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孫中山答宋教仁：有能力者可獨樹一幟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4月21日E23版，

辛亥逸史

編者按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蹟，革命黨人、維新志士、清軍將領、樞臣疆吏聯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建立了中華民國。范福潮先生積十年之功，檢閱史料，輯軼搜奇，追本溯源，去偽存真，力圖還原辛亥年間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和真相，真實記錄各色人物的所作所為和心路歷程，再現辛亥革命的原貌。本專欄擬隔周刊出，敬請垂注。

同盟會是由流亡海外的各反清會黨聯合組成的革命團體，自1905年在東京成立起，表面上尊孫中山、黃興為領袖，但因成員複雜，派系紛紜，孫、黃久居海外，總部形同虛設，國內組織渙散，山頭林立，基本呈各自為政的局面。尤其是當孫中山在兩廣策劃的起義接連失敗後，威信大減，同盟會內部要求改革黨務、改變策略的呼聲日益高漲，兩湖派與廣東派的矛盾日益突出，紛紛自立門戶，另謀他途，中部同盟會之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重起爐灶另開張

庚戌年(1910)正月，倪映典廣州起義失敗後，譚人鳳去香港看望黃興，見他情緒低沉，幾經勸慰，亦難疏解，便返回東京。當時東京的同志，也是心灰意冷，同盟會總部無人主事，黨務無人過問，譚人鳳找宋教仁謀劃補救之法，他說：「同盟會成立之初，本有設立東、南、西、北、中五部之議，既然孫、黃常年流亡海外，不理國內事務，我們何不回國組織中部同盟會，領導長江各省的革命？」宋教仁也有此意。適逢居正自緬甸、趙聲自香港來東京，他們時常聚議，醞釀此事。居正四處奔走，邀請同盟會十一省分會長開會，譚人鳳年長，首先發言，他提出了事權統一(於本部總理)、責任分擔(於各省幹部)的口號，主張建立中部同盟會(《居正文集》上冊，華中師大出版社，1989，P11)，以武漢、南京為革命中心。經討論，與會者一致贊同，推舉宋教仁回上海物色人選，籌組機關，居正回武漢組織黨人，謀划起義，譚人鳳負責聯絡沿江各省會黨和革命團體。

六月中旬，孫中山潛回東京，黃興亦相繼而至。譚人鳳拜會孫中山時，提出改良黨務、加強領導、革命要兼顧邊疆和內地的建議，他欣然接受。但幾天後，當宋教仁與孫中山商討改良黨務的具體辦法時，孫卻面帶慍色地說：「同盟會已經取消了，有能力者盡可獨樹一幟。」宋教仁一怔，遂問何出此言。孫中山說：“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何得執以抨擊？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宋教仁想，東京人多口雜，孫中山一定是聽到了什麼，有所誤會，便未與之辯解，怏怏而去。宋教仁把孫中山的原話說給譚人鳳，譚頗感震驚，次日便偕宋去見孫中山，耐心解釋，但孫中山仍持昨日論調。譚人鳳忍無可忍，辯駁道：“同盟會是由全國反清志士聯合而成的團體，怎能憑你一言而取消？總理是由黨人公舉、為黨辦事的人，豈有解散組織的權力？黨人批評總理，是黨人的權利，本屬正常，前幾年陶成章批評總理所持的理由，自有公論，黨人並未完全附合，何以遷怒眾人？款項雖系總理募捐而來，但是以同盟會的名義籌款，所有開銷，應使全黨知道，怎說無權過問？”孫中山一時語塞，遂轉圜道：“譚兄與遯初(宋教仁字)的提案有道理，可容弟日後與各分會長再議。”此後便無下文。(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P359-360)

譚、宋等了幾天，不見回復，某日看報，才知孫中山已悄然離開日本。譚人鳳見孫中山身為總理，放棄責任，置黨務大事不顧，又不自請辭職，心中大為不滿，便邀集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在宋教仁寓所開會，決定成立中部同盟會，以推動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P506)後來苦於無錢開展會務，便有人提議最好還是與黃興磋商，爭取他的支持。

