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敢說「不行」,愛說「不行」,是鄧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點。翻開他的著作,「不行」一詞用得非常多。如《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處用了「不行」。
愛說「不行」的鄧小平
敢說「不行」,愛說「不行」,是鄧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點。翻開他的著作,「不行」一詞用得非常多。如《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處用了「不行」。該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個「不行」。「不行」二字看似簡單,卻不是輕易能說出口的。它體現的不僅是一種語言風格,更是一種做人做事的態度,一種實事求是、敢於創新的思維方式。仔細閱讀、分析、品味鄧小平說的「不行」,從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啟示的。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是非分明的原則立場和乾脆利索的處事作風
鄧小平做人向來立場堅定,是非分明;做事乾脆利索,從不拖泥帶水。他曾經說過:「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鄧小平的許多談話都能體現出他的這種態度和作風。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談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的意見,開門見山:“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上來就說「不行」,似乎讓人難以接受,但也給人印象深刻。如果先肯定一番,再雲裏霧裏說一些不著邊際的意見,下邊的工作如何進行?單刀直入、直接否定,讓人們明確知道為什麼不行,為什麼要另找思路,後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鄧小平不僅對下面不對的東西敢於說「不行」,對上面不對的東西也敢於說「不行」。1977年5月,鄧小平尚未復出,就針對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說法,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他復出後不久,1977年8月3日,在同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話時再次表示:“兩個凡是”不行。形而上學多了,害死人。有一種風氣,不採取老實態度,就是吹。這不行。
在外交場合,對外國人,鄧小平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經常用「不行」表達自己堅定的原則立場。1977年8月,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他帶來的所謂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案實際上比福特、基辛格時代後退了。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能同意。後來,萬斯卻向日本政府和台灣方面通報,說中國人在台灣問題上有所“鬆動”,“表現了靈活性”。9月10日,鄧小平會見濱野清吾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人想用這樣的手法來騙人,怎麼行?不行!這是政治問題。1978年11月28日,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再次明確指出:“美國方面要中國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義務,這不行。”這一年10月25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在同福田赳夫舉行第二次會談時,針對國際上有人企圖阻撓中國人民完成統一大業,更是連續用了三個「不行」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搞“兩個中國”不行,“一個半中國”不行,“一個中國”和“四分之一的中國”也不行。
對於一些友好國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們做不到的,鄧小平也直截了當用「不行」來答覆。1975年2月2日鄧小平會見甘比亞共和國外交部長阿利烏 巴達拉 恩吉。當時兩極對抗,美蘇爭霸,第三世界國家希望中國當頭。鄧小平明確說:超級大國不能當。就是人們說的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這也不行,不能當頭頭。想當頭頭,本身就居心不良。
在許多人的外交辭令中,常常講究模糊、圓通,鄧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直來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贏得了坦誠、直率、好打交道的讚譽。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直面現實、永不滿足的進取精神和風格與勇氣
鄧小平曾說過:「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這句話有著很深刻的道理。如果現實一切都好,又何必改進呢?滿足於現狀,人們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和方向。只有看到不足,才能激發人們奮進。最可怕的不是不行,而是看不到不行,沒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一切都行。
1977年鄧小平剛復出,就自告奮勇要求抓科技教育。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國在科技領域的不足,因此提出要承認我們在很多方面不行。他多次說:「從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世界科學發展一日千里,我們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的科學技術很落後,不承認落後不行。”“我們的廠礦、企業,包括大工廠沒有多少研究機構,這不行。”“要承認自己落後,特別在科學技術領域裡。承認落後就有希望。閉著眼睛連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鏡子不行。”“科學本身就是老老實實的,一點弄虛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
