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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兒子「登基」打倒了多少能臣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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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兒子「登基」打倒了多少能臣武將?

2021年10月22日 18:31

蔣介石罕見戎裝照片

摘要: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本文摘自《43位戰犯的後半生》,李永銘范小方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歲月不饒人,蔣介石為了兒子的接班問題,可謂煞費苦心。到台後,蔣看到他的部下親信在解放戰爭中紛紛投降中共,愈覺軍政要員並不可信,傳子之心更加迫切。為了便於長子繼位,蔣介石對黨政部門進行了改革。首先委任蔣經國為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任。1949年8月20日,蔣在台北園山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由唐縱任主任委員。到了1950年,改由蔣經國任此職。從此,蔣經國掌握了台灣最高特務機關。1950年3月,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64年2月,蔣經國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二級上將。次年升為一級上將。1967年「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國家安全會議”,仍由蔣經國主持。1972年,任“行政院長”,已控制了台灣的黨、政、軍、特大權。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系,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蔣介石在安排長子的同時,也把二陳的勢力打擊殆盡,為自己的長子騰出位子。1950年陳果夫已多病纏身,在政治上如同廢人,陳立夫成為真正頭頭。蔣介石於是把陳立夫放逐到美國。蔣經國接手特務機構後對其進行了整編。中統解散後,軍統被改成「國防部情報局」,主要是搜集大陸“中共的軍事情報”。這時,蔣經國一手抓總政,一手抓台灣的特務總部,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特務頭子。為了使蔣經國能夠順利地“登基”,蔣介石搞的最大的動作是吳國楨和孫立人兩案。1950年代前中期,美國想在台灣國民黨各派中扶持一文、一武:文的是吳國楨,武的是孫立人。但這兩人都沒有好下場:一個被迫遠走美國,一個被軟禁多年。對此,美國紐約《中報》1988年4月17日發表聲明說:“國民黨退台之初,最具有國際聲望的文武官員吳國楨、孫立人,在‘侯門深似海’的中國官場上,首先充當了蔣氏父子權力重新組合的犧牲品。”而今,吳、孫均已經謝世,但台灣的官民對此仍憤憤不平。

蔣介石把吳國楨和孫立人兩個具有廣泛影響的強人打倒的同時,又把國民黨內部曾經反對過他的人,統統打入冷宮,這樣既可以使他們不致惹是生非,又可以使他們不再礙手礙腳。蔣介石把李宗仁陳立夫逼至美國後,接著又收拾了閻錫山、何應欽和白崇禧等人。

通過清除異己,蔣經國的地位步步高升,掌握了台灣的軍政大權。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為台灣最具有勢力的政治強人。

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儘管與中共隔海對峙,但在事關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蔣介石從未改變「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他常常以一種特殊方式,與中共共同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美國人為防止台灣有可能被共產黨收復,美國的西太平洋戰略受到「威脅」,不斷製造所謂“託管”台灣與“台灣地位未定”論。對此,蔣介石總會作出強烈反應。剛去職的前“外交部長”王世傑曾在台灣發表公開講話,嚴厲批駁美國的論點。他說:台灣是“收復失地”,不是“軍事佔領區”,中國對該島的內政外交有絕對主權;自1941年中國對日正式宣戰以來,《馬關條約》已經失效,自那時起,台灣在法律上就已歸還中國,到戰爭結束時再從日軍手中實際收回。他要求大家對“帝國主義實現直接或間接控制台灣的企圖”提高警惕。

由於內戰的原因,此時中國已經形成國共隔海對峙局面。但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國共兩黨的根本性共識。人民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台灣,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國民黨蔣介石撤退台灣,雖然立足未穩,也不停地叫囂「反攻大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地位未定”論受到海峽兩岸不同方式的抵制和鬥爭。

