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宣傳漫畫
毛主席發現南方某些高產地區水稻每畝植三萬蔸，就號召各地根據不同情況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時肯定：「所謂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廣東，就是三萬蔸。」他還親自算了一筆細賬：三萬蔸共插多少根秧，共發多少根苗，共長多少谷穗，共結多少粒穀子?
本文摘自《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1
1958年發動「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
1957年九十月間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同時也揭開了發動農業「大躍進」的序幕。這除了批評「反冒進」本身就奠定了「大躍進」的思想基礎之外，還因為全會基本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後簡稱《四十條》或《農業發展綱要》)；在徵求與會同志的意見之後，中央作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由毛主席主持制定，於1956年1月25日，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後公開發表的。八屆三中全會的修改，主要是在序言中增寫了農業發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和我國的正確選擇；在條文中增加了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和農業增產措施等方面的內容；將原草案中要求5年或7年內實現的指標(例如基本掃除文盲等)，都改成12年實現。但是，最關鍵的糧食單產指標沒有修改。毛主席要求五年內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達到2000斤，半個世紀內做到畝產2000斤。他認為，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修改後的綱要，於1957年10月25日公開發表。同日，中央發出通知，組織全民討論，要求通過討論，在全民中「開展一次大辯論，目的在認清方向，堅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國」；農村討論應放在冬季，“以便掀起一個生產高潮”。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於四十條修正草案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黨中央通過報紙正式發出「大躍進」的號召，也是第一次以號召形式使用“躍進”一詞。這說明修改後的農業四十條，實際上成為發動農業「大躍進」的綱領。
用中央和國務院名義，於1957年9月24日發出的《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樣一股勁頭來，使這一運動「成為隨著目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高潮而來的生產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11月、12月，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貫徹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批判「右傾保守」，落實四十條，部署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投入水利建設的勞動力，10月份兩三千萬人，11月份六七千萬人，12月份8000萬人，1958年1月達到一億。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的掀起，實際上吹起了農業「大躍進」的號角。
在水利建設高潮中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問題。會後，正式寫進《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後簡稱《六十條》)中，草案規定：「在今後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就全國範圍來看，五年完成四十條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南寧會議以前，安徽提出三年改變面貌的目標，毛主席接受安徽省委負責人的建議，在《六十條》中規定：“十年決於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口號是：苦戰三年。”毛主席還採納了農業部長廖魯言的意見，提出了一種掌握時機的方法，叫做：“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頭年看前冬。”認為只要掌握好時機，三年改變農村面貌，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的把握就更大了。
南寧會議原定是聽取九省二市彙報，討論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問題。那時年度計劃歸國家經委管。會前，經委編製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是按常規程序編的，各項指標盡量建立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南寧開會時，批評「反冒進」，大家的頭腦熱起來了。我預計到，經委編的年度計劃草案很難滿足地方同志的要求，於是向毛主席建議搞兩本賬：中央一本賬，地方一本賬。毛主席採納了這個建議，經過討論研究，變成了三本賬。《六十條》中的第九條把三本賬的思想作了這樣的表述：“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毛主席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專區、縣立即著手編製1958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二本賬。1958年計劃的第二本賬會後即報來，粗線條的「二五」計劃的第二本賬，在1958年7月1日以前交卷。後來的事實說明：我這個建議是個失誤，因為兩本賬或三本賬的觀念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本賬了。不管工業也好，農業也好，其他行業也好，「大躍進」中的各種高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
南寧會議後，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糧食生產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目標。河南省委向地縣部署：當年麥收前，全省實現水利化；消滅「四害」：老鼠、麻雀(後改為臭蟲)、蒼蠅、蚊子；當年實現綱要規定在12年內達到的糧食畝產指標；年底全省城鄉消滅文盲。因工業集中，歷年吃外調糧的遼寧省提出，當年實現糧食、豬肉、蔬菜三自給。毛主席對河南的部署雖有懷疑，但認為危險不大，只要求不要登報。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大運動。黨中央和省委要求如此之急，下面當然就更加“只爭朝夕”了。
