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網，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其著作《社會學的想像力》中寫道：「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乃是世界的歷史。」小人物與大歷史，個體的人生與大社會，曲徑相通。一粒沙里一個世界，個人生活中那些卑微瑣碎的事情，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與他自己有關。而其實，瑣碎的生活細節，往往是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縮影。
倘若如此，《上海生死劫》或許正是對「文革」這段大歷史的重現和刻畫。它和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一起，被很多知識分子視為了解那段歷史中人們生活狀況的窗口。在海外，他們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平，中學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後升入燕京大學，而後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並與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的鄭康琪結婚。
隨著抗戰的爆發，兩人回到中國，其夫任職於國民政府外交部，後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他們在澳大利亞待了7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臨留在大陸還是去台灣這一選擇時，他們選擇了留下。鄭康琪後來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經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後，鄭念任經理助理，協助該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後來，「文革」爆發，鄭念因其留學英國、丈夫曾是國民黨高官以及服務於“帝國主義”的公司的經歷遭遇長達6年的牢獄之災，她的女兒則遭到造反派紅衛兵的毒打而身亡。隨著「文革」的結束和社會的日益開放，鄭念得以平反，並於1980年前往美國探親，最終定居美國。
《上海生死劫》就是鄭念在美國以其1966年~1980年這一特殊時期的經歷為題材寫成的紀實小說，內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憶來敘述的，因此也可以將其看做是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那個荒謬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以及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等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自由與平等的消逝
說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論是政府，亦或是政府統治下的民眾，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憲法。而那個時代恰恰是無法無天的時代。
在這本書中，當鄭念面臨抄家時，她首先想到的是《憲法》。
她寫道：雖然我認為這是白費力氣、毫無用處的，但我仍舉起那本《憲法》，心平氣和地說：「你們沒有搜查證就隨便闖入私人宅第，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那青年一把奪去我手中的《憲法》，把它扔在地上，氣洶洶地說：“這憲法已作廢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修改憲法。」我說。
「我們已把它作廢了。你打算怎樣？」那青年說。
當政策與語錄凌駕於憲法之上的時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會導致平等的災難。因為沒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義；沒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選擇性平等。
一個人可能因為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兒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而唯有根正苗紅的貧苦大眾才可以擁有這種權利。因為她的家庭出身，她不能享有與他人一視同仁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在她整個童年時代，就常因為家庭出身而遇到種種麻煩。比如她想進一所質量高一點的中學，那她的入學考試成績，就必須在80分以上；而工農出身的學生，60分就可入學了……以後，她屢遭這種區別對待。每每這時，她總是自感負罪，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
平庸的惡與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導致人人自危，這樣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與施害者。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信任，不敢說真心話，你根本不知道該信任誰，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說中，鄭念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列在櫥窗里的商品都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畫像。因此當人們在商業區行走時，似乎有成百雙毛的眼睛在盯著他們。」
這一「老大哥在盯著你」的描述不禁讓人再次想到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還是亞里士多德說得好：“文學比歷史更加真實。”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狀態下，監視與告密也就層出不窮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論與鄭念同在監獄的獄友，還是她出獄時來跟她學英語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鄰居與保姆，都在時刻監視著她，並時不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這種私隱自由為零的狀態很容易使人崩潰，這也可以解釋「文革」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這種不論在獄中還是在家中都遭受嚴密監視的狀態，迫使鄭念作出了離開中國的最終決定。
在書中，鄭念還有更多的個人反思，她曾寫道：能否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一種天賦的毀滅狂？我們所披著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擊的，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伏著一種獸性。假若我還年輕，工人階級出身，自幼接受並崇拜左的教育，相信這是正確的，那我會不會同他們一樣行動？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或許這種每個人所有的「平庸的惡」才是極權主義起源的人性基礎。鄭念的這本書也為此做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後悔與無悔
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經歷「文革」劫難之後，大多會不由自主地作一些假設。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陸，那自己的人生又會怎麼樣呢？多數知識分子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把自己的行為跟愛國聯繫在一起，並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表示不後悔。
與這些知識分子不同，鄭念是明確表示自己後悔的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鄭念有些像陳寅恪，陳寅恪就曾在詩中對自己的選擇流露出後悔之意。在得知女兒曼萍的死訊後，鄭念曾自責道：「我為什麼把她從香港帶到上海。我責問自己，怎麼看了那麼多有關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書，卻還看不到個人崇拜之國的本質？」
鄭念還寫了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婦。「文革」後，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訴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兒子也無前途。1945年我們原可以離開的，不是嗎？我們留在這裏都是傻瓜。”
鄭念及其朋友對自己的選擇所表達的後悔，表現了她的誠實。許多知識分子用愛國的言辭來表示自己的不後悔，難道離開的人就不愛國嗎？書中曾寫下她離開祖國時的感受：「讓我心撕肺裂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麼渴望著效忠祖國。」在此書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對中國的種種關注，這一切無不體現鄭念的愛國精神。
或許他們對於愛國的概念與大眾有所分歧吧。在陳寅恪、鄭念看來，愛國的前提應該是國家愛護我們，一個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麼能激發起人們對它的熱愛呢？鄭念引用了《詩經》中的一句話「逝將去汝，適彼樂園」表達了自己的感慨。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