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裏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裏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佈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佈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裏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台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
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佈，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裏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裏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隻「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盡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製、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周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
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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