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潘漢年在延安。右起：陳雲、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在亂世中身負理想大義的志士青年，殫精竭慮，竭盡所能，奮不顧身，是那個激變年代的「火種」，點燃著整個中國社會之火，讓革命熊熊燃燒。
潘漢年就是這樣一位「縱火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從1931年起，他服從革命需要投入到隱蔽戰線和統戰工作中，20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打成了「內奸」、“特務”、“反革命”，被投入監獄，二十二年之後，含冤離開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軌跡，與他在隱蔽戰線工作需要和很多人發生聯繫有直接關係。
一、卿本佳人：與多位重要人物建立關係的潘漢年
1.潘漢年與汪精衛
經查實，早在1927年潘漢年還未從事地下工作時，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表過《汪先生悔不當初》一文，對這個反共魁首做過無情批判。可見，他對汪精衛是反對的，和他接觸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這已經為其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1943年3月，潘漢年離開新四軍軍部駐地黃花塘，赴滬是為了「重新部署那裏的情報工作，並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繫，交換一些情報」[1]。隱蔽戰線承擔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漢年在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工作，除了自身組織系統的秘密關係，更重要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利用敵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和社會環境以合法方式從事“非法活動”，將敵人的資源為我所用。僅憑與汪見面就認定潘“投靠日、汪”顯得牽強。
那麼，一向精明能幹且身為中央情報工作領導人的潘漢年為什麼沒有及時將與汪會面的情況報告中央呢？主觀上，「至於與會見汪精衛一事，潘自認為此事並未損害黨的利益，不過是一個工作問題，無關大局」。[2]客觀上，與當時黨內複雜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由於當時整風運動正值幹部審查階段，饒漱石利用整風反陳毅，說陳毅偏袒知識分子幹部，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把問題複雜化了，也對陳毅不利；二是他怕饒漱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務，成為第二個‘揚帆’。作為1925年入黨的革命者，他目睹過黨在‘左’的路線下的種種悲劇，他內心鬥爭過，痛苦過他不是不想講，而是有顧慮，又由於一直滯留淮南，致使潘漢年未能及時向黨中央彙報此事”。[3]
1945年初，潘漢年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此之前，重慶國民黨當局已獲知汪精衛在南京秘見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誇大、混淆事實攻擊中共中央。黨中央出於對潘漢年的信任和對敵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反感（「伍豪事件」為例），幾次以中共中央名義通過報界鄭重闢謠。在此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潘漢年本有意說明，但因耽誤一年時間惶恐不安，話到嘴邊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2.潘漢年與張沖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內老資格的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後就出色完成了與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的談判。其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周密的辦事風格深得周恩來賞識。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後，就奉命回國與國民黨黨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聯絡兩黨談判合作抗日的問題。
當時，曾經一手炮製過「伍豪脫黨事件」 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深得CC派首領二陳器重，被指定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兩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開。在歷時一年的談判中，兩人朝夕相處，縱橫捭闔，雖隸屬不同黨派，但卻是很有分寸地保持著友好的交往。加之張沖本人抱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國共合作始終不遺餘力，積極奔走。因此，潘漢年和周恩來都對其從不同程度做過統戰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別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潘漢年通過張沖的穿針引線，以中國共產黨聯絡員和談判代表的身份分別會見了宋子文和宋美齡等國民黨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兩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對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也證明，正是因為爭取到張沖這個朋友，後續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時幫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張沖曾親自出面保護過周恩來的安全。另外，1939年時潘漢年從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過張沖完成了香港情報部署。
然而，潘漢年因工作與張沖交往，卻成為他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有力證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明確表態：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
那麼，張沖的命運又是如何呢？在他1941年8月11日因感染惡性瘧疾去世時，國共兩黨都深感痛惜。蔣介石親臨祭奠，並撰寫哀辭：「赴義至勇秉節有方；斯人不永幹將沉光。」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鄧穎超聯名致送的輓聯是“國士無雙斯人不在；九原可作萬里相招”。中共派出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潘漢年等共產黨人一起參加了追悼會，周恩來在會上還發表了歷時20分鐘的演講。當時的《新華日報》還發表了社論，肯定張沖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獨持正義”，“力維大局”。[4]
可以說，中共對張沖的評價是極高的。那麼，按照以優推優的邏輯，為什麼到了給潘漢年定罪時，要把他在同張沖的某次談話中必不可少的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的一些並非機密的情況介紹硬要等同於向國民黨「秘密提供情報」，斷定了這就是“充當了國民黨特務”的證據呢？
3.潘漢年與胡均鶴
綜觀潘漢年的一生，胡均鶴註定是潘漢年所有重大冤案的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
潘漢年是被挾持到南京與汪會面的，誘騙者就是胡均鶴和李士群。李士群是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人，幾易其主，從中共地下黨到國民黨特務機關到汪精衛政權到日本，其叛徒人格幾經驗證。在投靠日本和「汪偽政權」後，在“76號特工總部”和「汪偽政權」中都身居要職。潘漢年曾派當時著名的左翼女作家關露對李士群做過兩年的策反工作。直到1941年冬天潘漢年從香港轉移到上海，為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關係，遂親自出馬和他打交道，二人之間的聯繫人就是李士群的手下胡均鶴。1943年，潘漢年赴滬搜集情報，不想卻被其脅迫發生了所謂的“汪精衛事件”。
至於「鎮江事件」，其實，也都根本算不上一個“事件”，只是潘漢年巧妙運用敵偽關係，安全通過敵占區封鎖線，撤離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的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事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上海形勢嚴峻，黨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機關向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此前由於省委負責人劉長勝在撤退途經瓜州時，被偽軍扣押，險些釀成大禍，因此在省委書記劉曉和部長王堯山撤退時，潘漢年決定利用李士群的關係，另闢一條交通線，以保萬全。李士群指派專門負責此事的胡均鶴和鎮江特工站站長劉毅親自到潘漢年一行人中途所經的鎮江車站迎接。因為兩人都是中共通報過的叛徒，也許是為了日後留個好前途，他們一路上儘力討好潘漢年等人，又是游金山寺又是請客吃飯。以後，胡均鶴還曾兩次派劉毅過長江到淮南給新四軍送過情報和藥品。
