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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辱獄中彭德懷 稱這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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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辱獄中彭德懷 稱這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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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辱獄中彭德懷 稱這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

2021年10月13日 19:02

彭德懷 

中國古代有一句為政格言:「文死諫,武死戰。」國家的穩定全賴文武官員各司其職,各守其責。神武之勇,戰功卓著,名揚疆場者被尊為開國功臣、民族英雄,如韓信,如岳飛。敢說真話,為民請命,犯顏直諫者為諍諫之臣,如魏徵,如海瑞。進入現代社會,講民主,講法制,但個人的政治操守仍然是從政者必不可少的素質。在共和國歷史上兼武戰之功、文諫之德於一身並驚天動地、彪炳史冊的當數彭德懷。

在十大元帥中,彭德懷是唯一一個參加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在解放後又和美國人打過仗的。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里,敘述他歷經敵營,不知幾死。彭德懷行伍出身,自平江起義、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解放戰爭、抗美,與死神擦邊更是千回百次。井岡山失守,「石子要過刀,茅草要過火」,未死;長征始發,彭殿後,血染湘江,八萬紅軍,死傷五萬,未死;抗日,鬼子掃蕩,圍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彭奮力突圍,未死;轉戰陝北,彭身為一線指揮,以兩萬兵敵胡宗南28萬,幾臨險境,未死;韓戰,敵機空襲,大火吞噬志願軍指揮部,參謀毛岸英等遇難,彭未死。

毛澤東對彭德懷曾是極推崇和信任的。長征途中曾有詩贈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十大元帥中,毛澤東除對羅榮桓有一首悼亡詩外,對部下贈詩直誇其功,這也是唯一一首了。抗日戰爭,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後期朱老總回延安,他實際主持總部工作。解放戰爭初期,彭德懷轉戰西北更是直接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朝鮮戰事起,高層領導意見不一,毛澤東急召彭德懷從西北回京,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抗美,並受命出征。多次戰役較量,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杜魯門總統事先沒有通知朝戰司令麥克阿瑟,就直接從廣播裏宣佈將他撤職,可見其狼狽與惱怒之狀。從平江起義到廬山會議,這時彭德懷的革命軍旅生涯已30多年,他的功勞已不是按戰鬥、戰役能計算清的,而是要用歷史時期的壘砌來估量。蔡元培評價民國功臣黃興說:「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於彭,「無彭則少軍威,有軍必有先生」。他不愧為國家的功臣、軍隊的光榮。

如果彭德懷到此打住,當他的元帥,當他的國防部長,可以善終,可以保官、保名、保一個安逸的日子。戰爭過去,天下太平,將軍掛甲,享受尊榮,這是多麼正常的事情。林彪不就是不接赴朝之命,養尊處優多年嗎?但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人。他是軍人,更是人民的兒子。打仗只是他為國、為民盡忠的一部分。戰爭結束,忠心未了,人民又有疾苦,他還是要管,要爭。

