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4月21日E23版，
辛亥逸史
編者按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蹟，革命黨人、維新志士、清軍將領、樞臣疆吏聯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建立了中華民國。范福潮先生積十年之功，檢閱史料，輯軼搜奇，追本溯源，去偽存真，力圖還原辛亥年間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和真相，真實記錄各色人物的所作所為和心路歷程，再現辛亥革命的原貌。本專欄擬隔周刊出，敬請垂注。
同盟會是由流亡海外的各反清會黨聯合組成的革命團體，自1905年在東京成立起，表面上尊孫中山、黃興為領袖，但因成員複雜，派系紛紜，孫、黃久居海外，總部形同虛設，國內組織渙散，山頭林立，基本呈各自為政的局面。尤其是當孫中山在兩廣策劃的起義接連失敗後，威信大減，同盟會內部要求改革黨務、改變策略的呼聲日益高漲，兩湖派與廣東派的矛盾日益突出，紛紛自立門戶，另謀他途，中部同盟會之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重起爐灶另開張
庚戌年(1910)正月，倪映典廣州起義失敗後，譚人鳳去香港看望黃興，見他情緒低沉，幾經勸慰，亦難疏解，便返回東京。當時東京的同志，也是心灰意冷，同盟會總部無人主事，黨務無人過問，譚人鳳找宋教仁謀劃補救之法，他說：「同盟會成立之初，本有設立東、南、西、北、中五部之議，既然孫、黃常年流亡海外，不理國內事務，我們何不回國組織中部同盟會，領導長江各省的革命？」宋教仁也有此意。適逢居正自緬甸、趙聲自香港來東京，他們時常聚議，醞釀此事。居正四處奔走，邀請同盟會十一省分會長開會，譚人鳳年長，首先發言，他提出了事權統一(於本部總理)、責任分擔(於各省幹部)的口號，主張建立中部同盟會(《居正文集》上冊，華中師大出版社，1989，P11)，以武漢、南京為革命中心。經討論，與會者一致贊同，推舉宋教仁回上海物色人選，籌組機關，居正回武漢組織黨人，謀划起義，譚人鳳負責聯絡沿江各省會黨和革命團體。
六月中旬，孫中山潛回東京，黃興亦相繼而至。譚人鳳拜會孫中山時，提出改良黨務、加強領導、革命要兼顧邊疆和內地的建議，他欣然接受。但幾天後，當宋教仁與孫中山商討改良黨務的具體辦法時，孫卻面帶慍色地說：「同盟會已經取消了，有能力者盡可獨樹一幟。」宋教仁一怔，遂問何出此言。孫中山說：“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何得執以抨擊？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宋教仁想，東京人多口雜，孫中山一定是聽到了什麼，有所誤會，便未與之辯解，怏怏而去。宋教仁把孫中山的原話說給譚人鳳，譚頗感震驚，次日便偕宋去見孫中山，耐心解釋，但孫中山仍持昨日論調。譚人鳳忍無可忍，辯駁道：“同盟會是由全國反清志士聯合而成的團體，怎能憑你一言而取消？總理是由黨人公舉、為黨辦事的人，豈有解散組織的權力？黨人批評總理，是黨人的權利，本屬正常，前幾年陶成章批評總理所持的理由，自有公論，黨人並未完全附合，何以遷怒眾人？款項雖系總理募捐而來，但是以同盟會的名義籌款，所有開銷，應使全黨知道，怎說無權過問？”孫中山一時語塞，遂轉圜道：“譚兄與遯初(宋教仁字)的提案有道理，可容弟日後與各分會長再議。”此後便無下文。(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P359-360)
譚、宋等了幾天，不見回復，某日看報，才知孫中山已悄然離開日本。譚人鳳見孫中山身為總理，放棄責任，置黨務大事不顧，又不自請辭職，心中大為不滿，便邀集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在宋教仁寓所開會，決定成立中部同盟會，以推動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P506)後來苦於無錢開展會務，便有人提議最好還是與黃興磋商，爭取他的支持。
香港籌款碰釘子
