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毛澤東、彭真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資料圖）
劉少奇、毛澤東、劉伯承、陳毅等人在開國大典上（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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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兩黨代表團在北京會談。在磋商兩黨聯合公報過程中，日共堅持要求公報中在批評蘇聯共產黨時不要點名。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還有一件事：蘇共中央來信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此研究後提出了應邀參加、堅持原則進行鬥爭的方案。毛澤東在聽取康生對這兩件事的彙報後，批評並否決了政治局常委的這兩個決定。3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日共宮本顯治時說：「北京的同志和你們搞了個不痛不癢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批評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並經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說：什麼吳啥、翦伯贊，是中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毛澤東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的談話，不只是對彭真、陸定一的直接批評，同時表明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清算中央內部“修正主義”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關起門來統一思想」(康生語)。在會上，康生、陳伯達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罷官》以來和歷史上的所謂“一系列嚴重錯誤”。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一個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銷《二月提綱》。4月16日起，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二月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集中到上海加緊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沒有點彭真的名，後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修改時專門加了一段點名批判彭真的話，毛澤東同意了。從4月14日到30日，毛澤東在17天中先後8次審閱修改《通知》稿，並加寫了好幾段重要文字。
劉少奇於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這期間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訪回國後，立即從昆明趕到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時會議已近尾聲，彭真已被點名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澤東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選也已確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這時毛澤東仍在杭州，依慣例，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上情況由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彙報。這種做法和以往不同。劉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層會議討論重大問題，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的。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起
1945年5月，彭真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資料圖)
劉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會議和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這次會議的。可以明顯看出他相當被動。由於彭真已被點名批判，免職勢在必行。5月4日，彭真向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今後不管了。劉少奇、鄧小平當然只有同意，並決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提交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過時一字未改。本來在會議討論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見，但陳伯達、張春橋等借口毛澤東已審定而堅持不讓改，所以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地付諸通過。劉少奇或許感到這是一種黨內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卻又無可奈何。他在文件通過時說了這樣幾句話：「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大家意見還是不改好，不如原來的好。」
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即5月26日，劉少奇在大會上發言。他主要講了對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的理解，並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評，曆數了自己從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錯誤。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他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的同時，會外的鬥爭也是十分激烈。報刊上接連發表氣勢洶洶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發表的。《五·一六通知》的內容和處分彭、羅、陸、楊的情況正通過小道消息在社會上流傳。人們明顯地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在日益逼近。
這裏有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劉少奇？筆者認為不是。
《五·一六通知》一開始是為批判《二月提綱》而起草的。在毛澤東最初修改的稿子上，還沒有點彭真的名，所以在他加寫的幾段話中，都是用「他們」“提綱的作者們”等代名詞來暗指彭真。筆者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也屬於這種情況，也是暗指彭真等人的代名詞之一，在用語上則是沿用了1964年7月毛澤東關於培養接班人指示(即在《九評》中加寫的一段話)中的提法。毛澤東在這一指示中說：“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顯然，這一指示根本不可能是針對劉少奇的，因為這段時間毛澤東對劉少奇並不懷疑。最明顯的證據是：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何況，《五·一六通知》從正式通過到最初的傳達貫徹，都是毛澤東委託劉少奇主持進行的。如果「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毛澤東便不可能這樣做。在當時，無論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還是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並在這期間同毛澤東最接近的康生、陳伯達等人，都認為是指彭真，誰也沒有懷疑到劉少奇頭上。劉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賀龍5月19日在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這天的大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康生在發言中還主動檢討自己在1931年寫了反對劉少奇文章的錯誤，並頌揚“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一年之後的1967年5月19日，張春橋在上海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還承認：“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沒完全想到劉少奇。”
劉少奇與彭德懷一起（資料圖）
那麼，為什麼許多人覺得「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運動造成的印象。最早點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劉少奇的，是戚本禹。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用責問的口氣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第二天，上海《文匯報》發表吹捧這篇文章的社論，題目就叫《徹底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5月18日，在《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中，更加明確地說：“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在被廣大群眾揭露出來了。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後，在報刊批判尚未公開點劉少奇名字的情況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文件、文章一直把“中國的赫魯曉夫”作為劉少奇的代名詞。人們對此得出了強烈的印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6月1日，毛澤東沒有通過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將康生送來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其後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推波助瀾下，造反浪潮在全國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這時，毛澤東仍在外地。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使他不得不處在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線。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顯然缺乏思想準備，對毛澤東的意圖也不清楚，因而從一開始就陷於被動地位。他曾在一些場合多次表露過自己的這種困惑心情。1966年6月20日他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情況彙報時說：“當前，主要問題是不知怎麼搞。我們也是第一次，不知怎麼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劉少奇（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冤案始末》，黃錚 著，九州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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