經過和處理情況。彭德懷內疚地說:「主席,你讓岸英隨我到朝鮮前線後,他工作很積極。可我對你和恩來幾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視,致岸英和高參謀不幸犧牲,我應承擔責任,我和志司的同志們至今還很悲痛。」彭德懷說此話時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話是發自肺腑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報中,就提醒他們「敵人測向頗准,請加註意」。“熙川或其他適當地點應速築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們司令部的安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頁;27日,又致電彭德懷,提出“你們指揮所應移至安全地點,現在的位置不好”同上書,第169頁;28日又進一步指出:“你們指揮所應速建堅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萬勿疏忽。”同上書,第173頁。11月24日,就在毛岸英犧牲的頭一天,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請你們充分注意領導機關的安全,千萬不可大意。”同上書,第215頁。但這些指示和告誡都被彭德懷忽視了。他本人要不是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的急中生智,也早就命歸黃泉了。從這一點上說,對於毛岸英的死,彭德懷是有一定責任的,但“有奮鬥就會有犧牲”,戰爭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巨大的殘酷性,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從這一點上說,彭德懷對於毛岸英的死又沒有責任。然而,無論有責任也好,沒有責任也好,毛岸英的死不能不對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

毛岸英的不幸犧牲,極大地震撼了毛澤東的心靈。他是一位領袖,也是一位感情極其豐富的父親。當彭德懷內疚地對他談起沒有照料好毛岸英時,他久久地沉默著,一支支抽著煙,抬頭凝望窗外那已經蕭條的柳枝,輕輕地念叨著《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他長長地嘆了口氣,深沉地回憶了毛岸英短暫的一生。

然而,毛澤東更是一代偉人,他有大海一樣的胸懷。當彭德懷對毛岸英的死表示內疚時,毛澤東沉默了好久,輕輕走了幾步,對彭德懷說:「搞革命嘛,總是要死人的。岸英是個普通戰士,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盡了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不能因為他是我的兒子,就不該為中朝兩國人民共同事業而犧牲,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呀!哪個戰士的血肉之軀,不是父母生的?」

彭德懷默默地聽著,眼裏飽含著淚花,他深知毛岸英的犧牲,對黨,尤其是毛澤東,是個無法挽回的損失。

毛澤東強忍著悲痛,把心血傾注在國家大事上。

毛岸英的犧牲對於彭德懷的打擊,也是巨大的,他一生時時沒有忘記這件事。始終感覺對不起毛主席,沒有盡到責任。

當毛岸英犧牲的時候,彭德懷默默地陷入沉思,停了好半天,他才說:「唉,為什麼偏偏把岸英給炸死呢?」毛岸英是彭總的秘書,俄文翻譯,犧牲時,年僅28歲,是個很有才華、聰明能幹的年輕人,死得太可惜了。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79頁。

毛岸英壯烈犧牲後,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錶,把它交給彭總。彭總噙著淚水,把表遞給了秘書說:「暫時保管一下。」話音小得幾乎聽不清。過了一會,彭總突然大聲哭喊起來,嘴裏不斷地重複著:“毛主席把岸英交給了我,我太大意了……”

從毛岸英報名參加志願軍到不幸犧牲,僅僅50天時間。這50天,是他28年命運交響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強音,正如他墓志銘所言:「毛岸英同志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將永遠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本文摘自《毛澤東與彭德懷》,張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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