1959年,建國十周年。對戰爭駕輕就熟的共產黨領袖們在經濟建設上遇到了新問題,並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心急,步子要快一些;周恩來從實際出發,覺得應降降溫,提出反冒進。毛澤東說,你反冒進,我反「反冒進」,並多次批周,甚至要周辭職。怎麼估價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一步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了廬山會議。會議之初,毛澤東已接受一些反「左」意見,分歧已有一點小小的彌合,但彭德懷還是不放心。會前,他到農村做過認真的調查,親眼見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和對農民生活的干擾,而幹部卻不敢說真話。在小組會上,他先後作了七次發言,直陳其弊,就是涉及毛澤東也不迴避。他說:「現在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在廬山176號別墅里,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澤東的脾氣,他想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他多麼想,像延安時期那樣,推開窯洞門叫一聲「老毛」,就與毛澤東共商戰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時期,形勢緊急,他從朝鮮前線直飛北京,一下飛機就直闖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驅車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澤東。那次是解決了問題,但毛澤東也留下一句話:「只有你彭德懷才敢攪了人家的覺。」現在,彭德懷猶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談,踱步到了主席住處,但衛士說主席剛休息。他不敢再攪主席的覺,就回來在燈下展紙寫了一封信。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頭是「主席」,結尾處是「順致敬禮!彭德懷」,連個標題也沒有,不像文章。後人習慣把這封信稱為「萬言書」,其實它只有3700字。他沒有想到,這封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全黨也沒有想到,因這封信黨史而有了一大波折。這封信是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一塊里程碑。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幹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著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最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澤東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粱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澤東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德懷與毛澤東相處30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腦後。果然,會上,他被定為反黨分子,會後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彪漁翁得利。廬山上的會議開完,不久就是國慶,又恰逢十年大慶,按慣例彭德懷是該上天安門的,請柬也已送來。彭說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天安門,不去了。他叫秘書把元帥服找出來疊好,把所有的軍功章找出來都交上去。秘書不忍,看著那些金燦燦的軍功章說:「留一個作紀念吧。」他說:“一個不留,都交上去。”當年居里夫人得了諾貝爾獎後,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玩,那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現在彭德懷把軍功章全部上交,這是一種莫名的心酸。沒幾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掛甲屯當農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裏種了三分地,把糞尿都攢起來,使勁澆水施肥。他要揭破畝產萬斤的神話。1961年11月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後,他回鄉調查了36天,寫了五個共十多萬字的調研報告,涉及生產、工作、市場等,甚至包括一份長長的農貿市場價格報告。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執、樸實,真是一個農民。他還是當年湘潭烏石寨的那個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氣地說:“你當你的國防部長,為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他說:“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剛烈的毛澤東希望他能認個錯,好給個台階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懷就是不低頭。

被貶的日子裡,他一次次地寫信為自己辯護。寫得長一點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前。他正在湖南調查,聽說中央要開會糾左,他高興地說,趕快回京,給中央寫了一封8萬字的信。廬山會議已過去了三年,時間已證明他的正確,他覺得可以還一個清白了。但就在這個會上他又被點名批了一通,他絕望了。「文革」期間,這位打敗過日軍、美軍的戰神被一群紅衛兵娃娃玩弄於股掌,被當作囚犯關押、遊街、侮辱。作為交代材料,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長長的辯護詞,細陳自己的歷史,又是8萬字。他是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那支派克筆寫的,寫在裁下來的《人民日報》的邊條上。他給專案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這份珍貴的手稿幾經周轉,親人們將它放入一個瓷罐,埋在烏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革」結束才重見天日。那年,我到烏石寨去尋訪彭總遺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黑糊糊的灶台和堂屋裏彭總回鄉調查時接待鄉親們的幾條簡陋的長板凳。

他憤怒了,1967年4月1日給主席寫了最後一封信,沒有下文。4月20日他給周總理寫了最後一封信,這次沒有提一句個人的事,卻說了另一件很具體的與己無關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時看到工業石棉礦渣被隨意堆在大渡河兩岸,常年沖刷流失很是可惜。這是農民急缺的一種肥料。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這時雖然他的身體也在受著痛苦地折磨,但他的心已經很平靜,他自知已無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這是他對中央的最後一次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閑置6年後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澤東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革」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於「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於革命戰爭卻死於“文化大革命”,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文死諫」的含義,他遠比「武死戰」要難。當一個將軍在硝煙中勇敢地一衝時,他背負的代價就是一條命,以身報國,一死了之。敢將熱血灑疆場,博得烈士英雄名。而當一個文臣堅持說真話,為民請命時,他身上卻背負著更沉重的東西。首先,可能失寵,丟掉前半生的政治積累,一世英名毀於一紙;第二,可能丟掉後半生的政治生命,許多未競之業將成泡影;第三,可能丟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於戰場,死於敵人,舉國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於不同意見,死於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將要忍受長期的屈辱、折磨,並且身後落上—個冤名。這就加倍地考驗一個人的忠誠。彭德懷因為這封說真話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為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鍋。在監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滾,欲死不能。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哨兵關押記錄竟是這樣的文字:“我看這個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這個老東西從報上點他名後就很少看報”。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對這個開國老帥的態度。可知他當時的處境,其所受之辱更甚於韓信鑽胯。

而許多舊友親朋,早已不敢與他往來,就連妻子也已提出與他離婚。廬山會議後,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斗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30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15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斗、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4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杜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千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30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30天的爭論和其後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9年第1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4月21日E23版,

