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裏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裏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佈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佈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裏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台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
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佈，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裏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裏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隻「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盡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製、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周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
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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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日，毛澤東、彭真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資料圖）
劉少奇、毛澤東、劉伯承、陳毅等人在開國大典上（資料圖）
1966年3月，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兩黨代表團在北京會談。在磋商兩黨聯合公報過程中，日共堅持要求公報中在批評蘇聯共產黨時不要點名。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還有一件事：蘇共中央來信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此研究後提出了應邀參加、堅持原則進行鬥爭的方案。毛澤東在聽取康生對這兩件事的彙報後，批評並否決了政治局常委的這兩個決定。3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日共宮本顯治時說：「北京的同志和你們搞了個不痛不癢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批評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並經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說：什麼吳啥、翦伯贊，是中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毛澤東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的談話，不只是對彭真、陸定一的直接批評，同時表明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清算中央內部“修正主義”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關起門來統一思想」(康生語)。在會上，康生、陳伯達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罷官》以來和歷史上的所謂“一系列嚴重錯誤”。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一個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銷《二月提綱》。4月16日起，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二月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集中到上海加緊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沒有點彭真的名，後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修改時專門加了一段點名批判彭真的話，毛澤東同意了。從4月14日到30日，毛澤東在17天中先後8次審閱修改《通知》稿，並加寫了好幾段重要文字。
劉少奇於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這期間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訪回國後，立即從昆明趕到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時會議已近尾聲，彭真已被點名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澤東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選也已確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這時毛澤東仍在杭州，依慣例，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上情況由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彙報。這種做法和以往不同。劉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層會議討論重大問題，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的。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起
1945年5月，彭真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資料圖)
劉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會議和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這次會議的。可以明顯看出他相當被動。由於彭真已被點名批判，免職勢在必行。5月4日，彭真向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今後不管了。劉少奇、鄧小平當然只有同意，並決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提交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過時一字未改。本來在會議討論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見，但陳伯達、張春橋等借口毛澤東已審定而堅持不讓改，所以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地付諸通過。劉少奇或許感到這是一種黨內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卻又無可奈何。他在文件通過時說了這樣幾句話：「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大家意見還是不改好，不如原來的好。」
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即5月26日，劉少奇在大會上發言。他主要講了對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的理解，並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評，曆數了自己從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錯誤。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他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的同時，會外的鬥爭也是十分激烈。報刊上接連發表氣勢洶洶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發表的。《五·一六通知》的內容和處分彭、羅、陸、楊的情況正通過小道消息在社會上流傳。人們明顯地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在日益逼近。
這裏有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劉少奇？筆者認為不是。
《五·一六通知》一開始是為批判《二月提綱》而起草的。在毛澤東最初修改的稿子上，還沒有點彭真的名，所以在他加寫的幾段話中，都是用「他們」“提綱的作者們”等代名詞來暗指彭真。筆者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也屬於這種情況，也是暗指彭真等人的代名詞之一，在用語上則是沿用了1964年7月毛澤東關於培養接班人指示(即在《九評》中加寫的一段話)中的提法。毛澤東在這一指示中說：“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顯然，這一指示根本不可能是針對劉少奇的，因為這段時間毛澤東對劉少奇並不懷疑。最明顯的證據是：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何況，《五·一六通知》從正式通過到最初的傳達貫徹，都是毛澤東委託劉少奇主持進行的。如果「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毛澤東便不可能這樣做。在當時，無論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還是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並在這期間同毛澤東最接近的康生、陳伯達等人，都認為是指彭真，誰也沒有懷疑到劉少奇頭上。劉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賀龍5月19日在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這天的大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康生在發言中還主動檢討自己在1931年寫了反對劉少奇文章的錯誤，並頌揚“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一年之後的1967年5月19日，張春橋在上海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還承認：“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沒完全想到劉少奇。”
劉少奇與彭德懷一起（資料圖）
那麼，為什麼許多人覺得「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運動造成的印象。最早點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劉少奇的，是戚本禹。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用責問的口氣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第二天，上海《文匯報》發表吹捧這篇文章的社論，題目就叫《徹底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5月18日，在《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中，更加明確地說：“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在被廣大群眾揭露出來了。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後，在報刊批判尚未公開點劉少奇名字的情況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文件、文章一直把“中國的赫魯曉夫”作為劉少奇的代名詞。人們對此得出了強烈的印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6月1日，毛澤東沒有通過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將康生送來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其後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推波助瀾下，造反浪潮在全國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這時，毛澤東仍在外地。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使他不得不處在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線。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顯然缺乏思想準備，對毛澤東的意圖也不清楚，因而從一開始就陷於被動地位。他曾在一些場合多次表露過自己的這種困惑心情。1966年6月20日他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情況彙報時說：“當前，主要問題是不知怎麼搞。我們也是第一次，不知怎麼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劉少奇（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冤案始末》，黃錚 著，九州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