對其他領域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落後情況,鄧小平也直面現實,從不掩飾。1978年6月,他在會見即將離任的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格夫里列斯庫時說:「解決任何問題都要從實際出發,採取科學的、老老實實的態度,一點弄虛作假也不行,事物的本來面目用語言是改變不了的。比如,我們的發展停滯了十一二年,這個事實否認不了,落後的面貌也否認不了。認清這個落後是好事。」當年他訪問日本時又說:一個人本來長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個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實的態度,倒是可以改善我們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國家。不認識自己,沒有希望。他認為,把我們的底公佈出來,讓人民知道,也讓世界知道,這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人民知道情況,就有明確的前進方向。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勇於否定錯誤、開拓創新的思維方式
看到「不行」,勇於否定過去的錯誤,方能開啟新的探索。知道什麼不行,勇於排除不行,才會接近真理。排除法、棄錯法是認識事物的重要手段,符合認識規律。看到不行,承認和修正錯誤,就會有動力有勇氣去進行新的嘗試,嘗試的過程中就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的許多新思想、提出的許多新政策都是從看到不行、否定錯誤的東西開始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於是努力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於是有了經濟特區的創辦和對外開放的實行。
「只抓糧食不行。」於是有了農村的多種經營的開展。
「吃大鍋飯不行」,“搞平均主義不行”。於是有了要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促共富這個大政策的實施。
「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於是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我們搞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於是反覆強調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要實現我們的雄心壯志,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於是改革開放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色。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正是從看到過去和現在存在的「不行」的東西、錯誤的東西開始,經過新的艱辛探索,我們才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程,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說「不行」,也體現了鄧小平對凡屬正確的東西的堅持和倡導
正話反說,加重語氣和分量,有時會起到更好的效果。鄧小平對凡屬正確又特別重要的認識、原則、方法、導向等等,常常會用這種方式提醒大家。比如,他常說: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
「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
「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
「特別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靠進口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不行。」
「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
「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
「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形勢不行。」
「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
「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
「‘四個堅持’不搞不行,‘四個堅持’的核心是黨的領導。」
「現代化沒有年輕人不行。」
「年輕人首先得讀點書,不讀書不行。」
「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
鄧小平說「不行」的警句還有很多,都是建立在他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和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總結基礎上得出的深刻認識,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鄧小平這種敢說「不行」、善說「不行」的原則態度和勇氣、作風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希望在各級領導幹部中能夠這樣說「不行」的人越來越多。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9期(5月上)
【幕啟。背景首都劇場。
【畫外音:
人藝群星璀璨,但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太過短暫。建院初期綻放光芒後,隨著「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來襲,人藝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運動的洶湧洪流。優秀的藝術家們,被裹挾著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開會,讓我下鄉
解放後老舍回國,他對國內的重大政治題材並不熟悉,接到寫作任務,覺得既然是黨的要求,就應該邊學邊寫。1952年初,「三反」、“五反”運動尚未結束,老舍為人藝寫了反映該運動的《兩面虎》,後改名為《春華秋實》。
當時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裏還請了個老先生,專門抄文稿。初稿出來後,各方的修改意見紛至沓來,有來自基層的,也有來自「上面」的。《春華秋實》前後寫了十二稿,每次都是從頭寫起,最後定稿時已經完全沒了初稿的樣子。採納的意見太多,劇本像個大雜燴。
老演員藍天野說,讓誰寫《春華秋實》都很難,戲都在資本家身上,工人、幹部形象很難寫。社會上出現什麼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1955年寫了《青年突擊隊》,1958年趕寫《紅大院》,都是配合一時一事,演完了,戲也就完了。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他曾跟人藝老演員李翔發牢騷:“作家是寫書的,不要參加這會那會,讓我寫不了書。”