香港籌款碰釘子

九月，譚人鳳去香港找黃興商談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黃興說：「此事我沒意見，只是要有經費才行。」譚人鳳說：“請你撥些經費用於會務如何？”黃興面有難色，遲遲不語，後來他說：“兄可與展堂(胡漢民字)談談。”當時，海外華僑捐款由孫中山的親信、同盟會南方支部長鬍漢民掌管，他反對譚、宋等人成立中部同盟會的主張，今見譚人鳳跑來要錢，譏諷道：“東京總部的房租，尚不能維持，何言再設一會？海內外同盟會員公認只有孫先生一位總理，若兄另設中部同盟會，勢必又設一總理，日後必因總理稱謂引起糾紛，豈不讓外人笑話？”譚人鳳拍案怒責：“總部雖在東京，無人主持，總理漂乎海外，向無定蹤，從不過問會務，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總理向無接濟，所有開支，純仗同志攤派，勉強維持，並未以革命的名義四處招搖撞騙，你們以同盟會名義，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閑人，辦一份報紙，吹幾句牛皮，哄騙華僑巨款，就算本事衝天，而敢藐視一切嗎？”譚人鳳早就看不慣胡漢民慣會阿諛奉迎的作派，越說越氣，揮拳就打，趙聲連忙拉住他說：“先生息怒，先生息怒，道不同，不相與謀，往後各行其是便了，理他何為！”譚人鳳深為香港之行懊悔，亦為自己的失態而慚愧。次日，他請趙聲、胡漢民喝酒，先以一杯敬趙聲：“願君為國自愛，毋過激過郁。”又以一杯敬胡漢民，慷慨直言：“勸君放開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為，我為黨務，往返香港三四次，從此別矣。”是夜，譚人鳳乘船返東京，黃興以300元送行。昔日黃興離開東京時，將其名下的債務委託譚人鳳料理，每月需付利息百餘元，他無錢付息，常遭債主登門催逼，不勝其擾，這點錢，還不夠償還黃興欠債的利息。船離維多利亞港，譚人鳳望著漸漸遠去的燈火，想想五十白髮人所受的屈辱，倍感心寒，發誓再也不來香港。(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P360-361)

回到東京後，為替黃興還債，譚人鳳向官費留學生借錢，東挪西湊，日夜奔走，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因此擱置，但他惟恐人心渙散，經常組織同志談話會，每周聚會一次。到了秋季，債台高築，饑寒交迫，萬難敷衍，譚人鳳便將《比較財政學》一書的版權讓渡於人，這本書是由他主持、宋教仁翻譯的，宋亦積債千元，這筆錢抵扣二人債務利息之後，僅剩百餘元。宋教仁在東京待不下去，回了上海。「金罄床頭，英雄減色；錢空囊內，壯士無顏；古今魁傑奇才，因其潦倒窮途，侘傺而不得志者，蓋不知凡幾！」譚人鳳百感交集，唏噓不已。(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四，《譚人鳳集》，P362)

臘月底，黃興、趙聲函招譚人鳳、林時爽赴港，譚人鳳因與胡漢民決裂，不願前往。林時爽正在病中，不能成行，他勸譚人鳳：「此次舉事，是黃、趙作主，兄應竭力相助。」正值年關，債主臨門，實難應對，譚人鳳想，何不趁機遠走高飛，先擺脫眼前的窘境，再做今後的打算？乃約謝介軒、劉承烈同歸，囑其先往湖南、湖北做些準備。

能爭漢上為先著

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2月4日)，譚人鳳從日本來到香港，黃興向他介紹起義的準備情況：「上個月，總理在南洋的籌款匯到後，我即在香港組織機關，擬定方案，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我與伯先(趙聲字)分工負責，並設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設儲備課，以購軍火器械，設交通課，以聯絡國內各省同志，伺機響應。」孫、黃在兩廣起義連年失敗，譚人鳳對他們只重邊省、無意在內地進取的做法早有不滿，幾經諫議，一意孤行，他對黃興已不抱希望，但顧及情誼，收到信後，不得不來。聽完黃興的介紹，譚人鳳談了自己今後的打算：“夏天，我們邀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在東京開會，遯初主張將革命的重點由邊省轉到長江流域，組織力量在中部發動起義。當時，我們擬定三策：上策是在京、津一帶發動起義，一舉佔領北京，但清廷對直隸各省防範甚嚴，北洋軍亦難運動，幾無成功的可能；中策是在湘、鄂、贛、皖、江、浙起義，各省獨立後，揮師北伐；而以邊省起義為下策。”趙聲見譚人鳳貶低邊省起義，不以為然：“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何地舉義，能否成功，誰有十分把握？”譚人鳳知道趙聲性子急，不與他爭辯，接著對黃興說：“眾議既難統一，咱們不妨分頭去干。我們既已決定在長江流域起事，就要設立機關，經大家討論，擬在上海設立中部同盟會總部。既然你們已做了準備，廣州起義就依計而行吧，但最好讓我回國一趟，聯絡長江各省同志，以資策應。”“依兄之見，長江諸省，應先從何處下手？”

