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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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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圖)

2021年10月25日 19:58 最後更新:17:50
 

 

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9期(5月上)

  【幕啟。背景首都劇場。

  【畫外音:

人藝群星璀璨,但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太過短暫。建院初期綻放光芒後,隨著「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來襲,人藝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運動的洶湧洪流。優秀的藝術家們,被裹挾著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開會,讓我下鄉

解放後老舍回國,他對國內的重大政治題材並不熟悉,接到寫作任務,覺得既然是黨的要求,就應該邊學邊寫。1952年初,「三反」、“五反”運動尚未結束,老舍為人藝寫了反映該運動的《兩面虎》,後改名為《春華秋實》。

當時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裏還請了個老先生,專門抄文稿。初稿出來後,各方的修改意見紛至沓來,有來自基層的,也有來自「上面」的。《春華秋實》前後寫了十二稿,每次都是從頭寫起,最後定稿時已經完全沒了初稿的樣子。採納的意見太多,劇本像個大雜燴。

老演員藍天野說,讓誰寫《春華秋實》都很難,戲都在資本家身上,工人、幹部形象很難寫。社會上出現什麼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1955年寫了《青年突擊隊》,1958年趕寫《紅大院》,都是配合一時一事,演完了,戲也就完了。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他曾跟人藝老演員李翔發牢騷:“作家是寫書的,不要參加這會那會,讓我寫不了書。”

  焦菊隱:給《茶館》加條紅線

1958年《茶館》上演,在文藝界引起不小反響。有人說戲宣揚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調子,認為作者有懷舊思想,對沒落貴族給予極大同情。更有甚者說,這是在影射“公私合營”。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在人藝黨組擴大會上說:「你們現在偏重藝術方面去建立風格,政治靈魂不在意了……焦菊隱是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生產上我們很先進,比如白薯一畝地產五十萬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義。惟獨藝術上,我們還像烏龜一樣在爬。」

不久,《茶館》停演。歐陽山尊后來回憶說:「1958年開始‘左傾’,越來越厲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來到人藝看《紅旗飄飄》,散戲後上台和演員合影,突然問身邊的于是之:「《茶館》這個戲,你們為什麼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沒說話。周恩來說:“那個戲改改還可以演嘛!”周恩來說這話之後,人藝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茶館》的改動方案。

1963年,《茶館》重排。「反右」時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花了很大力氣抓「紅線」問題,他說:“加的紅線都是主要的戲,是為了提髙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

最後《茶館》加了一條學生反帝反封、反國民黨統治的「紅線」,全劇結尾改為學生上台貼標語,常四爺張羅送開水……當時扮演常四爺的鄭榕說:“這些都是硬貼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調極不協調。”

復排演出時,老舍興緻頗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後不像以往那麼愛說話了,對《茶館》加紅線問題也不言語。後來他只淡淡地說:「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

1955年2月,趙起揚(右二)與曹禺(中)、老舍(左二)在北京人藝

  周恩來:人藝要放個「大衛星」

1958年,「大躍進」高潮來臨,劇院對口支援北京大興,提出創作鼓詞、快板、詩歌、壁畫、舞蹈、歌詞二十萬件,爭取每鄉有一個文化館,每村有一個合唱團,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小組。當時的口號是:“蓋門頭溝,壓西城區,大幹苦幹創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開展群眾「文化工作躍進誓師大會」,幾十個文藝團體競相做“比武”發言。人藝黨委秘書周瑞祥回憶,當時青藝盯著人藝,舒綉文在台上報數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場這個“衛星”時,書記趙起揚說:“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為了湊這個數字,在火車上打快板就算一場演出,下火車在車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場。

一天中午,劇院接到上級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鍊鋼戰鬥,爭取第二天出鋼。院裏馬上找人聯繫鍊鋼爐及原料,成立「鍊鋼辦公室」。院領導分析情況後,認定第二天出鋼不可能。又緩了幾天,終於在劇場後院花房西側建立了鍊鋼爐,碾碎很多水管、通風管和鐵鍋,統統扔進鍊鋼爐。

據歐陽山尊回憶,突擊鍊鋼那幾天,恰逢日本戲劇家千田來劇院訪問。歐陽山尊正跟千田說著話,外面有人喊:「歐陽院長,要出鋼了。」千田很詫異,問明情況,連連說道:“新經驗,我要看看。”到了劇院裏的鍊鋼現場,千田連豎大拇指:“向你們學習。”

劇院快速寫出了反映大鍊鋼鐵運動的《烈火紅心》,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來曾問人藝,新作《英雄萬歲》幾天能排出來,有人回答六天,還有的說十天。當時在場的演員李婉芬、馬群、英若誠回憶,那天周恩來興緻頗高,表示:「你們人藝是老劇團了,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吧。」周恩來還引用了當時人藝劇中的一句台詞:“我把這個合同就訂在你們這兒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現在嗎

