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檔案中，「主席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划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12期，
臨近1964年7月，中蘇邊界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但此後急轉直下。一個重要原因是，蘇方拒絕同意中方關於承認19世紀沙皇俄國與中國簽署的所有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此時，陷入困境的毛澤東採用了一種外交策略：主動使局勢尖銳化，使當事一方失去鎮靜，迫使其緊張起來，然後，再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結果引起蘇方強烈反彈，雙方關係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佈的解密檔案中，一份題為《毛主席關於蘇聯劃別國領土太多的談話》揭開了這段塵封的歷史
1964年上半年，從東交民巷40號中蘇邊界談判會場，不時傳出一些緩和的信號。朱瑞真感覺到，在過去幾年趨於緊張的中蘇邊界問題，或將迎來一個美好的結局。
朱瑞真時任中央辦公廳翻譯組俄語翻譯。到了六七月份，談判的氣氛正在變得越來越輕鬆。7月1日，中方代表團副團長、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向蘇方提出建議，先到北戴河療養地休息一兩周，邊界問題回頭再議。
雙方沉浸在輕鬆的氣氛里，這時，毛澤東發表了一個講話，使得這場談判的調子急轉直下。談話發表時，中蘇代表團的很多成員還盡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溫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開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檔案。毛澤東的這份講話，正在解密之列。
談判「觸礁」
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有關蘇聯佔領其他國家領土的問題。這份編號為「外發（64）午760號」的檔案顯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時，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島群島被蘇聯佔領，日方要求歸還，想知道毛主席對此問題的看法。毛澤東發表了一席講話，被很多人稱為“要跟蘇聯算領土賬”。
檔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一份外交通報。在檔案中，「主席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划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這話傳到蘇方代表團耳朵里，已經是3天之後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報紙對毛澤東的講話在顯著的位置刊登，隨後迅速在全世界傳開。
澤里亞諾夫上將感覺不可思議。作為蘇方代表團團長，5月初，他曾專門飛返莫斯科，向赫魯曉夫闡述蘇方代表團的意見，並獲得首肯。這個意見是：必須在根據條約劃定邊界和解決邊界全線問題上迎合中國。
這已經是蘇方作出的很大讓步。根據沈志華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的記述，會談剛剛開始時，蘇方並不認為這是一場解決邊界全線問題的談判，只是就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經過去多年，地形難免有些變化”，需要進行磋商。於是，在2月25日會談開始時，中蘇雙方的對外宣傳口徑就出現了戲劇性的差異：中方宣佈：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開始了。蘇方則宣佈：關於「某些地段」的磋商開始了。
蘇方一開始也不認可中方提出的以條約線作為劃界唯一基礎的提法。他們提出了一個「三條線」論，除了條約線外，還有實際控制線和歷史形成線。對蘇方來說，這兩條線都大大越過了條約線。
來北京之前，赫魯曉夫對澤里亞諾夫耳提面命，讓其避免陷入意識形態論戰的泥潭。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兩個問題上作出一些讓步。
在此之前，中蘇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混戰了三四年，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在兩黨的相互攻訐中漸行漸遠。
蘇方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於是，這場談判開始走出意識形態論戰的溝壑，很快就東段邊界的絕大部分走向達成了一致。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雙方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
雙方代表團都沉浸在一種就要水到渠成的輕鬆氣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足以導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條約問題。
毛澤東「背後推一把」？
這個問題其實在談判的一開始就提了出來，只是在後來談判進入解決具體問題的通道後，關注有所轉移。
前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曾在這場談判中擔任翻譯。他在後來接受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丹慧的採訪時，曾經透露了中方這次談判的底線：一定要蘇方承認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署的界約是不平等條約。同時告訴他們，中方並不打算據此收回被割去的領土，以體現中國的「寬宏大量」。
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蘇關係的現狀。從1960年開始的中蘇大論戰，大部分情況下不牽涉實體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論戰所涉及的範圍，可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的題目中窺斑見豹：《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樣的文章此間共發表了9篇，時稱“九評”。
蘇共則在1年多的時間裡，發表了2000多篇反華的文章。
朱瑞真說，這些爭論，由於產生於兩國在不同發展階段對有些問題的不同理解，註定不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是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糾結。到了最後，爭論甚至演變成了對細節的反覆糾纏。
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了一個細節。就在這一次邊界談判開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譯組的同事，還在準備針對蘇聯的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其中有一個詞的選擇讓他們絞盡腦汁。