當美國撇開在抗日戰爭中做出最重要犧牲的中國來搞所謂「對日和約」時,蔣介石於1951年6月18日發表聲明,稱台灣當局參加的權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視性條款。7月11日美英公佈「對日和約」第二次方案,中國仍未被列入簽字國,台灣當局即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9月3日,即三藩市“對日和會”開幕的前一天,台灣當局“外交部長”葉公超再次發表聲明,稱三藩市“對日和會”所簽訂的條約對中國沒有約束力。

1952年4月28日,迫於美國的壓力,台灣當局接受了同日本「單獨媾和」的方案,與日本政府在台北簽訂“和平條約”。同日,美國宣佈“三藩市和約”生效。但蔣介石反對“台灣地位未定”的態度是堅定的,他始終沒有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對於「對日和約」與台日「單獨媾和」,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操縱的“三藩市對日和約”是非法的,沒有道理的。同時指出美國策動日本、台灣締結條約,意在構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威脅,中國人民和政府堅決反對這個條約。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前後,美國國內某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劃在聯合國搞“兩個中國”。杜勒斯在同台灣當局“外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會談時,堅持說存在著“兩個中國”,正如同時存在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他還面告蔣介石,美國把台灣同中國大陸之間的衝突看成是國際戰爭而不是內戰。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在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爭奪戰激烈進行之時,美國策劃的“外島停火”論出籠了。所謂“外島”,是相對於國民黨佔領的台、澎以外的中國沿海島嶼的總稱。美國的意圖就是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並爭取達成停火決議。這樣,既不使美國捲入沿海島嶼的爭端,又能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形成“兩個中國”的局面。在取得英國的支持後,美國將一個被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之為「神諭」的停火議案:《停止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敵對行動》,交由紐西蘭在安理會上提出。

台灣當局激烈反對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以及「停火」的建議。國民黨認為,沿海島嶼爭奪純屬中國內戰,如交安理會討論,可能會在聯合國內出現“兩個中國”的前景,危及到台灣當局的“法統”地位。而所謂的“外島停火”論,等於要國民黨放棄「反攻大陸」,為“兩個中國”的合法化鋪設道路。這些都是台灣當局無法接受的。當美國代表就「神諭」方案等問題與蔣介石會談時,蔣介石堅決反對在聯大討論台海停火問題。葉公超也拜會艾森豪威爾,向他轉達了蔣介石的三點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希望美國防止“兩個中國”的理論和國際上的這一傾向。蔣介石還電示台駐美“大使”顧維鈞:“對紐西蘭在安理會的行動應予以極大的保留,它將引起巨大的疑惑、憂慮和誤解並鼓勵和支持那些正在以‘兩個中國’為目標的人。”台灣當局代表蔣廷黻在聯大發表演講,反對討論「停火」問題,並痛斥“兩個中國”的言論。此後,蔣介石在台北舉行的“國父紀念日”大會上就國際形勢發表長篇講話,強烈譴責在外島「停火」和“兩個中國”的設想,認為這是“荒謬絕倫”的,稱大陸台澎均我土地,中國領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責提出此主張的“民主國家”是“不守正義”、“不講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蔣介石還多次向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抨擊聯合國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主張,聲稱只有一個中國,國民黨絕不放棄返回大陸的權利,聯合國應當主持正義。

中國政府也發表聲明,強烈反對對中國主權無理干涉的「神諭」方案。由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國際舞台上首次公開一致地反對同一個針對中國的提案,這使美國無可奈何,於是紐西蘭提案未經審議就胎死腹中了。