九月，譚人鳳去香港找黃興商談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黃興說：「此事我沒意見，只是要有經費才行。」譚人鳳說：“請你撥些經費用於會務如何？”黃興面有難色，遲遲不語，後來他說：“兄可與展堂(胡漢民字)談談。”當時，海外華僑捐款由孫中山的親信、同盟會南方支部長鬍漢民掌管，他反對譚、宋等人成立中部同盟會的主張，今見譚人鳳跑來要錢，譏諷道：“東京總部的房租，尚不能維持，何言再設一會？海內外同盟會員公認只有孫先生一位總理，若兄另設中部同盟會，勢必又設一總理，日後必因總理稱謂引起糾紛，豈不讓外人笑話？”譚人鳳拍案怒責：“總部雖在東京，無人主持，總理漂乎海外，向無定蹤，從不過問會務，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總理向無接濟，所有開支，純仗同志攤派，勉強維持，並未以革命的名義四處招搖撞騙，你們以同盟會名義，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閑人，辦一份報紙，吹幾句牛皮，哄騙華僑巨款，就算本事衝天，而敢藐視一切嗎？”譚人鳳早就看不慣胡漢民慣會阿諛奉迎的作派，越說越氣，揮拳就打，趙聲連忙拉住他說：“先生息怒，先生息怒，道不同，不相與謀，往後各行其是便了，理他何為！”譚人鳳深為香港之行懊悔，亦為自己的失態而慚愧。次日，他請趙聲、胡漢民喝酒，先以一杯敬趙聲：“願君為國自愛，毋過激過郁。”又以一杯敬胡漢民，慷慨直言：“勸君放開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為，我為黨務，往返香港三四次，從此別矣。”是夜，譚人鳳乘船返東京，黃興以300元送行。昔日黃興離開東京時，將其名下的債務委託譚人鳳料理，每月需付利息百餘元，他無錢付息，常遭債主登門催逼，不勝其擾，這點錢，還不夠償還黃興欠債的利息。船離維多利亞港，譚人鳳望著漸漸遠去的燈火，想想五十白髮人所受的屈辱，倍感心寒，發誓再也不來香港。(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P360-361)
回到東京後，為替黃興還債，譚人鳳向官費留學生借錢，東挪西湊，日夜奔走，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因此擱置，但他惟恐人心渙散，經常組織同志談話會，每周聚會一次。到了秋季，債台高築，饑寒交迫，萬難敷衍，譚人鳳便將《比較財政學》一書的版權讓渡於人，這本書是由他主持、宋教仁翻譯的，宋亦積債千元，這筆錢抵扣二人債務利息之後，僅剩百餘元。宋教仁在東京待不下去，回了上海。「金罄床頭，英雄減色；錢空囊內，壯士無顏；古今魁傑奇才，因其潦倒窮途，侘傺而不得志者，蓋不知凡幾！」譚人鳳百感交集，唏噓不已。(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四，《譚人鳳集》，P362)
臘月底，黃興、趙聲函招譚人鳳、林時爽赴港，譚人鳳因與胡漢民決裂，不願前往。林時爽正在病中，不能成行，他勸譚人鳳：「此次舉事，是黃、趙作主，兄應竭力相助。」正值年關，債主臨門，實難應對，譚人鳳想，何不趁機遠走高飛，先擺脫眼前的窘境，再做今後的打算？乃約謝介軒、劉承烈同歸，囑其先往湖南、湖北做些準備。
能爭漢上為先著
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2月4日)，譚人鳳從日本來到香港，黃興向他介紹起義的準備情況：「上個月，總理在南洋的籌款匯到後，我即在香港組織機關，擬定方案，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我與伯先(趙聲字)分工負責，並設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設儲備課，以購軍火器械，設交通課，以聯絡國內各省同志，伺機響應。」孫、黃在兩廣起義連年失敗，譚人鳳對他們只重邊省、無意在內地進取的做法早有不滿，幾經諫議，一意孤行，他對黃興已不抱希望，但顧及情誼，收到信後，不得不來。聽完黃興的介紹，譚人鳳談了自己今後的打算：“夏天，我們邀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在東京開會，遯初主張將革命的重點由邊省轉到長江流域，組織力量在中部發動起義。