當年2月份，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會後給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出了一封譴責中共的信，這封信並沒有發給中共，但很快這封信的內容就被中共獲悉。於是，中共中央於當2月20日給蘇共中央發去一封短訊，痛斥「蘇共領導一方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爭論；一方面又背著中國共產黨策動新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
這封信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並經他閱批後發出的。信的最後寫道：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發給我們。當時，在譯「要求」一詞時，朱瑞真等人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覆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在俄文中幾與“命令”同意，後者語氣謙和。大家對是用前者還是用後者意見不一致。幾經推敲後，最後還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蘇共中央就作出了答覆。顯然，這封信的措辭使蘇共大為惱火，來信語氣尖刻，特別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請求）他們而是“TPESDATb”（要求）他們！來信說：“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要求嗎？”“這是根據什麼權利呢？”
就這一件事，外電後來有一個評論，說「當時的中蘇關係，已經容不下一個單詞」。
中方滿以為自己提出的要求對方會爽快地答應。畢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卻是實惠。」常年研究中蘇關係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分析，當時，“面子”對於中方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它一方面有助於安撫國內的民族情緒，另一方面，還有助於維護領導的權威。
沒想到這一要求卻招致蘇方的強烈反彈。蘇方代表團團長澤里亞諾夫對中方的這一要求深感「震驚」。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在蘇方代表團成員眼裏，不平等條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設給未來的圈套。他們認為，蘇方如果承認了以往條約的不平等性，這些條約就成為無效條約。這等於賦予了北京這樣一種權力，即假如它認為有必要，莫斯科就應當把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歸還中國。這是蘇方絕對不能接受的。
蘇方的態度又反過來刺激了中方代表團。在第三、第四輪談判時，中方論戰的火藥味日益濃烈。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外交部副部長、中方代表團團長曾湧泉有一次在會上激憤地說：「佔領我們的領土吧。假如你們有足夠的勇氣！你們可以挺進到北京並佔領它，你們可以挺進到廣州並佔領它。但你們永遠都休想我們承認你們的侵佔是合法的！」
雙方在不平等條約上的糾纏，後來隨著雙方交換地圖而有所消減。這場在毛直接領導下的邊界談判，直到雙方行將對東段邊界達成協議時，還沒有邁過不平等條約這一當初設定的「最低門檻」。很多研究中蘇關係的專家分析說，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就是想在關鍵時刻在背後“推一把”。
反修，還是讓蘇「緊張一下」？
通過讓雙方的關係「緊張一下」，來實現雙邊關係中的一種合理狀態，曾是毛澤東引以為傲的一種外交戰略手段。
據李丹慧介紹，50年代中期，為了建立與美國的直接外交聯繫，1954年9月，毛澤東下令解放軍炮擊台灣控制下的沿海島嶼。為了解決這一危機，中美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繫，並在1955年8月份發展成兩國的大使級會談。由於兩國尚未建交，這樣的談判一直在日內瓦進行。這一非外交承認的官方溝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毛澤東本人也在後來會見外賓時，承認自己的這一講話是為了讓蘇方「緊張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主動談及此事。他說：“我們放些空炮，講些空話，引起他緊張。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赫魯曉夫這個人，你不跟他放幾通空炮，他不舒服。因為我們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來了。這樣的空炮，以後我們還要放。要讓赫魯曉夫從地面跳起幾丈高。”
赫魯曉夫確實蹦了起來。9月15日，赫魯曉夫也藉助會見日本代表團的機會，對此事作出了回應。他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赫魯曉夫聲稱：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同時配髮長篇編輯部文章。文章說：毛澤東與日本議員的會談，暴露了中國領導人迄今為止仍然在低聲談論的那個目的，在謀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佔據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圖背後，隱藏著擴張主義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試圖重新劃分世界地圖的做法，」都將會導致“最危險的後果”。
莫斯科的強硬姿態反過來又刺激了毛澤東。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他在此後多次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當年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對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重要地段進行戰役勘察時，特別勘察了當年蘇軍實施遠東戰役時的進攻路線。與此同時，中國對中蘇西段邊界的防衛工作也有所加強。
對毛澤東的這一講話，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李丹慧認為，毛澤東可能對邊界談判後來轉入降低政治鬥爭調門、解決具體問題的方針不滿，認為在原則問題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有再度與蘇聯修正主義進行調和的傾向。由此採用這種方式，在刺激赫魯曉夫的同時，也觸動一下中央領導層中有這種妥協情緒的人。
在當年幾次與外賓的談話中，毛都流露出對國內修正主義的焦慮。據邸延生所著《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一書記載，4月10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田裏見一行時說：“中央各部，每個部都不是太平的。每個部都可以一分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就有十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也提到對修正主義的擔心：「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有人據此分析，當蘇方不承認這些條約為不平等條約後，毛澤東認為可暫不與蘇聯達成協議，維持中蘇邊界一定程度的緊張度，從而調動國內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醞釀中的那場反對修正主義的運動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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