事實上,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美國和國民黨當局從一開始就存在分歧。在國民黨軍隊從大陳撤退期間,蔣介石多次發表廣播演說和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大陳撤軍是為了增強金、馬防務,痛斥「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謬論。他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中國不容割裂;曲解台灣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兩個中國”的主張“荒謬絕倫”。與此同時,台灣各政要也紛紛發表談話,表明堅守金、馬的決心。美國深感金、馬是一個沉重包袱,為避免捲入中國的內戰,必須讓蔣介石主動放棄金門、馬祖,徹底切斷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聯繫。“金馬撤軍”論甚囂塵上。對此,蔣介石在1955年2、3月間多次會見英美記者,嚴厲批駁了“金馬撤軍”及“兩個中國”的謬論。他強調:不論是否獲得美國的援助,都將全力防衛金門、馬祖,一切在所不顧。他還說,如果現在再從金門馬祖撤退,那麼就連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灣時他能得到美國的支持;如果他放棄金門馬祖,只能導致產生進一步的壓力,走向台灣被託管。為了表示堅守金、馬的決心,蔣介石偕宋美齡,登上金門島進行視察。此後,他不顧美國阻止,堅持往金門增兵。到1958年夏,已有1/3的國民黨陸軍被部署在這一地區,表現了蔣介石“防守”沿海島嶼的決心。

「第二次台海危機」時,美國再次逼迫蔣介石撤退金、馬,蔣介石在高雄對美聯社記者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談話,表示堅決反對減少外島駐軍,反對使沿海島嶼的地位有任何改變的做法,聲稱台灣沒有接受「停火」的義務。

在美蔣矛盾衝突中,中國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從10月3日到13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會議決定,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的陰謀,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雙方「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毛澤東還通過“中間人”給蔣介石傳話,對蔣介石抵制美國分離台灣的行動予以高度肯定。毛澤東指出,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保住金門、馬祖的方針。

1959年初,美國炮製的一個完整的「一中一台」方案出籠。這個方案與以前美國政府的論調的不同在於,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以“中華民國”代替中國,而準備讓台灣永遠“獨立”出去。同時,也要蔣介石放棄「反攻大陸」的想法。甚至甘迺迪與尼克遜競選總統的辯論也拿中國台灣“開涮”,利用中國沿海島嶼問題,互相攻擊對方。

蔣介石堅決拒絕美國方案,並密切關注有關台灣地位與命運的美國人之間的「辯論」。他對美國記者考普萊發表談話,不點名地批評了甘迺迪的觀點,堅決地宣稱,台灣即使戰鬥到最後一人,也不放棄沿海島嶼,哪怕美國不予支持也決不改變這一立場。台灣當局“外交部”還發表聲明,點名批評了甘迺迪。在美國製造的“兩個中國”問題上,蔣介石的態度一向很明確,即堅決反對所謂的“兩個中國”。由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從而使得1960年代美國歷屆政府所推動的在聯合國實現“兩個中國”的方案始終未能得逞。蔣介石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表現出堅定的立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蔣氏父子還重拳出擊,堅決地反擊了「台獨」逆流。

「台獨」是美國、日本反華勢力策動、支持的產物,它的產生具有複雜的歷史、社會和政治的原因,它是一股歷史的逆流。蔣氏父子執政期間,國民黨對任何「台獨」的言行,採取嚴厲的打擊鎮壓政策,其武器就是將之繩之以法。台灣當局依據“刑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以“叛亂罪嫌”或“涉嫌台獨”、“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及“顛覆政府”等罪名給「台獨」治罪,並以軍事法庭審判「台獨」案件。典型案例是廖文毅“台獨案”、1960年代最具影響的彭明敏「台獨」案、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案、基督長老教會案等。這對「台獨」分子是有力的震懾。

對於逃亡海外的「台獨」分子,台灣當局一律“列注名單”,下達通緝令,並嚴厲禁止「台獨」分子入境返台。「台獨聯盟」的大小頭目、先後流竄海外的「台獨」分子200多人均上了“黑名單”。這些人是台灣有關部門重點掌控和“關注”的對象。

在台灣當局的嚴厲打擊下,「台獨聯盟」及其一批流亡的「台獨」分子,在海內外可謂臭名昭著。一般海外華人、台籍同胞,對之嗤之以鼻,其組織始終發展不起來。在美國的「台獨」分子也只能靠蠱惑和欺騙行事,或龜縮一隅,幹些恐怖、暗殺等黑社會的勾當。

