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志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
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難忘瞬間
1977年的夏天，北京的氣溫像往年一樣的溽熱難耐，誰也沒有意識到，一場涉及當年570萬年輕人命運的決策，如同地下滾熱的岩漿，在平靜的地表下奔涌翻騰。30多年後，當筆者再次審視這段歷史時，心底依然萌生出股股暖意，正是這項決策的確立，已經直接影響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兩億多年輕人的人生走向。現在各個行業的中流砥柱，因了這項政策，被賦予了振翅高飛、報效國家的機會。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塵封的記憶，把鏡頭搖到三十年多前的那個夏天--
1977年6月29日，太原。由教育部組織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在太原晉祠賓館召開。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太原會議前，教育部草擬的關於招生工作的意見，業經中央領導同志審閱，原則同意提交會議討論。早在1971年，由「四人幫」控制，召開了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紀要》，認為17年教育戰線基本上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在這樣一個大的政治背景下，試圖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恢復統一招生考試製度，重新從高中應屆畢業生中招生，顯然阻力重重。因此，會議結束時，基本維持了前幾年的招生規定。
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報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數高等學校進行試驗，以便取得經驗，明年推廣。」“試招人數4000人至1萬人，約佔全國招生總數的2%至5%。在隨《報告》附上的《關於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中，仍然維持了“十六字”的招生辦法。關於文化考查，《意見》提出“重視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採取口試、筆試等多種形式進行，提倡開卷考試，獨立完成”。同時提出“不要憑一次考試決定棄取”。招生制度的總體框架並沒有受到觸動。
就在教育部報送《報告》的同一天，歷經「三下三上」剛剛復出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是根據鄧小平的建議召開的，他要求從科學院系統和教育部所屬大學，各挑選15名科學家參加會議。對這些人的遴選，有三個條件：第一，參加會議的人要有真才實學；第二，要有見識敢講話，能說出東西來；第三，不能跟「四人幫」有關係。當時找有真才實學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幫」沒什麼牽連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後來會議就開成了。那時候參加會的好多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都還戴著這樣的帽子，都是知識分子。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舉行。參加會議的科學院系統的科學家有錢三強、張文裕、王大衍、柳大綱、林蘭英、彭恆武等，會議是在鄧小平的親自主持下進行的。他說：「科學和教育是‘四人幫’破壞的重災區，你們各位恐怕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了，吃盡了苦頭。這樣的會十年沒有召開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幫’，我們也不可能坐到一起來。現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學和教育工作，怎麼抓？我請你們來座談，就是請你們出主意，談一談科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怎麼搞。希望各位暢所欲言，用不著再擔心‘四人幫’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鄧小平的倡導下，會議的確開得生動活潑，真正出現了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局面。會上真是太熱鬧了，大家暢所欲言，把真正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會場上有很多話筒，大家都搶話筒去說。
在最後一天，鄧小平做了比較系統的發言，前面幾天，他基本上在聽。偶爾他沒有聽清楚，他女兒鄧楠就坐在邊上幫他翻譯，在他耳朵邊上說幾句。除了這以外他很少說話，主要是代表講。
查全性，時任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他知道雖然名義上高校從1977年以後恢復上課，也恢復招生了，但是那個時候的招生是根據所謂的「十六字方針」。雖然說是“自願報名、群眾推薦、組織審查、領導批准”，實際上就是一個領導批准，前面三句話都沒有很認真地去進行。
據查全性回憶，那時候學校里對於招什麼樣的人到學校來上課是完全沒有自主權的，這樣對教學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難，學生中有程度好一點兒的，也有程度差一點兒的。因為還有一個口號叫做「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所以你一切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這樣一來教學水平根本沒有辦法保證。
在8月6日的會上，查全性的發言做了認真準備，在發言時情緒有些激動。他說：「大學的招生工作是培養人才的第一個重要環節，它好比農業上的篩選良種。從武漢大學五年招生的情況看，按照‘十六字’方針招收的工農兵大學生文化基礎相差懸殊，質量沒有保證。所謂的‘十六字’方針，就是‘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什麼‘十六字’，都是騙人的，實際就是四個字‘領導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虛名，有的甚至連過場也不走。廣大群眾包括大學裏的教師，對‘十六字’方針非常不滿，他們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17年上大學靠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現在上大學靠權。’群眾氣憤地說：‘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針不推倒，招生質量得不到保證，‘走後門’不正之風不剎住，黨風不能端正，‘讀書無用’的社會風氣不可能扭轉。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恢復高考。」