辛亥逸史

編者按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蹟,革命黨人、維新志士、清軍將領、樞臣疆吏聯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建立了中華民國。范福潮先生積十年之功,檢閱史料,輯軼搜奇,追本溯源,去偽存真,力圖還原辛亥年間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和真相,真實記錄各色人物的所作所為和心路歷程,再現辛亥革命的原貌。本專欄擬隔周刊出,敬請垂注。

同盟會是由流亡海外的各反清會黨聯合組成的革命團體,自1905年在東京成立起,表面上尊孫中山、黃興為領袖,但因成員複雜,派系紛紜,孫、黃久居海外,總部形同虛設,國內組織渙散,山頭林立,基本呈各自為政的局面。尤其是當孫中山在兩廣策劃的起義接連失敗後,威信大減,同盟會內部要求改革黨務、改變策略的呼聲日益高漲,兩湖派與廣東派的矛盾日益突出,紛紛自立門戶,另謀他途,中部同盟會之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重起爐灶另開張

庚戌年(1910)正月,倪映典廣州起義失敗後,譚人鳳去香港看望黃興,見他情緒低沉,幾經勸慰,亦難疏解,便返回東京。當時東京的同志,也是心灰意冷,同盟會總部無人主事,黨務無人過問,譚人鳳找宋教仁謀劃補救之法,他說:「同盟會成立之初,本有設立東、南、西、北、中五部之議,既然孫、黃常年流亡海外,不理國內事務,我們何不回國組織中部同盟會,領導長江各省的革命?」宋教仁也有此意。適逢居正自緬甸、趙聲自香港來東京,他們時常聚議,醞釀此事。居正四處奔走,邀請同盟會十一省分會長開會,譚人鳳年長,首先發言,他提出了事權統一(於本部總理)、責任分擔(於各省幹部)的口號,主張建立中部同盟會(《居正文集》上冊,華中師大出版社,1989,P11),以武漢、南京為革命中心。經討論,與會者一致贊同,推舉宋教仁回上海物色人選,籌組機關,居正回武漢組織黨人,謀划起義,譚人鳳負責聯絡沿江各省會黨和革命團體。

六月中旬,孫中山潛回東京,黃興亦相繼而至。譚人鳳拜會孫中山時,提出改良黨務、加強領導、革命要兼顧邊疆和內地的建議,他欣然接受。但幾天後,當宋教仁與孫中山商討改良黨務的具體辦法時,孫卻面帶慍色地說:「同盟會已經取消了,有能力者盡可獨樹一幟。」宋教仁一怔,遂問何出此言。孫中山說:“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何得執以抨擊?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宋教仁想,東京人多口雜,孫中山一定是聽到了什麼,有所誤會,便未與之辯解,怏怏而去。宋教仁把孫中山的原話說給譚人鳳,譚頗感震驚,次日便偕宋去見孫中山,耐心解釋,但孫中山仍持昨日論調。譚人鳳忍無可忍,辯駁道:“同盟會是由全國反清志士聯合而成的團體,怎能憑你一言而取消?總理是由黨人公舉、為黨辦事的人,豈有解散組織的權力?黨人批評總理,是黨人的權利,本屬正常,前幾年陶成章批評總理所持的理由,自有公論,黨人並未完全附合,何以遷怒眾人?款項雖系總理募捐而來,但是以同盟會的名義籌款,所有開銷,應使全黨知道,怎說無權過問?”孫中山一時語塞,遂轉圜道:“譚兄與遯初(宋教仁字)的提案有道理,可容弟日後與各分會長再議。”此後便無下文。(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P359-360)

譚、宋等了幾天,不見回復,某日看報,才知孫中山已悄然離開日本。譚人鳳見孫中山身為總理,放棄責任,置黨務大事不顧,又不自請辭職,心中大為不滿,便邀集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在宋教仁寓所開會,決定成立中部同盟會,以推動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P506)後來苦於無錢開展會務,便有人提議最好還是與黃興磋商,爭取他的支持。