從1940年代中期以後到1980年代末,在蔣氏父子治理台灣的四十多年裏,對任何「台獨」的言行都予以堅決打擊,使一小撮「台獨」敗類在島內無立錐之地,在海外亦處於窮途末路之境。蔣氏父子反「台獨」的立場和行動,堅持了一個中國的立場,維護了中華民族的統一。

此外,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為維護南沙群島和釣魚島主權,進行了共同的鬥爭。蔣氏父子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問題上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油盡燈枯蔣介石到台灣後依然過著大陸時期刻板而有規律的生活。據曾當過蔣貼身侍衛的翁元披露,蔣介石一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大致是這樣的:每天早晨6點起床(冬天7點左右)。起床之後,為了不吵醒喜歡晚睡的宋美齡,蔣介石不打開燈,在黑暗中摸出一支鋼筆手電筒,躡手躡腳地到盥洗室進行洗漱。當蔣介石輕輕帶動門把的那一瞬間,在外值班的警衛就知道蔣已經起床,於是按下電鈴,告訴當班的貼身副官前來服侍蔣介石。

洗漱完畢後,蔣介石在陽台上做自編的一套體操,然後唱聖詩。奇怪的是,蔣介石一唱到「天父」或是“聖哉、聖哉”的時候,他都要面朝東方行脫帽禮。唱完聖詩後,蔣介石就回到書房靜坐祈禱。靜坐祈禱前,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蓋蓋好,接著給自己上眼藥水,他的眼藥水是特製的,主要起保健作用。點完眼藥水後,蔣介石就開始靜坐。每次靜坐的時間差不多都是40分鐘。

做完靜坐和禱告後,蔣介石就到他的書房裏做「早課」,也就是寫日記和讀報。與常人不同,蔣的日記不是當天晚上寫,而是隔天早上寫,這樣做一是蔣不習慣熬夜,二是早晨頭腦清醒,便於回憶,三是利於對前一天的事進行檢討和反省。他喜歡看的報紙主要是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如有喜歡的內容,他就叫他的秘書在吃早餐的時候讀給他聽。

看過當天的報紙後,蔣就吩咐副官和侍衛為他準備早餐。副官推著一輛可摺疊的餐桌,放到蔣介石所坐的沙發前,他就坐在沙發上進餐。蔣介石是非常重視飲食的,他吃的食品非常的精緻,而且是中西結合。蔣介石的廚師是不好當的。既要天天變換花樣,又要照顧他的牙口,還要兼顧風味和營養,讓他吃得舒服稱心。蔣介石特別喜歡喝雞湯,所以廚師每天都要為他準備一隻老母雞。不管是中餐還是晚餐,至少要有五道菜,菜肴通常是二葷三素或三葷二素。除此之外,蔣介石還特別喜歡家鄉浙江的一些小菜。

頂多再處理幾件比較緊要的公文。到了下午4點鐘左右,如果宋美齡願意的話,蔣介石就和她一起到台北的近郊去兜兜風,然後再回來吃晚飯。

蔣介石到台灣後的夜生活十分的單調,一般都是在家裏看看電影。其實這多少也是受到宋美齡的影響。宋美齡喜歡看各式各樣最新版的中外電影,並且經常被影片中的故事情節吸引得廢寢忘食。蔣介石則不然,到了睡覺的時間,他一定會叫暫停,等第二天接著看。

晚上睡覺之前,蔣介石會習慣地靜坐祈禱40分鐘左右,再散步片刻,然後才回房間睡覺。

1972年3月,蔣介石做了前列腺手術,後轉為慢性的前列腺炎,健康狀況從此一蹶不振。

視公司擔任實況轉播,該公司副控室在「總統」接受歡呼的畫面轉到「副總統」的特寫時,屏幕下端居然出現電視連續劇的對白字幕:“大哥,不好了……”對於這樣一個大喜日子來說,真是大煞風景。事後,台灣當局即派人調查。

擊以終止不正常心律,脈搏、血壓已不能測出。至11時30分許,蔣公雙目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仍繼續實行……但回天無術。”

1975年4月5日11時50分,蔣介石壽終正寢,終年88歲,台灣按傳統計歲法宣佈為89歲。4月6日,長子蔣經國親自撰悼詞,以示哀念:“天上的主啊,請垂聽我的呼聲!