「湖北、湖南。兩湖是財賦大省，居華中樞紐，九流彙集，交通便利，得之足以震動全國，激發各省起義。」黃興不放心地說：“光緒三十二年(1906)，總理派胡瑛回國，策應湖南萍、瀏、醴起義，胡瑛抵武昌時，起義已失敗，不久，湖廣總督張之洞懸賞緝拿黨人，胡瑛等人被捕，同盟會在兩湖的組織摧殘殆盡，眼下恐無再舉之力。”譚人鳳說：“據我所知，情況恰恰相反。光緒三十三年(1907)，居正、劉公、焦達峰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謀劃長江各省起義。第二年，孫武、焦達峰迴國，積極聯絡會黨，在新軍中也發展了不少同志。日知會失敗後，原來軍隊中的會員成立了一個更加嚴密的組織，名曰軍隊同盟會，參加者有四五百人，後來又改名為群治學社，在各標營設立代表，專在士兵中發展社員，據說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都是社員。我認為兩湖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兩湖的地理位置也比廣東好，成功的把握很大。”近年來，孫、黃在各地組織的起義屢屢失敗，犧牲慘烈，黨人對領袖的抱怨與日俱增，紛紛自立門戶，聯絡會黨，籌划起義，孫、黃的威信受到挑戰。黨人不服從指揮，自行其事，已成黃興的一塊心病。湖北孫武，湖南焦達峰，已在會黨、新軍和紳商學界聯絡了很長時間，自恃實力，對孫、黃策劃的起義愈來愈沒信心，而孫、黃對各省革命團體的支配能力也愈來愈弱，而今，譚、宋又要成立中部同盟會，他亦無可奈何，照此發展下去，同盟會大有分裂的危險。

譚人鳳對黃興的憂慮瞭然於胸。他比黃興大14歲，既是同鄉，又是老友，在同盟會中年高德劭，黨人向以長兄優禮。他是湖南革命的先驅，1904年邀約湖南會黨各山堂首領齊集長沙嶽麓山，宣講興漢滅滿大業，統一稱為嶽麓山道義堂，後改為聯合山堂，又與黃興等人組織華興會，推黃興為會長，以團結全湘志士，統一革命行動。1906年，他被官府通緝，亡命日本，經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次年到東京，入政法學校學習，後與黃興、宋教仁多次潛回國內，策劃南方各省起義。由於年長閱歷深，他比黃興想得更多，看得更遠，他知道，「孫、黃」已成同盟會團結的象徵，孫策劃在後，黃力行在前，款是孫募來的，在哪兒起義，自然是他說了算，眼下廣州起義，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為了減輕黃興的壓力，譚人鳳說：「克強(黃興字)，你這裏人才濟濟，我在此一時也難有作為，不如先到上海，調查滬杭一帶的形勢，然後再到南京、九江、武昌、長沙，了解新軍中革命組織的發展情況。兩湖同志，朝夕策劃，惟經費短缺，難以擴大實力，若能撥款接濟他們，機關一立，勢力大增，屆時廣州一動，兩湖立刻響應，勝算豈不更大？」(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冊：“對黃興、趙聲談發動兩湖響應廣州起義事”，轉引自《譚人鳳集》，P5)

譚人鳳的一番話給黃興增添了信心，他說：「我已派覺生(居正字)回國，作為同盟會駐湖北的代表，領導一切。他們缺少經費，我也很著急，這裏雖不寬裕，畢竟還有籌款渠道，我會儘力支援他們的。」黃興委任譚人鳳為統籌部特派員，攜款兩千元，前往長江各省聯絡黨人，響應廣州起義。