查全性的發言獲得了成功，不僅使全體代表全神貫注，而且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鄧小平說：「高等學校恢復高考，今年恐怕來不及了。」
查全性說：「今年還來得及。招生會議雖然開過了，但還沒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決定還來得及。假如晚一年糾正過來，就是關係幾十萬人的問題。」
劉西堯坐在鄧小平的邊上，中間隔了一個座位。鄧小平扭頭，用濃重的四川話問劉西堯，「你說來不來得及？」
劉西堯說：「假如推遲開學，還來得及。」
鄧小平又接著追問，「報告送出去沒有？」
「剛送出去。不過還來得及追回來。」
小平同志一揮手說，「趕緊追回來嘛。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話音剛落，與會代表就熱烈地鼓掌。劉西堯事後回憶，這好像是全場第一次鼓掌。
在8月8日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把鋒芒指向「兩個估計」，尖銳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17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並且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談到關於教育制度和教育質量問題時，他說：“一個是高等學校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問題。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教育工作出現了重大轉機。8月13日，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
「推薦上大學」的招生辦法，是寫入1971年在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上通過的《紀要》，毛主席圈閱“同意”，並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國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時，由於不少人對「兩個估計」仍心有餘悸，在恢復高考的問題上，會議陷入膠著。
終於，人民日報社記者穆揚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揚邀請參加過1971年全教會的6位代表座談，決定向中央反映「兩個估計」出台的經過。9月15日，人民日報社將穆揚署名的內參以《情況彙編》(特刊)報送中央，很快引起鄧小平的重視。
面對一延再延的會期，面對教育部主要領導人遲遲不對應屆畢業生參加考試等問題表態，終於，小平同志發了脾氣。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提到，穆揚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並明確表態，「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對《紀要》要進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不要成為阻力”。他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抓，要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解決具體的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對於為什麼要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須首先去勞動兩年，他說，“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毛澤東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確地去理解。”“並不是所有大學都要走上海機床廠的道路”。教育部送審稿上關於招收新生的政治審查條件，他認為“太繁瑣”，這一段全部被他劃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現在招生文件上關於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鄧小平寫的。他說，“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的談話成為重要分水嶺。此後，招生工作會議的整個氛圍為之一變。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使招生會的形勢很快扭轉。
六天以後，也就是9月25日，歷時44天的會議宣告結束。教育部制定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於10月5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通過，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了出席招生會議的代表。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數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恢復統一考試，由省級命題。招生考試在冬季進行，新生春季入學。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是建國以後時間最長的一次招生工作會議，歷時44天。會議開始時，京城酷暑難耐，蟬鳴如濤，散會時已是金風送爽，月明中秋了。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實現了兩項重大的撥亂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壓在上千萬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個估計」，二是決定恢復高校招生統一考試製度。
台等各新聞媒體，都以頭號新聞發佈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廣大群眾，特別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更是歡呼雀躍，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眾說的，恢復高考象爆炸了一顆原子彈，震憾了整個中國大地。恢復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過國家主要媒體發佈之後，一下子攪動了整個中國，攪動了天下士子的心靈。消息在中國飛快地傳播著，像火一樣在高粱地、橡膠林、稻田、軍營和車間裏蔓延，帶給無數在文化的黑暗中掙扎的青年，尤其給身在農村的青年們一個巨大的希望。人們的命運和試卷再次聯繫了起來。一個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到來了。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後，經歷了十年動亂積壓下來的幾千萬中學生，乃至整個社會都沸騰了，從城市到農村，中學課本被搶購一空，走村串戶借書者有之、抄書者有之，求知學習蔚然成風，也帶動了整個撥亂反正和社會風氣的好轉。一時間「有老課本嗎？」成了熟人見面打招呼的常用語，彷彿一夜之間，塵封十幾年的老課本變戲法似地冒了出來。