1957年冬天以來，毛主席抓農業，除了十分重視指標以外，還非常重視農業的增產措施和群眾的幹勁。後來，《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題目叫《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可以說是如實地反映了毛主席抓農業的基本要領。毛主席重視的農業增產措施，除大興水利建設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養豬積肥等。著名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就是毛主席在1958年致力於抓農業增產措施基礎上總結概括而成的。
毛主席聽說山東有個大山農業生產合作社，因為深翻土地增產，「不多不少，增產百分之百」，就鼓勵各省同志搞深翻。他對湖南的同志說：“深翻換土，大有味道，寧可一畝地花一百個工、幾百個工也要干”；又對陝西的同志說：“訂個五年計劃，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河南省長葛縣縣委第一書記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專門介紹深翻地的經驗，說他們縣到1958年4月底，33萬畝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五寸左右，計劃年內把全縣112萬畝土地“來一個大翻身”。據他說，土地經過深翻，可以充分發揮水、肥的效能，使產量增加百分之幾十以至一倍、幾倍。毛主席5月27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時，號召在全國推廣長葛縣的經驗。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發明。長葛的經驗向所有各縣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長葛縣今年一年就把全縣的耕地112萬畝深耕一遍，難道別的縣就不能嗎?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總可以了吧!”後來，農業部在長葛縣召開全國現場會議，決定大幹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國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毛主席發現南方某些高產地區水稻每畝植三萬蔸，就號召各地根據不同情況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時肯定：「所謂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廣東，就是三萬蔸。」他還親自算了一筆細賬：三萬蔸共插多少根秧，共發多少根苗，共長多少谷穗，共結多少粒穀子?最後按斤摺合，一畝共打820斤。他認為北方的小米、麥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番薯、穀子也可以算。
在農田水利建設和深翻改土運動中，出現了工具改革的苗頭。毛主席對此高度重視。3月22日，他在成都會議上指出：「改良農具運動應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這是個偉大的革命，是技術革命的萌芽，它有偉大的意義，它帶有偉大革命的性質。」在毛主席講話的鼓舞下，廣大農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熱潮。
採用自上而下刮大風式的推動工作的方法，特別是在反「右傾保守」的緊鑼密鼓聲中，即使是正確的指示，也難免被扭曲，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說一系列過高的指標、求成過急的要求，一些並不科學或只在一定條件下見效的具體經驗被拔高為普遍經驗加以推廣，所帶來的副作用了。據後來了解，深翻地，在一些地方變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變成越密越好，一畝地下種幾百斤的，給插紅旗，而按農民自己的經驗下種的，則給插上白旗。結果，插紅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產。按穗按粒推算產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變成為製造“高產衛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為搞所謂“車子化運動”、“滾珠軸承化運動”、“繩索牽引機化運動”等，結果也事與願違，造成很大的浪費。山西有一個和尚同一個農民合夥，在山坡上挖魚鱗坑蓄水，這個辦法合乎當地實際，本來是不錯的，但是，後來一普遍宣傳，並在平原地區也盲目加以推廣，搞所謂“葡萄串”、“滿天星”，以致給平原地區農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些現象及其後果，都說明了不按客觀規律辦事，脫離客觀條件去盲目發揮主觀能動性，沒有不鬧笑話，不跌跤，不受客觀規律的懲罰的。
過高的指標，求成過急的要求，靠大辯論開路的颳風式的領導方法，所帶來的副作用，最大的還是由此引發出來的各級幹部的浮誇風。1958年的農業「大躍進」，是以嚴重的浮誇為其顯著特徵的。
河南省遂平縣放出畝產小麥2105斤的「衛星」；6月26日，又報道了江西貴溪縣水稻畝產2340斤的「衛星」。隨後，「衛星」越放越大。小麥「衛星」畝產最高的，為9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蹇什克農場畝產8585斤；水稻「衛星」畝產最高的，為《人民日報》9月18日報道的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畝產130434斤。除了小麥、水稻「衛星」以外，《人民日報》和一些省報，還連續發表了玉米、高粱、穀子、番薯、芝麻、南瓜、芋頭、蠶豆、蘋果等28種農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產「元帥」。
此起彼伏的「元帥」升帳，「衛星」上天，使一些同志本來就不冷靜的頭腦更不冷靜了，說出了一些違背唯物主義基本常識的話。例如：7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宣稱：我國農業發展速度已經進入了一個“由漸進到躍進的階段”，“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8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年底算賬派輸定了》，8月11日發表的一位負責同志論述夏季農業豐收經驗的文章，8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都正面引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8月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還特別解釋：“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以此強調“人是條件的主人”，批判“唯條件論”。8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關於山東壽張縣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的調查報告，編者冠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標題，並以通欄排出。10月間，有些同志總結當年農業高產經驗時說，今年我國農業生產出現的新的規律就是高產，所有外國和中國農業科學書籍講的那些規律，都被徹底推翻了。如果頭腦是冷靜的，牢記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牢記必須實事求是，是絕不會放出這種種浮誇的「衛星」，作出這無視科學、無視規律的輕率宣告的。