來源：南方周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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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在腥風血雨、艱難竭蹶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中央特科在獲取情報、保衛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績卓著，並且為發展黨的隱蔽戰線奠定了良好基礎。「隱蔽戰線的統帥」中央特科的創始人周恩來，家喻戶曉。相較而言，另一位特科機構領導人陳雲在特科的風雲歲月則鮮為人知。

臨危受命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並未建立保衛自身的各種武裝。因此，也未專門設立負責開展情報收集、政治保衛的機構。可以說，早期的中共中央還「不懂得情報」工作，直至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猝不及防中所釀造的慘案才讓共產黨瞬間驚醒，中央特科才由此應運而生。1927 年4 月11 日夜到12 日清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黨和人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先以陰謀詭計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隨後開始了瘋狂的屠殺和搜捕，致使大批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慘死街頭。據不完全統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三天內，被殺害者300 多人，被逮捕者500 多人，5000 多人流亡失蹤。在此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往武漢，並在武昌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革命遭受失敗的慘痛教訓，引起周恩來和黨中央許多領導同志的重視，大家開始懂得：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地攻擊敵人、戰勝敵人。1927 年，周恩來領導軍事部後，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三人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指揮以情報、保衛工作為著重點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確了其主要任務：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台。在機構設置上，特科共開設四個科：一科為總部，後來稱總務科，科長洪揚生。該科主要負責中央機關的庶務工作。凡是中央召開的會議和設立的秘密機構及接頭地點，都由一科負責。二科是情報科，科長陳賡。該科主要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三科是行動科，科長由顧順章兼任。該科負責搶救被捕同志，打擊罪大惡極的叛徒。該科下面設有手槍、盒子槍武裝的「紅隊」，也叫打“狗”隊。其成員都是從上海工人中和各蘇區紅軍中，選調一些機智勇敢、槍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組成，專門負責打“狗”（鎮壓叛徒和國民黨特務）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稱通訊聯絡科，科長李強。其任務是負責黨中央同各根據地、紅軍和各省委的無線電台聯繫、水陸交通線的聯繫。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站在敵我軍事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特科成立不到兩年，就已利用各種複雜人際關係「滲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南京各國駐華使館，以及國民黨通訊社、地方法院和其他黨政軍機關，掌握了敵人致命的要害部門，截獲了大量國民黨核心機密。這些正如國民黨人士後來所說：中央特科“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建立內應”，“掌握了特務機關全盤活動機密，及時從中統最機密檔案中得到共黨叛徒、姦細活動的正確情報，不必費多大氣力及時鎮壓，有時還能事先發現國特行動計劃而做到先發制人”。

1931 年4月24日，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前往鄂豫皖根據地返回途中於武漢被捕叛變。這是中共保衛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顧順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機密，熟知中央領導人及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顧案發生後，周恩來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果斷指揮中央負責人及有關人員馬上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機關全部搬家；顧順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廢止。這樣巨大的變化所引起的內部收縮，給黨和中央特科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特科工作面臨重大調整。

為了整頓特科，中共中央決定：「特委本身的組織，從最高指導委員會起，一律重新改組，特委的負責人必須以政治堅定、黨籍較長、有鬥爭歷史的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擔任。」陳雲在協助周恩來處理顧順章叛變過程中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他本人又具備中央規定的上述條件。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 月21 日又發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擅自在外面過夜而被捕，供出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周恩來雖及時撤離，但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不久，中央決定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候轉移到中央蘇區去。這時，陳雲在危難之際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擔。陳雲回憶說：“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叛變以後，我是特科主任（又稱書記引者注），康生叫‘老闆’，潘漢年叫‘小開’，我叫‘先生’。”

絕地反擊

1931 年5 月，陳雲臨危受命，正式擔任中央特科書記。如何從顧順章叛變的致命打擊中開闢新的工作局面，成為特科新領導人陳雲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面對這一嚴峻考驗，他靈活機動、周密部署、絕地反擊，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糾正觀念，精簡機構。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使得特科內部人員在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一方面，少數革命意志不堅定的投機分子產生動搖，在敵人自首政策的誘惑下開始密謀叛變投敵；另一方面，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影響，面對敵特日益猖獗的破壞活動，相當多的戰友按捺不住報仇雪恨的情緒，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盲目要求與敵人作鬥爭，這無異於以卵擊石。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下，向來以“冷靜、沉著”著稱的陳雲並沒有慌亂陣腳，而是首先通過細緻分析當時的敵我形勢，然後再決定如何行動。他強調：適當採取一些反擊措施，打擊特務、叛徒的囂張氣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須明確根據目前的現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在陳雲的堅強領導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確的路線上來。