「我父親蒙你的恩召,這是他老人家偉大一生的最高潮,這是光榮的勝利,因為他已經衝破魔鬼對他的一切困撓、壓迫、刺激和侮辱,我們感情上的損失固大,但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悲哀而影響了他老人家的光榮。」

蔣介石之死,使蔣氏全族和許多國民黨官員十分悲慟。這天晚上,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傾盆大雨,蔣經國稱為風雲異色,天地同哀。很多黨政要員聯想認為,美國可以放棄阮文紹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樣地,一個沒有蔣介石的台灣,前途將極為暗淡。

蔣介石病逝後,台灣當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表示對蔣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並規定4月6日起,歷時一月為“國喪”期,停止一切娛樂。4月9日,蔣的靈柩移入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謁遺容。

就在4月9日這天下午,經過蔣經國的允許,張學良攜趙四小姐前來弔唁。張學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視著雙眼緊閉的蔣介石。在呼風喚雨、叱吒風雨六十年後,這位中國歷史上一代強人終於永久地泯滅了。張學良難免要想到自己同這位逝者之間的恩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居然近五十年的時間是受著蔣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著支配他的個人命運,支配他的自由生死。他的生命因蔣介石的存在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軌跡!他抬起頭來,看看自己寫給蔣介石的輓聯:

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為了這副輓聯,張學良足足想了3天。這16個字又豈能道白他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恩怨怨。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入殮日,由嚴家淦「恭讀祭文」。此時蔣介石身穿長袍馬褂,覆蓋青天白日旗,隨其遺體入殮者,有蔣介石所獲得的三枚最高勳章:“采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國光勳章”,以及四本經常閱讀的書:《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聖經》《荒漠甘泉》。台灣當局為了祭蔣“升天堂”,還施行了基督教儀式。儀式後,將其靈柩由國父紀念館移到台北之南,60公里外的桃園縣慈湖。沿途,當局發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在靈柩所經過途中跪地“迎靈”;商店停止營業,建築物的顏色一律改塗成素色;交通路口均搭牌樓,各家要掛挽額,失修的馬路一律要整修。此外,還要求民眾在大典鳴炮的時候,在原地默哀3分鐘,可謂“隆重至極”。

蔣介石的遺體在做了防腐處理後,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宮」,供人們前來參觀。台灣當局為了永遠紀念蔣介石,並把他奉為反共的精神領袖,又於1976年10月耗費巨資修建了一座“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內矗立著一尊重約公噸的蔣介石坐姿銅像,在正廳兩側的大理石壁上刻著兩句蔣介石的話:“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紀念堂下層還陳列著蔣介石的遺物、文獻和喜歡讀的書籍。台灣當局還在其他地區建造了一些紀念館或鑄刻了一些銅、石像之類。

蔣介石在孤獨、凄涼、失望的絕境中,帶著遺恨過世了,遺蛻浮厝海島之上。正如他生前所說的那樣:「唯有主的同在可以消滅孤獨和憂愁。」這可以說是他晚年心境的寫照。

1975年4月6日,國民黨中常委召開會議,決定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4月28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會,修改黨章,保留總裁名義,設主席,並推薦蔣經國為主席。從此,蔣經國就成了台灣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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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群眾(資料圖)

文化組的漫談會一開始出席率就高,發言踴躍,全組成員70餘人,每次到會都在50人以上,會議經常由周揚主持,萬一他不能出席也要委託魏傳統等副組長到會召集,鼓勵委員們暢所欲言。