離奇的糧食高額豐產典型，大都是採用「並田」方法(即把許多塊茁壯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莊稼移栽併到一塊田裏)假造出來的；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數推算出來的，如山東壽張縣推算，一畝穀子密植四五十萬株，一棵谷穗一兩谷，一畝就是30000斤。然而，當時各級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對此卻置信不疑。領導機關以這樣的典型作基礎，對1958年糧食、棉花總產量作了極為樂觀的估計，對1959年計劃和長期計劃的糧棉產量提出了高得出奇的指標。
1957年，我國糧食產量3700億斤，棉花產量3280萬擔。1958年2月3日，我以國家經委主任身份，向首屆人大五次會議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當時年度計劃由國家經委主管)，提出：1958年計劃糧食產量3920億斤，比上年增加220億斤；棉花產量3500萬擔，比上年增加220萬擔。應當說，這個指標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在年景正常的條件下，經過努力是能夠達到的。但是，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一來，反「右傾保守」的空氣一膨脹，地方對農業的「大躍進」充滿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標(後稱為1958年計劃第二本賬)，糧食4316億斤，比2月人大批准的計劃(後稱為1958年計劃第一本賬)增加396億斤，比1957年增加616億斤(其中遼寧、內蒙古增長60％以上)；棉花產量4093萬擔，比第一本賬增加593萬擔，比大豐收的1957年增加813萬擔。這就有點玄乎了。
從6月中旬開始，剛成立的各大協作區先後召開農業協作會議。由柯慶施同志任主任的華東協作區首先放出一炮：華東五省市(不包括山東)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將增加507億斤，增長近70％。譚震林同志6月25日在會議總結中說，一般規律農業只能增長4％、5%，最多6%，一般的跳躍可達10%、20%，華東今年增長70％，這是飛躍。他說，根據華東的經驗，原來估計今年全國增產1000億斤，就小得不像樣子了。毛主席要求做到五年內全國人均糧食2000斤的任務，可能三年，至多四年就能完成。此後，其他各大協作區也紛紛按「大躍進」的願望和要求測算本區的產量。湘、鄂、贛、粵、桂五省區協作會議估計，春收作物和早稻增產1倍多。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糧食產量要達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1958年8月25日，農業部黨組提供給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稱：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超過8000億斤，比1957年的3700億斤增加4000多億斤，增長1倍以上。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農業部的數字有所保留。9月1日發表的會議公報宣佈：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億斤到7000億斤，比上年增長60％到90％；棉花產量達7000萬擔，比上年增長1倍以上。10月，譚震林同志在西安召開的華北、東北和陝西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稱：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8000億斤是肯定的，1萬億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認為西安會議估計產量水分大，打了個折扣，在12月10日發表的全會公報中宣佈：今年糧食產量將達到7500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達到6700萬擔左右。那一糧食年度的徵購任務和經濟生活，基本就是以這個估計數字為基礎安排的。但後經落實，1958年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
在一派浮誇氣氛中編製的1959年計劃的第一本賬和「二五」計劃的第二本賬，糧棉指標也很高。
1958年6月中旬，由農業部門提出、國家經委匯總、我向政治局彙報的1959年計劃第一本賬的指標是：糧食6000億斤，比當時預計的1958年產量增加1300億斤；棉花6000萬擔，比當時預計的1958年產量增加1000萬―1600萬擔。在高產「衛星」的鼓動下，8月，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糧食產量指標8000億―10000億斤，棉花產量指標9000萬―10000萬擔。10月，在西安召開的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的總結報告提出：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15000億斤必須保證，并力爭達到2萬億斤。會上還出現一種奇異的說法：我國糧食產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12月，八屆六中全會對西安會議的建議打了個大折扣，全會決定：1959年糧食產量指標10500億斤，棉花指標1億擔，與鋼、煤指標一起，合稱為1959年的“四大指標”，並公開發表。但1959年初，有些地方的農民說：“去年訂的指標，是飛機上吊大閘蟹，懸空八隻腳。”
1956年黨的八大建議：「二五」計劃(後稱為「二五」計劃第一本賬)期末1962年糧食產量5000億斤，棉花產量4800萬擔。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二五」計劃第二本賬：1962年糧食產量6000億―7000億斤，棉花產量6500萬―7500萬擔。8月北戴河會議建議，1962年糧食產量15000億斤，棉花產量15000萬擔，分別高出第一本賬兩倍和兩倍多。頭腦熱度達到最高點時的11月，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經過討論，曾寫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達5000―10000斤，棉花畝產達到500―1000斤，全國耕地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閑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種樹種草)。這些嚴重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非科學的設想，理所當然地會落空的。
對1958年糧棉等農產品產量盲目樂觀的估計，並認為今後我國農業生產將不是以百分之幾，而是以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年復一年地增長的錯覺，又引發了一個更重要的錯覺，以為我國農業問題解決了，糧食吃不了了。從這個錯覺出發，作出了一系列的錯誤決策，其中之一就是用農業逼工業，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首先是鋼鐵上來，放手發動全黨全民大辦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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