1965年,人藝曾把舞台搬到天安門廣場,劇院除了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唱,演的話劇、快板等,內容都是聲援剛果(布)反帝,還遞交了聲援書。

劇院黨委決定在十幾天內寫出鬥爭戲《剛果風雷》提綱,還沒操作完,市文化局又佈置創作反對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鬥爭的劇本。劇院只好在兩個排練廳分組突擊排練,每天分三班進行,五天內排出大樣。緊接著,中央又決定舉行活動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鬥爭。劇院在當晚十點半召開全院動員會,決定第二天全天突擊排練大型活報劇《反帝怒火》。鄭榕說:那時候一個運動跟著一個運動,躲不過去。往往以運動為主,排戲為輔。

老舍越來越覺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轟轟烈烈的形勢了,他已經很少去看人藝的反帝戲,人藝也沒有再請他寫戲。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對演員李翔說:「你說,咱們的祥子能活到現在嗎?」老舍要創作《駱駝祥子》的續集,讓祥子變成解放軍幹部,領導車夫鬧革命、迎解放。後來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個時候,年紀太大,早就干不動了,劇本太不可信。已經寫好的兩幕戲成了永遠沒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進廢紙簍。

有一次看完義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周恩來留下一些藝術界人士,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都不敢說話,只有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

文聯組織人員下基層,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後帶著微笑,但是說話非常凄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趙起揚:「好書記」成了一大罪狀

1966年開始,人藝不搞業務,轉而務農搞運動。1月31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

6月18日,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遭受批判。群眾組織宣佈奪權,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北京人藝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好書記」成了趙起揚的一大罪名,這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對他的評價,當時周揚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肅反時,趙起揚就力保過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演員“繼續演戲,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評價趙“敢於作出重大決定”“是個‘頂得住’的人”。但是這次,趙起揚也沒能“頂得住”。

老舍在京劇院裏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在家中被暴徒打罵。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孫女告別,說了聲「跟爺爺再見」便一去不返了。後來有人在太平湖畔發現了老舍的一隻鞋,屍體始終沒撈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幾個人下水游泳,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又胖。」這句無心玩笑,竟一語成讖。“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人藝當年冷漠麻木的氛圍,讓演員英若誠感慨萬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聽話

劇作家吳祖光曾說:「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萬家寶是曹禺本名,他向來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對周恩來,曹禺更要目送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造反派對曹禺還比較溫和,只讓他每天按時上下班,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學習政策,準備交代問題。曹禺每天從鐵獅子衚衕三號的住宅,膽戰心驚趕到首都劇場,見誰也不敢說話。有時造反派還要曹禺按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寫出自己的表態文章。

「文革」時期,劇院搞部隊編製,“歷史清白”的梁秉堃當了聯排班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待材料時,曹禺總過不了關,梁秉堃就幫他寫,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裏,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押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裏不許開燈,所有人靠牆席地而坐。直到天漸漸放亮,曹禺偷偷一看,發現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有彭真、劉仁等領導,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聽了有關方面報告,趕到關押曹禺的現場,對紅衛兵頭頭說:「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麼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

  歐陽山尊:不敢和鄧穎超打招呼

樣板戲盛行的年代,歐陽山尊就與話劇無緣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帝蘇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壞分子”三個“頭銜”,被罰站小板凳,關進牛棚。他的學生專門去人藝的牛棚看望他,師生靜坐片刻,相顧無言。學生悄悄塞給老師兩包好煙,含淚起身離去。

「文革」期間,周恩來再沒有到首都劇場看過戲。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陽山尊遇到鄧穎超,他後來回憶這次見面說:“由於我那時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動來招呼我,並意味深長地說:‘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給總理和我寫信,我和總理約好了,在這期間,所有給我們的信都只好暫不作復。’”

1971年,人藝恢復運轉,改名北京話劇團。江青提倡「救活話劇」,於是重新開始排劇。劇院花了幾年時間排《雲泉戰歌》,歌頌農村幹部階級鬥爭精神,導演是歐陽山尊和夏淳。主演鄭榕說:“那時每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雲泉戰歌》就得改台詞,主角天天背新詞。”

  焦菊隱: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隱被允許觀看了《雲泉戰歌》聯排。看完戲後有人徵求意見,焦菊隱直言不諱:「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劇團臨時黨委決定,把焦菊隱作為「靶子」開展批判,成立專案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隱被點名批判,並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劇目為綱”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兩大罪狀。他悲憤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後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

焦菊隱被抄家後,獨自住在劇院大樓背後一間常年不見天日的小屋裏,靠近公廁,陰暗潮濕。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進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他對女兒說,自己在「文革」中寫了幾百萬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現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導演的心得體會寫下,留給後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沒來得及留下隻字片語便鬱鬱而終。此時,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佈: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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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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