當時，我們擬定三策：上策是在京、津一帶發動起義，一舉佔領北京，但清廷對直隸各省防範甚嚴，北洋軍亦難運動，幾無成功的可能；中策是在湘、鄂、贛、皖、江、浙起義，各省獨立後，揮師北伐；而以邊省起義為下策。”趙聲見譚人鳳貶低邊省起義，不以為然：“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何地舉義，能否成功，誰有十分把握？”譚人鳳知道趙聲性子急，不與他爭辯，接著對黃興說：“眾議既難統一，咱們不妨分頭去干。我們既已決定在長江流域起事，就要設立機關，經大家討論，擬在上海設立中部同盟會總部。既然你們已做了準備，廣州起義就依計而行吧，但最好讓我回國一趟，聯絡長江各省同志，以資策應。”“依兄之見，長江諸省，應先從何處下手？”
「湖北、湖南。兩湖是財賦大省，居華中樞紐，九流彙集，交通便利，得之足以震動全國，激發各省起義。」黃興不放心地說：“光緒三十二年(1906)，總理派胡瑛回國，策應湖南萍、瀏、醴起義，胡瑛抵武昌時，起義已失敗，不久，湖廣總督張之洞懸賞緝拿黨人，胡瑛等人被捕，同盟會在兩湖的組織摧殘殆盡，眼下恐無再舉之力。”譚人鳳說：“據我所知，情況恰恰相反。光緒三十三年(1907)，居正、劉公、焦達峰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謀劃長江各省起義。第二年，孫武、焦達峰迴國，積極聯絡會黨，在新軍中也發展了不少同志。日知會失敗後，原來軍隊中的會員成立了一個更加嚴密的組織，名曰軍隊同盟會，參加者有四五百人，後來又改名為群治學社，在各標營設立代表，專在士兵中發展社員，據說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都是社員。我認為兩湖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兩湖的地理位置也比廣東好，成功的把握很大。”近年來，孫、黃在各地組織的起義屢屢失敗，犧牲慘烈，黨人對領袖的抱怨與日俱增，紛紛自立門戶，聯絡會黨，籌划起義，孫、黃的威信受到挑戰。黨人不服從指揮，自行其事，已成黃興的一塊心病。湖北孫武，湖南焦達峰，已在會黨、新軍和紳商學界聯絡了很長時間，自恃實力，對孫、黃策劃的起義愈來愈沒信心，而孫、黃對各省革命團體的支配能力也愈來愈弱，而今，譚、宋又要成立中部同盟會，他亦無可奈何，照此發展下去，同盟會大有分裂的危險。
譚人鳳對黃興的憂慮瞭然於胸。他比黃興大14歲，既是同鄉，又是老友，在同盟會中年高德劭，黨人向以長兄優禮。他是湖南革命的先驅，1904年邀約湖南會黨各山堂首領齊集長沙嶽麓山，宣講興漢滅滿大業，統一稱為嶽麓山道義堂，後改為聯合山堂，又與黃興等人組織華興會，推黃興為會長，以團結全湘志士，統一革命行動。1906年，他被官府通緝，亡命日本，經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次年到東京，入政法學校學習，後與黃興、宋教仁多次潛回國內，策劃南方各省起義。由於年長閱歷深，他比黃興想得更多，看得更遠，他知道，「孫、黃」已成同盟會團結的象徵，孫策劃在後，黃力行在前，款是孫募來的，在哪兒起義，自然是他說了算，眼下廣州起義，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為了減輕黃興的壓力，譚人鳳說：「克強(黃興字)，你這裏人才濟濟，我在此一時也難有作為，不如先到上海，調查滬杭一帶的形勢，然後再到南京、九江、武昌、長沙，了解新軍中革命組織的發展情況。兩湖同志，朝夕策劃，惟經費短缺，難以擴大實力，若能撥款接濟他們，機關一立，勢力大增，屆時廣州一動，兩湖立刻響應，勝算豈不更大？」(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冊：“對黃興、趙聲談發動兩湖響應廣州起義事”，轉引自《譚人鳳集》，P5)
譚人鳳的一番話給黃興增添了信心，他說：「我已派覺生(居正字)回國，作為同盟會駐湖北的代表，領導一切。他們缺少經費，我也很著急，這裏雖不寬裕，畢竟還有籌款渠道，我會儘力支援他們的。」黃興委任譚人鳳為統籌部特派員，攜款兩千元，前往長江各省聯絡黨人，響應廣州起義。
來源：南方周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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