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楚予作品《毛澤東在陝北》
游擊戰「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作出這一驚人的判斷。然而，他這一思想的形成與實踐卻經歷了一番周折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浴血奮戰，卻丟城失地，接連失利。此時，只有4萬多人的八路軍在敵後戰場採取何種作戰形式才能在戰爭中生存發展，在戰場上大顯身手？為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腳下那孔普通的窯洞裏思索著。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孫武的《孫子兵法》日夜不離左右；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論著也堆滿了床頭。他精心琢磨中外兵家著作的精華，深刻體會用兵的奧妙，終於構思出一個令世界戰略家頗感新鮮的課題：抗日戰爭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實行游擊戰。
報，首次提出紅軍作戰原則：「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
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三人，要求他們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上就紅軍參戰問題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建議抗日戰爭要實行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紅軍的作戰主要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5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明確指出：紅軍在抗戰中擔負的作戰任務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只宜作側面鉗制和打擊，不宜正面作戰；要按照情況使用兵力。
猶如在驚濤駭浪中行駛的航船，當船長撥開重重迷霧指明正確的航向時，並不是所有的船員都能夠理解。果然，當毛澤東的意見傳到雲陽紅軍總部時，參加會議的眾將領大惑不解：這是什麼作戰方略？
八路軍出征在即，指戰員卻在戰略方針認識上存有較大分歧，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毛澤東提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定在洛川。
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洛川位於延安和西安之間，距延安90公里，在這裏開會，前線將領可節省一兩天時間。戰爭年代，時間就是勝利。所以毛澤東親自帶頭南下洛川，為即將浴血疆場的紅軍將士在時間觀念上做個榜樣。
會場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破舊私塾里。前來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任弼時、彭德懷、劉伯承、賀龍等軍政首腦22人。當時，除鄧小平留在雲陽紅軍總部主持工作、羅榮桓率部東進沒有到會外，能來的幾乎都來了。不起眼的馮家村、小小的洛川縣，因此在革命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頁。
會議從8月22日至25日，討論異常激烈。一些同志提出紅軍時代的游擊戰過時了，主張以運動戰為主，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擴大影響；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較集中；在出兵問題上，要早出兵，而且全部開出去。毛澤東堅決反對這些意見，他說：「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
朱德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主張早上前線，謹慎用兵，廣泛開展游擊戰。但同時也提出疑問：「不打大仗，國民黨會怎麼說？人民群眾會怎麼說？外界輿論會怎麼說？」
彭德懷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當時許多人都沒有把敵後游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同志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是長期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正確方針。我當時對於‘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兩個概念的主次是模糊的。如時而提‘運動游擊戰’，時而提‘游擊運動戰’。」
經激烈討論，大家對黨對紅軍的領導、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和紅軍擔負的任務都表示贊同。但是，究竟是採取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仍存分歧。由於急著出兵，這個問題沒有時間再討論。
8月30日，毛澤東從洛川返回延安。八路軍主力已經改編完畢，陸續開赴華北。此時，毛澤東所關心的是前方將士能否堅定不移地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前方將領，提醒他們要下最大決心實現作戰方針的轉變。但這個轉變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是幾封電報就能解決問題的。這一點，從平型關戰鬥前毛澤東與前方將領間的電報往來可見一斑。
告八路軍總部：「344旅及師直集中大營，準備待敵佯攻大營東之平型關友軍陣地時，我相機襲擊敵人之左側後，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
這封電報同時轉給了在延安統帥部的毛澤東。毛澤東知道，林彪想集中兵力打大仗、打運動戰。9月16日，他特致電林彪：「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鬥配合友軍作戰……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
電報發出後，他仍不放心。17日，再次給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人發電，指出：「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
這兩封電報沒能說服林彪。9月18日，林回電堅持己見：「在敵目前正在進攻的情況下，我先頭旅應以作戰殲敵為主要任務……目前須以打仗，捉俘虜，來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黨與紅軍威信。」
「林彪還在堅持集中兵力打運動戰！他還是想表現自己，想當抗日英雄！」毛澤東非常生氣，以掌擊桌，以致把一杯剛泡好的茶水掀翻了。
由林彪的電報，毛澤東聯想到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雖經洛川會議定了下來，但遠未使紅軍的各級指戰員全部接受。此時，採取強硬的措施無助於問題解決，只能在實踐中使一些高級將領的頭腦冷靜下來。
彭德懷，表示同意林彪將一個旅暫時集中打仗，但他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
9月25日，115師將士冒雨出擊，經6小時激戰，取得了震驚中外的平型關大捷。然而，勝利背後也有嚴重不足：先是八路軍發起攻擊時，部署在平型關以北的國民黨軍不但未主動配合，反而放走部分逃敵。戰鬥中，115師雖然殲敵千餘人並有大量繳獲，但也付出沉重代價，傷亡近800人，許多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林彪本想抓一些俘虜帶到太原去遊行，而日軍寧可自殺也不投降，一個俘虜也沒抓到。
林彪經此一戰大悟：依靠國民黨軍抗戰沒有前途，集中八路軍主力打運動戰也不行。他在戰鬥總結中提出：「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
在實踐與理論的印證下，許多高級將領的思想疙瘩相繼解開，八路軍將士真正接受了毛澤東的游擊戰方略。各部根據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指示，深入敵後，3個師迅速在山西境內完成戰略展開。在山西站穩腳跟後，毛澤東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平原。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聯名向八路軍發出指示，要求在河北、山東普遍開展游擊戰爭。
關於戰略方針，毛澤東仍沒有停止思考。他認為，游擊戰必須向運動戰發展，因為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靠運動戰。後來，他進一步概括八路軍的作戰方針，就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半年後，他總結華北抗戰經驗，在《論持久戰》中把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正式確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提法同洛川會議是前後一致的，只是在具體表述上更加完備了。
（作者單位：南京陸軍指揮學院軍事理論教研室）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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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1周年，對於所有的華夏兒女來說，那是一個不容遺忘的日子，回顧那段歷史，警示人們勿忘國恥。1931年9月18日，從這一天起，東北成為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14年的殖民地；從這一天起，東北父老鄉親淪為亡國奴；從這一天起，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侵略戰爭打響，中國人民空前團結起來，長達14年的浴血奮戰，前仆後繼，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併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
