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談「竊聽」毛澤東：錄音不是我的罪過

楊尚昆

本文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歷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麼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只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志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錶，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錶」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志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志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准，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志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面向毛澤東作書面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面責成機要室的同志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儘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准，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志和黨內同志的談話；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准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復會場速記的辦法。徐瑞新、田鶴年、師金城他們幾個青年人就是這個時候調來學速記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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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參加審判「四人幫」主要工作人員合影。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去世後，中南海內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幹部普遍對江青更感恐懼，一些人還在圈內大膽地發牢騷說「毛主席去了，我們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領導人能下達抓捕這夥人的任務，正好遂了心愿。從某種意義上講，「四人幫」的覆沒，也是江青這個早期品質即壞、後期又心理變態的懷疑狂、迫害狂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此時，汪東興向中南海負責警衛的領導們交代了抓捕任務，到會者都十分興奮，他們馬上研究一個方案，確定要把「四人幫」一網打盡。在討論行動方案時，幾個人考慮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幫」的心理狀態。在這段時間裡，張春橋處心積慮想把出版「毛選」的權抓到手。他曾經讓李鑫向他彙報過關於出版毛選五卷的情況，並向李鑫索要過幾份稿子去看。利用張春橋對出版毛選五卷工作的關注，如果把常委會議內容確定為：研究毛選五卷出版問題，應該對張春橋是有極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慣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選的出版問題，特別是涉及稿子問題時，歷來都是在懷仁堂正廳開會，因為中央曾有過規定：凡屬毛選稿件，不得帶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對這些規定，張春橋、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問題，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作為常委是必須參加的，這樣使張春橋、王洪文不能託詞不到或因故請假。

四是在懷仁堂這裏採取行動，較為方便有利。

在這個方案中確定，解決「四人幫」的順序是：在懷仁堂解決王洪文和張春橋兩個人的問題之後，再依次分別處置江青和姚文元。毛遠新與「四人幫」區別對待，對他採取的處理方法是就地監護審查。在這個行動方案中，還對行動時間、力量的組織、隔離地點、保密措施、戰備預案以及同北京衛戍區的分工和配合問題，都提出了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

對這一行動方案的研究和制訂，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時許才結束。這天晚9時，按約定的時間，汪東興到達華國鋒的辦公室，詳細地彙報了具體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

華國鋒聽完彙報後說：「聽了你們制訂的行動方案，我認為辦法是可行的。我考慮時間是否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他還囑咐：「你再約葉帥談談，看他還有什麼新的意見。如果葉帥先來我這裏，我和他談；如葉帥先去你那裏，你就同他談。」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聽汪東興彙報。汪東興把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一一做了詳細彙報。葉劍英聽得很仔細。聽完之後沉思片刻說：「兵法上有這樣的話，‘計熟事定，舉必有功’；‘凡謀之道，周密為寶’。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照這個實施方案執行，必會成功。」葉劍英接著又囑咐：「當然，還要特別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導致失敗的歷史事件太多了。同時警戒要嚴密，無關人員不得進入現場，一定要把緊這一關。」

這天晚間，華國鋒、李先念、吳德、陳錫聯在國務院小禮堂看完電影又繼續開會。華國鋒通報解決「四人幫」問題採取隔離審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動手的時機，並講了主要部署，與會者表示一致贊成。隨後，他們又研究了解決「四人幫」在北京兩個親信即遲群、謝靜宜問題的具體措施。

當時特彆強調保密，還有一個上海方面的問題。「四人幫」並非只是一夥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他們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還掌握著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數追隨者，如果措施不周便會造成流血戰鬥。當然，以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力量，粉碎他們還是有把握的，不過若出現國內戰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政治上也會有很不好的影響，因此還要爭取以不流血、不開槍的方式解決這一反革命集團。

為此，需要經過精心準備，以突然行動的方式將「四人幫」一網打盡。

這次行動，已經超出了黨內鬥爭的範疇，因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違反黨的組織程序的反常結果，自然也無法用正常的黨的組織手續來解決他們。何況這夥人在上海還掌握「第二武裝」，並緊張地準備暴力奪權。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抓捕「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