那些曾經地位極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為「狗崽子」的知識青年，也預感到他們命運即將出現的變化。事實上，經鄧小平親自修改的政審條件，幾乎使所有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力，開始了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撥亂反正。當時，著名記者范長江尚未平反，他的兒子范東生擔心自己不能參加高考。北京大學77級學生范東生事後回憶道：“當時心裏一點兒把握都沒有，但是事實證明，這個高考制度給青年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麼樣。”作家胡風當時還在獄中，他的兒子張曉山也獲得了高考的資格，成為內蒙古師範學院77級的學生。南方某報業集團一位主要負責人記得，他們家當時的成分屬於「地富反壞右」，在為期不短的時日裏，他們一直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對象，但這個政策一下子讓他們看到了希望，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後報名參加了高考，並最終考取了國內的著名學府。
這就在中國社會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嚴重不滿，「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都可以報名參加高考上大學，這是十幾年來所沒有的事，讓這些“壞份子”獲得足夠的社會地位，那咱們貧下中農的子女怎麼辦？中國到底還要不要執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些聲音反映到了中央，鄧小平對之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並告語天下，堅定執行原訂方針政策不變，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就首先要實現知識面前的平等，教育權利的平等。
對於執行了幾十年計劃經濟，資源嚴重匱乏的中國來說，如何解決如許考生參考的試捲紙張，竟然成了一個叫人頭疼的大問題。考生們覺得如果要考試，比方要印卷子，要評卷子，總要一部分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大家希望報名費能夠定在一塊錢。當時政治局討論說，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
問題最終反映到鄧小平那裏，他當機立斷，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暫時擱置，調配相關紙張，先行印刷考生試卷，歷史由此出現了極富喜劇色彩的一幕。鬥爭哲學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識尊嚴基礎上的公平、競爭和自由。
因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試，並不是全國統一考試，而是各省考試。每個省都有一個試點，考試科目也比現在少。全國的試點選在廣西自治區的百色地區。這並不是因為鄧小平組織過百色起義，追求什麼紀念意義，而是覺得百色比較偏僻，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問題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而對於眾多考生來說，十年廢學，知識越多越可恥的觀念已經深深植入了他們之中不少
人的精神深處，要讓他們中的不少人進行這樣的考試，委實並非一樁很容易的事。十年間，他們的手上，過早被鐮刀，工廠的機器打滿了老繭，對於書，對於知識，對於考卷，很明顯是一種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實際上，有很多人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來報名參加這一考試的，畢竟這是十年來的中國少有的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不敢確信，在什麼都可能發生的中國，他們是否還會有這樣的第二次機會。他們「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考上了感謝鄧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幫。」
當時的考題其實並不太難，一個現在的合格中學生都可以輕鬆地考個好成績。但是，對於當時一些中國青年來說，這卻無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難的事情。而對於滿身瘡痍的中國來說卻也別無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儘快培養出一批自己的大學生，用以替補這台龐大的機器身上嚴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7年的高考開始於11月28日，結束於12月25日，歷時近一個月。招生考試由各省單獨命題。分文、理兩大類，文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史地；理科類考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各科滿分100分。據統計，當時報名要求參加高考的中國青年多達1000餘萬人，年齡也參差不齊，最小的只有十三四歲，最大的則有三十六七歲。這一年共有570萬人報考，錄取人數是27.297萬人，高考錄取比例29：1。
1977年高考與以後的歷屆高考，還有不同的是一律不公佈分數，招辦要求考生在家等錄取通知書。
1978年春天，這些「金榜題名」的幸運兒走進了大學校園，他們發現所在班級同學之間的年齡差異如此大，這就是中國教育史上七七級學生的奇特現象。不少同學工作或下鄉、回鄉好幾年了，生活的磨練使他們有了更多的成熟和對困難的承受力。現在能重新捧起書本的時候，當然就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了。學校的圖書館、閱覽室、語音室經常是座無虛席，晚自修要找一個位子很不容易，他們用“奪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的雨露，積蓄著振翅高飛、報效國家的的力量。
鄧小平，他「三上三下」的傳奇經歷被外電稱為“打不倒的小個子”。他曾說過，“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很有資格獲得該獎的金牌”。
這位有著濃重鄉音的領導人，16歲就赴法國勤工儉學，當過鉗工和火車上鏟煤的司爐，還到飯館裏打過工。他先加入了法國共產黨，1922年又參加創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隨後，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讀書。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鄧小平曾經當過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的團小組長。他比蔣經國大6歲，因為個子不高，排隊時常與年齡最小的蔣經國站在一起。蔣經國最愛聽他講述在法國頗有傳奇色彩的革命經歷，把他看成「大哥」、“學長”。