焦菊隱:給《茶館》加條紅線
1958年《茶館》上演,在文藝界引起不小反響。有人說戲宣揚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調子,認為作者有懷舊思想,對沒落貴族給予極大同情。更有甚者說,這是在影射“公私合營”。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在人藝黨組擴大會上說:「你們現在偏重藝術方面去建立風格,政治靈魂不在意了……焦菊隱是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生產上我們很先進,比如白薯一畝地產五十萬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義。惟獨藝術上,我們還像烏龜一樣在爬。」
不久,《茶館》停演。歐陽山尊后來回憶說:「1958年開始‘左傾’,越來越厲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來到人藝看《紅旗飄飄》,散戲後上台和演員合影,突然問身邊的于是之:「《茶館》這個戲,你們為什麼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沒說話。周恩來說:“那個戲改改還可以演嘛!”周恩來說這話之後,人藝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茶館》的改動方案。
1963年,《茶館》重排。「反右」時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花了很大力氣抓「紅線」問題,他說:“加的紅線都是主要的戲,是為了提髙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
最後《茶館》加了一條學生反帝反封、反國民黨統治的「紅線」,全劇結尾改為學生上台貼標語,常四爺張羅送開水……當時扮演常四爺的鄭榕說:“這些都是硬貼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調極不協調。”
復排演出時,老舍興緻頗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後不像以往那麼愛說話了,對《茶館》加紅線問題也不言語。後來他只淡淡地說:「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
1955年2月,趙起揚(右二)與曹禺(中)、老舍(左二)在北京人藝
周恩來:人藝要放個「大衛星」
1958年,「大躍進」高潮來臨,劇院對口支援北京大興,提出創作鼓詞、快板、詩歌、壁畫、舞蹈、歌詞二十萬件,爭取每鄉有一個文化館,每村有一個合唱團,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小組。當時的口號是:“蓋門頭溝,壓西城區,大幹苦幹創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開展群眾「文化工作躍進誓師大會」,幾十個文藝團體競相做“比武”發言。人藝黨委秘書周瑞祥回憶,當時青藝盯著人藝,舒綉文在台上報數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場這個“衛星”時,書記趙起揚說:“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為了湊這個數字,在火車上打快板就算一場演出,下火車在車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場。
一天中午,劇院接到上級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鍊鋼戰鬥,爭取第二天出鋼。院裏馬上找人聯繫鍊鋼爐及原料,成立「鍊鋼辦公室」。院領導分析情況後,認定第二天出鋼不可能。又緩了幾天,終於在劇場後院花房西側建立了鍊鋼爐,碾碎很多水管、通風管和鐵鍋,統統扔進鍊鋼爐。
據歐陽山尊回憶,突擊鍊鋼那幾天,恰逢日本戲劇家千田來劇院訪問。歐陽山尊正跟千田說著話,外面有人喊:「歐陽院長,要出鋼了。」千田很詫異,問明情況,連連說道:“新經驗,我要看看。”到了劇院裏的鍊鋼現場,千田連豎大拇指:“向你們學習。”
劇院快速寫出了反映大鍊鋼鐵運動的《烈火紅心》,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來曾問人藝,新作《英雄萬歲》幾天能排出來,有人回答六天,還有的說十天。當時在場的演員李婉芬、馬群、英若誠回憶,那天周恩來興緻頗高,表示:「你們人藝是老劇團了,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吧。」周恩來還引用了當時人藝劇中的一句台詞:“我把這個合同就訂在你們這兒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現在嗎
1965年,人藝曾把舞台搬到天安門廣場,劇院除了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唱,演的話劇、快板等,內容都是聲援剛果(布)反帝,還遞交了聲援書。
劇院黨委決定在十幾天內寫出鬥爭戲《剛果風雷》提綱,還沒操作完,市文化局又佈置創作反對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鬥爭的劇本。劇院只好在兩個排練廳分組突擊排練,每天分三班進行,五天內排出大樣。緊接著,中央又決定舉行活動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鬥爭。劇院在當晚十點半召開全院動員會,決定第二天全天突擊排練大型活報劇《反帝怒火》。鄭榕說:那時候一個運動跟著一個運動,躲不過去。往往以運動為主,排戲為輔。
老舍越來越覺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轟轟烈烈的形勢了,他已經很少去看人藝的反帝戲,人藝也沒有再請他寫戲。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對演員李翔說:「你說,咱們的祥子能活到現在嗎?」老舍要創作《駱駝祥子》的續集,讓祥子變成解放軍幹部,領導車夫鬧革命、迎解放。後來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個時候,年紀太大,早就干不動了,劇本太不可信。已經寫好的兩幕戲成了永遠沒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進廢紙簍。
有一次看完義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周恩來留下一些藝術界人士,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都不敢說話,只有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
文聯組織人員下基層,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後帶著微笑,但是說話非常凄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趙起揚:「好書記」成了一大罪狀
1966年開始,人藝不搞業務,轉而務農搞運動。1月31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
