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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揭秘:毛澤東和江青表現各不同(圖)

博客文章

中南海舞會揭秘:毛澤東和江青表現各不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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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揭秘:毛澤東和江青表現各不同(圖)

2021年10月18日 18:25 最後更新:11:50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 東平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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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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