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斡旋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蔣介石被迫承諾聯共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軍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僅用4個月零18天就侵佔了整個東三省。張學良和東北軍執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沒有抵抗就退入山海關內。1935年，張學良和東北軍被派到西北和楊虎城率領的十七路軍一起「剿共」。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合影。

根據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確定的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中共中央向張學良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雙方結束敵對狀態。張學良和楊虎城同意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一起形成「三位一體」的「統一戰線」。

從1936年10月到12月，張學良數次面見或寫信給蔣介石，反對繼續「進剿」紅軍，遭到蔣介石拒絕，兩人為此多次發生爭辯。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將其軍隊全部開赴陝北「剿共」前線，否則就把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中央軍接替「剿共」。連續幾天，張學良、楊虎城反復勸說蔣介石應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容納抗日主張，均遭蔣介石斥責。

為挽救中華民族於危亡，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時許，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臨潼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等人，並向全國發出了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的通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北文化日報》刊登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在如何對待事變問題上出現了兩種主張。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主張討伐，調動軍隊准備進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主張和平解決，積極謀劃營救蔣介石的辦法。

博古（左）、葉劍英（中）、周恩來（右）。

事變爆發後，張學良當夜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後，經過認真研究提出，應抓住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將局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即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

應張學良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親赴西安協助解決一觸即發的內戰危機。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多次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12月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蔣介石扣留。

張學良與楊虎城。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解除了楊虎城的兵權，又強迫改編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楊虎城被蔣介石囚禁了12年，1949年9月17日在重慶慘遭殺害。張學良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前被帶往台灣軟禁，直到1990年，90歲的張學良才重獲自由，他之後定居美國夏威夷，直到2001年10月14日逝世。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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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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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