香港籌款碰釘子

九月,譚人鳳去香港找黃興商談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黃興說:「此事我沒意見,只是要有經費才行。」譚人鳳說:“請你撥些經費用於會務如何?”黃興面有難色,遲遲不語,後來他說:“兄可與展堂(胡漢民字)談談。”當時,海外華僑捐款由孫中山的親信、同盟會南方支部長鬍漢民掌管,他反對譚、宋等人成立中部同盟會的主張,今見譚人鳳跑來要錢,譏諷道:“東京總部的房租,尚不能維持,何言再設一會?海內外同盟會員公認只有孫先生一位總理,若兄另設中部同盟會,勢必又設一總理,日後必因總理稱謂引起糾紛,豈不讓外人笑話?”譚人鳳拍案怒責:“總部雖在東京,無人主持,總理漂乎海外,向無定蹤,從不過問會務,總於何有?理於何有?東京經費,總理向無接濟,所有開支,純仗同志攤派,勉強維持,並未以革命的名義四處招搖撞騙,你們以同盟會名義,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閑人,辦一份報紙,吹幾句牛皮,哄騙華僑巨款,就算本事衝天,而敢藐視一切嗎?”譚人鳳早就看不慣胡漢民慣會阿諛奉迎的作派,越說越氣,揮拳就打,趙聲連忙拉住他說:“先生息怒,先生息怒,道不同,不相與謀,往後各行其是便了,理他何為!”譚人鳳深為香港之行懊悔,亦為自己的失態而慚愧。次日,他請趙聲、胡漢民喝酒,先以一杯敬趙聲:“願君為國自愛,毋過激過郁。”又以一杯敬胡漢民,慷慨直言:“勸君放開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為,我為黨務,往返香港三四次,從此別矣。”是夜,譚人鳳乘船返東京,黃興以300元送行。昔日黃興離開東京時,將其名下的債務委託譚人鳳料理,每月需付利息百餘元,他無錢付息,常遭債主登門催逼,不勝其擾,這點錢,還不夠償還黃興欠債的利息。船離維多利亞港,譚人鳳望著漸漸遠去的燈火,想想五十白髮人所受的屈辱,倍感心寒,發誓再也不來香港。(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三,《譚人鳳集》,P360-361)

回到東京後,為替黃興還債,譚人鳳向官費留學生借錢,東挪西湊,日夜奔走,籌組中部同盟會之事,因此擱置,但他惟恐人心渙散,經常組織同志談話會,每周聚會一次。到了秋季,債台高築,饑寒交迫,萬難敷衍,譚人鳳便將《比較財政學》一書的版權讓渡於人,這本書是由他主持、宋教仁翻譯的,宋亦積債千元,這筆錢抵扣二人債務利息之後,僅剩百餘元。宋教仁在東京待不下去,回了上海。「金罄床頭,英雄減色;錢空囊內,壯士無顏;古今魁傑奇才,因其潦倒窮途,侘傺而不得志者,蓋不知凡幾!」譚人鳳百感交集,唏噓不已。(譚人鳳:“石叟牌詞”之二十四,《譚人鳳集》,P362)

臘月底,黃興、趙聲函招譚人鳳、林時爽赴港,譚人鳳因與胡漢民決裂,不願前往。林時爽正在病中,不能成行,他勸譚人鳳:「此次舉事,是黃、趙作主,兄應竭力相助。」正值年關,債主臨門,實難應對,譚人鳳想,何不趁機遠走高飛,先擺脫眼前的窘境,再做今後的打算?乃約謝介軒、劉承烈同歸,囑其先往湖南、湖北做些準備。

能爭漢上為先著

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2月4日),譚人鳳從日本來到香港,黃興向他介紹起義的準備情況:「上個月,總理在南洋的籌款匯到後,我即在香港組織機關,擬定方案,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我與伯先(趙聲字)分工負責,並設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設儲備課,以購軍火器械,設交通課,以聯絡國內各省同志,伺機響應。」孫、黃在兩廣起義連年失敗,譚人鳳對他們只重邊省、無意在內地進取的做法早有不滿,幾經諫議,一意孤行,他對黃興已不抱希望,但顧及情誼,收到信後,不得不來。聽完黃興的介紹,譚人鳳談了自己今後的打算:“夏天,我們邀集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在東京開會,遯初主張將革命的重點由邊省轉到長江流域,組織力量在中部發動起義。當時,我們擬定三策:上策是在京、津一帶發動起義,一舉佔領北京,但清廷對直隸各省防範甚嚴,北洋軍亦難運動,幾無成功的可能;中策是在湘、鄂、贛、皖、江、浙起義,各省獨立後,揮師北伐;而以邊省起義為下策。”趙聲見譚人鳳貶低邊省起義,不以為然:“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何地舉義,能否成功,誰有十分把握?”譚人鳳知道趙聲性子急,不與他爭辯,接著對黃興說:“眾議既難統一,咱們不妨分頭去干。我們既已決定在長江流域起事,就要設立機關,經大家討論,擬在上海設立中部同盟會總部。既然你們已做了準備,廣州起義就依計而行吧,但最好讓我回國一趟,聯絡長江各省同志,以資策應。”“依兄之見,長江諸省,應先從何處下手?”