二、「潘楊事件」：新中國成立後，充分利用敵特開展工作反被誤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和揚帆分別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為了治理好我黨接手後的第一個大城市，鞏固好新生的人民政權，基於政策和策略的考慮，在工作中實行「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一方面充分發揮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敵人，爭取一部分起義投誠的敵特分子，組成「特情」人員協助公安機關開展工作。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揚帆主持組建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經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批准，老牌特工胡均鶴擔任委員會主任。“胡均鶴解放後確實是一心一意為共產黨工作。他主動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供公安部門在肅反時參考使用。他先後提供了1000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破獲了國民黨特務潛伏的電台上百部，可以說是立了大功。”[5]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面貌煥然一新，社會風氣大為好轉。然而，1950年冬廣東公安機關發生了「特情」人員叛變投敵事件。城門失火，殃及池魚。1951年春，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視察和檢查工作，對上海公安機關控制使用「特情」人員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對於建立「情報委員會」和任命胡均鶴擔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滿，並要求對此進行專門檢查。結論是：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壓反革命鬥爭工作中，“重用、包庇和掩護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6]
起初，案件的性質還只是定為一般的工作失誤，而後隨著1954年春「高饒事件」的發生，層層牽連，揚帆成為“饒漱石反黨聯盟成員”，再然後隨著潘漢年向陳毅遞交材料，坦誠自己曾被李士群挾持與汪精衛見面一事，揚帆又成了“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到此，“潘揚案件”形成。
現已查明，1950年「二六轟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獲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羅炳坤的潛伏電台（羅已被鎮壓），向台灣提供了大量情報和轟炸目標，這和潘漢年毫無關係。實施轟炸是當時美蔣的既定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從上海敗退不久，對上海原有的工業佈局和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等都一清二楚，根本都不需要什麼情報。“潘漢年作為上海市主管領導人之一，同敵特的破壞活動，同敵機的轟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了羅織罪名，把敵人必然要進行的破壞也強加到潘漢年的頭上，並以此定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7]
三、何愁無證：歷經波折，冤案終得反
1955年4月潘漢年被懷疑為「內奸」而遭到逮捕。作為和他交往最久、關係最深、接觸最長的周恩來對此案非常關注，並責成羅青長等人搜集資料。
羅青長回憶「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8] 在認真核對所有材料的基礎上，李克農提出了一個審查報告，在報告中列舉了7個疑點和5條有力的反證材料，建議中央慎重考慮。這5條反證材料是：1.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2.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跟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3.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一是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二是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三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4.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所了解的。[9]
可惜的是，這份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而這份報告當時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周總理對潘漢年案的審判很關心，並且做了具體指示，比如旁聽人數要多少、什麼人可以旁聽，除此之外還特別指示開庭審判要錄音（註：除1956年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使用現場錄音外，當時在全國法院的審判中尚沒有這個先例）」，“總理要求為庭審錄音，其背後是否有一番深意，我們也不得而知。”[10]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是“長期隱蔽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內奸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但是，潘漢年自始自終都認為自己是無罪的。1963年「假釋」後在團河勞改農場改造時他對朋友們說：“我是冤枉的，揚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然而，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1967年3月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複查。經過三年的審訊，大規模內查外調，並沒有發現任何新的證據，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籍並判處無期徒刑，下放到湖南改造。1977年初因層層審批耽誤了近2個月寶貴的治療時間，1977年4月潘漢年含冤而去，墓碑上刻著的則是蕭叔安這個化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規模的撥亂反正由此展開，一些始終惦念著潘漢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要求重新審理此案。首先牽頭的就是陳雲，他當時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主持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陳雲被查出患有結腸癌，手術前，他沒有交代別的事情，只說「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漢年的所謂‘內奸’問題」[11]，並給時任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囑託“此案需要重新審查”[12]。
「1979年劉曉在陳修良的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為潘漢年平反的申請書，證明潘漢年不是‘叛徒’、‘內奸’。」[12]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一次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會議上，廖承志公開提出應該給潘漢年平反的問題。
而後，經過一年多的詳細調查，終於以確鑿無疑的證據為潘漢年徹底平反，徹底摘除了「內奸」、“特務”、“反革命”的三頂大帽子。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據潘案的複查結果，中央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冤案，應予徹底糾正。”同時，文件還對潘漢年的一生重新做了高度評價，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至此，潘漢年冤案的平反工作前後歷經27年4個月零20天的艱難曲折，終於畫上了完滿的句號，歷史終於給了潘漢年遲到的清白。正如夏衍老先生在《紀念潘漢年同志》的文章中寫到的那樣「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黨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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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 東平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