在1978年6月8日以前的幾次例會中,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杜任之提出為吳晗平反,為「三家村」平反,為“二月提綱”平反!杜任之的意見獲得到會同志的贊同,會後由工作組辦公室寫成簡報向中央領導和各有關部門反映。儘管此次呼籲早於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發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的一年之前,但政協文化組這個呼籲行動並沒有遭到追查。委員們由此形成一種印象,在政協的會議上發出呼籲或稱之為批評、意見、建議,是政協委員的權利和職責。杜任之率先提出為吳晗平反的舉動,有力地推動了漫談會的活躍氣氛。

1978年6月8日,文化組在政協禮堂東廳召開例會,原定內容是由周揚向委員們傳達結束不久的第五屆全國文聯大會的盛況,因此會議由副組長魏傳統主持。在周揚將近一個小時的傳達介紹中,講到他本人在大會主席團會上見到丁玲時抱頭痛哭,委員們聽著都動了感情,有的甚至舉手拭淚。周揚本人既是「文革」中受難最重者之一,又是「文革」前17年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對「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他是負有重要責任的。十年「文革」更深重的災難,使1957年被打擊的丁玲和1957年打擊了丁玲的周揚都醒悟到這歷史性的懲罰是何等無情,這惡性擴大化的錯誤的代價是何等沉重!周揚緊緊握著丁玲的手,半天才說了一句:“我對不住您!”丁玲立即答覆:“這不是您個人的事,您在‘文革’中受的苦難不比我輕啊!”他倆緊緊擁抱,唯有讓淚水來表達內心難言的愴痛……

周揚傳達結束,會場沉默片刻之後,第一個舉手發言的是《人民日報》記者余煥春。他一副嚴肅沉重的表情,從皮包里取出一疊材料,緩慢深沉地說:“周揚同志的傳達介紹十分感人,重要之點仍然是‘文革’十年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事業的摧殘和破壞!我今天想佔用各位的時間,談一談‘文革’中最大的一樁冤案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發言之後,如果各位贊同的話,我們應該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人民日報》受‘四人幫’的控制、指揮,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報》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寫出題為《“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的清查材料,報送中央。時至今日,儘管中央已採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謂事件的‘總後台’鄧小平同志已出來主持工作了,許多無辜被捕的同志已經得到釋放和平反等等,但整個事件本身並沒有平反,真相併沒有完全大白於天下,這個事件究竟是什麼性質,也沒有一個公開的明確的說法。這是為什麼?我們《人民日報》的同志同全國人民一樣,十分關注這樁大事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我到政協會上來呼籲呼籲,我就來了,我本人也有此強烈的願望。由於我是政協委員,政協是廣開言路的地方,又是內部的會議,我以為敞開說說是無妨的,有積極意義的。”

4月上旬清明節前後, 北京市上百萬群眾,從早到晚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宣誓、默哀、講演、朗誦、抄詩等活動,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資料圖)

「這是我的開場白。」

余煥春的發言,組長們事先不知道,來不及講幾句表態的話,會場就響起一陣贊同的掌聲。

掌聲一停,余煥春開講,因為這是當時許多人都關心的大事,而會場又在政協禮堂常有別的委員和工作人員穿行的東大廳,因此會場的人數不斷增加,竟至多達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著聽的。余煥春說:“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自然要從一月八日敬愛的周總理病逝談起。

’任務;各國唁電‘不能占版面太多’,‘標題要小’,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設靈堂’,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的字樣,等等。”

。姚文元為此電話指示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再次強調‘不要突出總理’,‘不許刊登廣場群眾悼念的場面’,‘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方面的東西’。”

文章一開頭竟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彌天大謊自然激怒了正處在巨大悲憤之中的人民群眾。”