6月18日,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遭受批判。群眾組織宣佈奪權,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北京人藝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好書記」成了趙起揚的一大罪名,這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對他的評價,當時周揚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肅反時,趙起揚就力保過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演員“繼續演戲,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評價趙“敢於作出重大決定”“是個‘頂得住’的人”。但是這次,趙起揚也沒能“頂得住”。
老舍在京劇院裏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在家中被暴徒打罵。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孫女告別,說了聲「跟爺爺再見」便一去不返了。後來有人在太平湖畔發現了老舍的一隻鞋,屍體始終沒撈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幾個人下水游泳,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又胖。」這句無心玩笑,竟一語成讖。“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人藝當年冷漠麻木的氛圍,讓演員英若誠感慨萬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聽話
劇作家吳祖光曾說:「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萬家寶是曹禺本名,他向來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對周恩來,曹禺更要目送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造反派對曹禺還比較溫和,只讓他每天按時上下班,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學習政策,準備交代問題。曹禺每天從鐵獅子衚衕三號的住宅,膽戰心驚趕到首都劇場,見誰也不敢說話。有時造反派還要曹禺按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寫出自己的表態文章。
「文革」時期,劇院搞部隊編製,“歷史清白”的梁秉堃當了聯排班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待材料時,曹禺總過不了關,梁秉堃就幫他寫,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裏,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押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裏不許開燈,所有人靠牆席地而坐。直到天漸漸放亮,曹禺偷偷一看,發現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有彭真、劉仁等領導,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聽了有關方面報告,趕到關押曹禺的現場,對紅衛兵頭頭說:「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麼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
歐陽山尊:不敢和鄧穎超打招呼
樣板戲盛行的年代,歐陽山尊就與話劇無緣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帝蘇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壞分子”三個“頭銜”,被罰站小板凳,關進牛棚。他的學生專門去人藝的牛棚看望他,師生靜坐片刻,相顧無言。學生悄悄塞給老師兩包好煙,含淚起身離去。
「文革」期間,周恩來再沒有到首都劇場看過戲。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陽山尊遇到鄧穎超,他後來回憶這次見面說:“由於我那時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動來招呼我,並意味深長地說:‘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給總理和我寫信,我和總理約好了,在這期間,所有給我們的信都只好暫不作復。’”
1971年,人藝恢復運轉,改名北京話劇團。江青提倡「救活話劇」,於是重新開始排劇。劇院花了幾年時間排《雲泉戰歌》,歌頌農村幹部階級鬥爭精神,導演是歐陽山尊和夏淳。主演鄭榕說:“那時每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雲泉戰歌》就得改台詞,主角天天背新詞。”
焦菊隱: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隱被允許觀看了《雲泉戰歌》聯排。看完戲後有人徵求意見,焦菊隱直言不諱:「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劇團臨時黨委決定,把焦菊隱作為「靶子」開展批判,成立專案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隱被點名批判,並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劇目為綱”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兩大罪狀。他悲憤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後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
焦菊隱被抄家後,獨自住在劇院大樓背後一間常年不見天日的小屋裏,靠近公廁,陰暗潮濕。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進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他對女兒說,自己在「文革」中寫了幾百萬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現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導演的心得體會寫下,留給後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沒來得及留下隻字片語便鬱鬱而終。此時,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佈: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