早年留學法國和前蘇聯的經歷，這在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當中並不多見。留學的經歷，開闊了鄧小平的視野，使它擁有更加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
1975年9月26日，鄧小平與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同志進行了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指出：革命事業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不照顧幹部子弟。」“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
很顯然，在鄧小平看來，林彪「四人幫」執行的那一套是嚴重錯誤的，它也不可能培養出中國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教育上的「危機」，毋寧說是這個民族的嚴重危機。一個踐踏知識，視蒙昧為光榮的民族，是可怕的沒有希望的民族。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徹底趕出了被他們霸佔了近十年的中國政治舞台。他們在中國的倒行逆施也隨之風流雲散。該往何處去？中國，再次站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如何把中國從噩夢中喚醒、接續上被人為斷裂了多年的現代化鏈條？全國人民都在思考。鄧小平，這位老資格的「海歸派」(鄧小平早年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也在思索。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與中央兩位同志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 “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他還同時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要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職務。他剛剛恢復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學與教育，是因為科學與教育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高等學校招生聯繫著高教與普教，聯繫著教育與各行各業、千家萬戶，很自然地成了鄧小平整頓教育的「突破口」。
應當承認，粉碎「四人幫」之後，高考遲早是會恢復的。但是，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之前，在破除「兩個凡是」的束縛之前，在教育界打破「兩個估計」(「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前，恢復高考，只有鄧小平這樣偉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不止於此，恢復高考的意義還遠遠超出了教育領域，成為粉碎「左」的思想枷鎖，為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平反的突出典型，成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為破除「兩個凡是」、「兩個估計」，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突出典型；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先聲。
1949年，除北大、清華等少數幾所高校實行非實質性的聯合招生外，全國絕大多數高校仍沿舊制，實行單獨招生考試，招生的計劃、條件和辦法都由各校自行決定。單獨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額和新生報到率低等問題，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佈了新中國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試文件《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規定》，要求各大行政區教育部「根據該地區的情況，分別在適當地點定期實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學校聯合或統一招生」。但由於單獨招考操作上的慣性，該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既有校際的聯合，又有大區的統一，還有學校的單獨招生。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繼續沿用前一年度的辦法，而且統一招生要在單獨招生之前舉行。1952年教育部明確規定，自該年度起，除個別學校經教育部批准外，其餘高等學校一律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至此，統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高考制度遭到廢除。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由於文化標準不被重視，新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而且很多學生入校之後忙於階級鬥爭，畢業時仍達不到中專文化水平。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由張春橋、姚文元插手的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嚴格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紀要》還提出「兩個估計」，認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紀要》經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央文件下發全國後，“十六字”招生辦法和「兩個估計」由此成為金科玉律。
這種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教育質量嚴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開始對學生的文化狀況進行必要的考核。張鐵生即在考試中交了白卷。後江青等人藉機發難，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高考制度的恢復打破了出身論，使人們平等地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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