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指出代表人民群眾心情和願望的絕不是什麼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眾對敬愛的周總理的無限哀思。有的電話甚至痛斥《人民日報》倒行逆施,已經不是黨報,不是人民的報紙了。但姚文元卻得意地說,‘這是一篇在關鍵時刻發表的典型文章’,‘只有這篇文章才能壓得住’。清華大學的遲群、謝靜宜則說:‘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機,比文章本身更重要。’魯瑛等人還將廣大讀者來電話的記錄整理成內部情況報送姚文元。姚文元則刪去群眾對報紙提意見的部分,集中保留對報紙申討的詞句,並冠以《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的標題作內參印發,並且上綱到階級鬥爭新動向的高度,實際上是為著手鎮壓群眾製造輿論。”

余煥春的發言,一開始就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歷來氣氛比較自由活潑,插話甚多的政協文化組漫談會,這一次變得非常肅穆。

余煥春在眾人的注視期待下繼續發言說“到了清明節前後,人民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再一次掀起高潮。從南京開始,迅速遍及全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圈的海洋,那一批批從早到晚不間斷的悼念隊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鋒利的詩詞和悼文,使‘四人幫’如芒刺背,如坐針氈,王、張、江、姚一齊出動,策劃製造一個大陰謀將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話二十四次,多時一天三次。現摘錄一小部分如下: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你們在南京有記者嗎?魯:有。王:叫他們反映重要情況,南京大街上貼出‘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省委說沒有辦法。不是沒有辦法,是他們不管。南京有八個廠到雨花台去送花圈,有的花圈有五米高。造反派貼出了反擊的聲明,大方向對,是要批鄧。那些貼張春橋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造輿論,南京事件的發生就因為江蘇省委有走資派。」

「四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姚文元:你們向中央領導同志反映南京的情況很好,但我看你們的那份情況反映材料寫得比較零亂,沒有多少分析。以後還是先給我看過,再印發中央領導同志。」

「四月二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姚文元:要分析一下這股反革命逆流,看來有個司令部。報紙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掌握鬥爭大方向。這股反革命逆流這樣猖狂,是沒落階級的表現,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個資產階級,他們總是要跳的。」

「四月二日,魯瑛向姚彙報南京街上的標語已刷掉時,姚文元兩次指示:你們要注意北京!」

「四月三日下午三時,姚文元:南京有什麼新情況?魯:沒有。姚:要注意北京的情況。所謂總理遺言,是從北京傳出去的。昨天情況彙報上,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放的錄音是什麼錄音,要了解一下。宣傳上,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北京紅旗越劇團導演李鐵華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抨擊時政(資料圖)

「四月三日,姚文元:是否可以寫這樣一篇社論,題目是‘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首先講,當前反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形勢大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很孤立,工農業生產有很大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第二段,要講階級鬥爭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階級敵人的破壞,要追查謠言,等等。最後,要批鄧,警惕轉移鬥爭大方向,多講幾句。要寫得短,氣要足。」

「四月四日晚十時,姚文元: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一要抓緊批鄧,二要打擊反革命。你們內部要繼續討論這種活動的性質,認清反革命性質。要繼續批鄧。不要聽信謠言,聽到要追查。」

「四月五日晚十二時,姚文元:你們反映天安門的情況已經知道了。中央要發出指示,在全國追查這一反革命活動,狠狠打擊。」

「四月五日,王洪文在天安門前小樓的指示:跟著最壞的,離開天安門再抓。四日抓了三個。你們盯住,不僅社會上的,要看黨內資產階級,民兵要參加對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

「四月七日,張春橋對魯瑛等人談話:你們向中央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況,我很高興。新聞工作上有何新的經驗,要好好總結。」

「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十分,姚文元:江青同志說,鄧小平自己就搞了許多陰謀、謠言,去年七、八、九月份謠言四起,同他就有關係。下篇社論中,可以講到這點。魯:下篇社論準備寫‘乘勝前進,繼續批鄧’。姚:可以。」

「四月二十二日晚十一時十分,姚文元:梁效寫的《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總的意見要簡要。從政治上說,是明擺著的。要作階級分析。組織上正在查。怎麼聯繫不宜寫得很具體。根子在鄧,鄧代表他們的利益。這篇文章,講清根子在鄧,教育群眾認清這點就行啦。集中批鄧,主題要突出,題目要短。」