侵入瀋陽的日軍裝甲車
日軍很快攻佔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
日軍在瀋陽城牆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尋找發動戰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動侵略戰爭，不斷製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萬寶山是長春的小村鎮，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田轉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並在其他農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壓當地農民，雙方發生衝突但無傷亡。而後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農民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捏造數百名朝鮮農民被害，釀成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並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
於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遊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日本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執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於侵犯既得利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權”。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席捲了日本列島。
關東軍原計劃9月底行動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於「滿蒙」情況的彙報和作戰計劃報告，隨即發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
接著，本庄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並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本庄訓示中明確提出對於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採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並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變當天，本庄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於臨戰狀態。經過長達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期迫在眉睫。
關東軍原計劃是於9月底發動事變，並按分工做好了準備。儘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鑒於這種情況，軍部中央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於未然」。
對於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度，與其說讓其「勸說」，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於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防泄密提前發動侵華戰爭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於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於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變故，並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瀋陽，日本法西斯製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瀋陽，但他並沒「勸說」，而是在日本飯館裏酒足飯飽後，躺在了藝妓的懷裏。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全副武裝出發了。
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瀋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裏當時叫做柳條湖村(曾訛傳為「柳條溝」)。川島中隊到達後，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 葯，然後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據後來滿鐵調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關東軍只進行小規模破壞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場，防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場留守少數人員，可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便於以後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後，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起攻擊。並用電話向坂垣報告。坂垣接到報告後，遂根據事先的計劃，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瀋陽城。
張學良不抵抗原因成謎
”，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來密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於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為什麼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境、處境和利害關係」，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後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對於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不管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判斷失誤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禦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24小時內瀋陽內外淪陷
由於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鬆懈，官不守職。
事變發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趙鎮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准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
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佔領北大營，並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日軍以區區4個中隊數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結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迎頭抗擊，完全可消滅敵人，日侵略計劃難以實現。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隊侵入商埠地，向瀋陽城發起攻擊。由於中國軍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進攻沒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並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
日軍第29聯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瀋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到19日晨6時左右，佔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瀋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瀋陽後，立即投入戰鬥，很快佔領了瀋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後又向瀋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於不抵抗命令，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佔領東大營。至此，瀋陽內外全部淪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