與此同時，由於過去特科組織與工作人員在黨內並沒有嚴格隔離，陳雲主持特科工作後，吸取教訓並根據少而精的原則，進行內部組織的調整：首先，他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繼續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幹部李強、李克農、陳賡等轉移上海；其次，撤銷第四科，將通訊電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書處，其餘三個科進行精簡縮編。陳雲兼一科科長，潘漢年兼二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最後，採取更嚴密的防範措施，強調單線聯繫，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以確保特科工作人員的身份安全。「當時特科同志之間，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繫外，並無其他聯繫。」

（二）深入社會，隱秘工作。特科組織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動，就必須依靠全體黨員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利用公開合法的形式來掩護特科工作，密切與群眾的聯繫，隨時防止敵人的襲擊。一方面，為了擴大情報來源，爭取社會支持，陳雲和潘漢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種關係，積極廣泛地跟上海各階層人士建立聯繫。這些人中有社會名流如董健吾、楊度等，也有普通店員、郵遞員等。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會職業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陳雲改變了特科的活動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員以真實的公開職業掩護自己，從而能夠深入社會活動，通過社會活動去建立起各種社會關係，以這些社會關係掩護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陳雲花了幾千塊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辦了一二十間小商鋪，分佈在上海各個地區，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的往來接頭。比如，他在上海紅廟路派人開了一個木器傢具店，像一個舊貨商店的樣子。那時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中央經常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有了這個木器店，「機關搬家的時候，東西都弄到它那裏去，要成立機關，沒有傢具又可來搬，很方便，是倉庫，又做商店，又接頭」。

對於特科這些工作方式的變化，一個當年的國民黨特務在回憶錄中感慨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後，把我們在共黨中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了。我們只知道共黨的地下組織已經變了，但是怎樣變？何人負責？機關設在哪裏？一切具體情況，我們便茫然無知。」

（三）將計就計，深入敵營。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實行自首政策，妄圖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機構。陳雲與潘漢年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將計就計，派特科人員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敵特機關，在其內部建立情報點。這個建議得到中共臨時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保障特科骨幹的人身安全，陳雲和潘漢年經過商議後決定：保衛機關的幹部被捕後，如無法掩藏身份，在不幫助敵人破壞組織（抓人、破壞機關）的條件下，可以實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敵人內部獲取情報，或者在適當時候潛逃回部隊。

「假自首」政策的實行有效地破壞了敵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為特科人員打入敵人內部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另一方面也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為中國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骨幹。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絕大多數經黨批准向敵人“自首”的幹部在脫離敵人魔掌後，又義無反顧地投入與敵人的鬥爭中。更為重要的是，該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敵人的視聽，對“真”“假”叛徒都心存疑慮，放慢了向特科進攻的腳步。敵人也因此對大叛徒顧順章失去信任，將其秘密處死。

（四）保衛中央，懲凶除惡。中央特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保衛中央機關和重要領導人的安全，設法營救被捕的戰士。1932 年11 月，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因遭受敵人的秘密圍捕而潛藏於魯迅家中。中共中央為了確保他們二人的安全，特別委派陳雲在一個雨夜將瞿秋白夫婦從魯迅家中安全轉移。在《一個深晚》一文中，陳雲詳細記述了與魯迅會面的情景，並稱讚魯迅是「愛護我們黨，愛護我們革命戰士的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經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的“牛蘭事件”中，陳雲及其領導的中央特科為成功營救牛蘭夫婦再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如陳雲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面對特務和叛徒的囂張氣焰，為了鼓舞戰士們的革命士氣，陳雲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漢年等人商議，決定在短期內對敵人的首惡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鎮壓。經過陳雲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敵方的特務首腦被成功刺殺。公開鎮壓敵特首腦的勝利，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開闢了嶄新的突破口，此舉更令敵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擊了敵方的囂張氣焰，就進一步為中共情報機構分化、爭取和利用他們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載於《黨史文匯》，作者，張伊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