余煥春念完上述電話記錄和所謂指示後,提高嗓音,強調說:「我剛才念的雖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這些內容如概括起來,已足夠說明‘四人幫’用心所在:一是給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打擊敢於起來與‘四人幫’鬥爭的群眾;三是誣陷鄧小平同志;四是製造他們的反革命輿論。當時《人民日報》編髮的十二期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彙編清樣》,正是按照上述結論,經姚文元修改後印成《情況彙編》特刊,報送中央政治局的。」

余煥春接著強調說:“我還要著重補充一下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那天的情況。天安門事件發展到四月七日,形勢急轉直下,其速度出人意料之外。

見報了!’魯瑛一聽,就知道情況驟變,但此時人民大會堂外依然群情激憤,如火山噴發的岩漿,矛盾還在激化,他們是不會知道一場打擊‘反革命’的鎮壓行動即將來臨的。

「中午,‘四人幫’與魯瑛等人共進午餐。姚文元把魯瑛等一一介紹給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王洪文當面讚揚:‘你們有功勞!’江青喜形於色地說:‘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的貢獻!你們記者搞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反映,在現場挨打了沒有?’江青的慰問使魯瑛等人受寵若驚。張春橋說:‘這幫傢伙寫那些反動詩詞,就是要推出鄧小平當中國的納吉!’姚文元接著說:‘這次事件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

把張春橋、姚文元的現場‘指示’統統寫了進去,特彆強調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張、姚當場拍板定稿。”

。儘管當時對天安門事件已經定了案,鄧小平同志已經被罷了官,是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廣大讀者仍然不畏風險,他們不僅把這張《人民日報》撕碎寄回報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寫道:‘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機關報’;還在信封背面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正面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筆者注)。”

余煥春委員講到這裏,停頓了一會兒,才轉換口氣繼續說:“我今天在這裏向各位委員披露上述情況,是因為不論當時還是今天,許多同志都認識到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幫’把它搞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究竟搞了多少陰謀詭計,許多同志並不十分清楚。我認為要揭露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有兩個單位責無旁貸,一個是《人民日報》,一個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況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報》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是作了清查,並把核實了的真實情況向黨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門事件事實上已經搞清楚,黨中央也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善後措施,但對於這個事件總的政治性質,至今仍沒有徹底平反。有人說天安門事件的案翻不得,徹底翻了這個案有損於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我說不對!因為毛主席的旗幟上寫著‘實事求是’,寫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如果徹底翻這個案,不但無損於毛主席的旗幟,反而會使毛主席的旗幟更鮮艷!我個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儘早徹底翻案、平反,把這一偉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來面貌載入史冊。看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實事求是地再一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多呼籲,多奔走,為促進儘快徹底解決這一大事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

「我的話就到這裏。」

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再一次對余煥春委員的發言作了肯定和贊同。

此時會議時間已超過,但委員們還搶著說話。科學家孫家昶頗為激動地說,近年來出差外地多次,無論到哪裏總有人問起天安門事件怎麼解決,問的答的都很動感情,可見這件事牽動著千萬人的心!我認為,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四五」運動可以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如果我們不把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孫家昶委員還建議,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詩詞,應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現在的由群眾和各單位出版的“詩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紛紛發言,雖然話講得不長,但態度明朗,都對余煥春委員的意見深表贊同,認為政協應該為此事呼籲。平時發言不多的紅學家吳世昌委員還建議,政協應成立一個“天安門冤案平反委員會”,把這個大事件徹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協文化組漫談會的結果是:責成辦公室迅速編寫簡報將會議情況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煥春的發言,要詳盡些,其他委員的若干意見、建議也不要遺漏。

第二天還有委員給辦公室打電話,要求再開一次漫談會,讓大家繼續議論議論。

本文摘自《民主人士》,汪東林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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