「湖北、湖南。兩湖是財賦大省,居華中樞紐,九流彙集,交通便利,得之足以震動全國,激發各省起義。」黃興不放心地說:“光緒三十二年(1906),總理派胡瑛回國,策應湖南萍、瀏、醴起義,胡瑛抵武昌時,起義已失敗,不久,湖廣總督張之洞懸賞緝拿黨人,胡瑛等人被捕,同盟會在兩湖的組織摧殘殆盡,眼下恐無再舉之力。”譚人鳳說:“據我所知,情況恰恰相反。光緒三十三年(1907),居正、劉公、焦達峰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謀劃長江各省起義。第二年,孫武、焦達峰迴國,積極聯絡會黨,在新軍中也發展了不少同志。日知會失敗後,原來軍隊中的會員成立了一個更加嚴密的組織,名曰軍隊同盟會,參加者有四五百人,後來又改名為群治學社,在各標營設立代表,專在士兵中發展社員,據說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都是社員。我認為兩湖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兩湖的地理位置也比廣東好,成功的把握很大。”近年來,孫、黃在各地組織的起義屢屢失敗,犧牲慘烈,黨人對領袖的抱怨與日俱增,紛紛自立門戶,聯絡會黨,籌划起義,孫、黃的威信受到挑戰。黨人不服從指揮,自行其事,已成黃興的一塊心病。湖北孫武,湖南焦達峰,已在會黨、新軍和紳商學界聯絡了很長時間,自恃實力,對孫、黃策劃的起義愈來愈沒信心,而孫、黃對各省革命團體的支配能力也愈來愈弱,而今,譚、宋又要成立中部同盟會,他亦無可奈何,照此發展下去,同盟會大有分裂的危險。

譚人鳳對黃興的憂慮瞭然於胸。他比黃興大14歲,既是同鄉,又是老友,在同盟會中年高德劭,黨人向以長兄優禮。他是湖南革命的先驅,1904年邀約湖南會黨各山堂首領齊集長沙嶽麓山,宣講興漢滅滿大業,統一稱為嶽麓山道義堂,後改為聯合山堂,又與黃興等人組織華興會,推黃興為會長,以團結全湘志士,統一革命行動。1906年,他被官府通緝,亡命日本,經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次年到東京,入政法學校學習,後與黃興、宋教仁多次潛回國內,策劃南方各省起義。由於年長閱歷深,他比黃興想得更多,看得更遠,他知道,「孫、黃」已成同盟會團結的象徵,孫策劃在後,黃力行在前,款是孫募來的,在哪兒起義,自然是他說了算,眼下廣州起義,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為了減輕黃興的壓力,譚人鳳說:「克強(黃興字),你這裏人才濟濟,我在此一時也難有作為,不如先到上海,調查滬杭一帶的形勢,然後再到南京、九江、武昌、長沙,了解新軍中革命組織的發展情況。兩湖同志,朝夕策劃,惟經費短缺,難以擴大實力,若能撥款接濟他們,機關一立,勢力大增,屆時廣州一動,兩湖立刻響應,勝算豈不更大?」(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冊:“對黃興、趙聲談發動兩湖響應廣州起義事”,轉引自《譚人鳳集》,P5)

譚人鳳的一番話給黃興增添了信心,他說:「我已派覺生(居正字)回國,作為同盟會駐湖北的代表,領導一切。他們缺少經費,我也很著急,這裏雖不寬裕,畢竟還有籌款渠道,我會儘力支援他們的。」黃興委任譚人鳳為統籌部特派員,攜款兩千元,前往長江各省聯絡黨人,響應廣州起義。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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