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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宋慶齡和魯迅因何事寫抗議信譴責希特拉

博客文章

1936年宋慶齡和魯迅因何事寫抗議信譴責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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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宋慶齡和魯迅因何事寫抗議信譴責希特拉

2021年10月26日 18:07

核心提示:1936年,魯迅、宋慶齡等中國的著名民主人士聯名給希特拉寫抗議信,譴責他以法西斯手段鎮壓德國的知識分子。我們非但不能由此指責魯迅、宋慶齡是在干涉德國的內政,反而要為他們的仗義執言而喝彩,為他們所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勇氣和良知而自豪。

本文摘自《博覽群書》2004年02期,

2003年最重大的國際事件,無疑是伊拉克戰爭。由於開戰未經聯合國授權,作為開戰理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又遲遲沒有找到,於是,與十多年前同樣是針對薩達姆政權的海灣戰爭相比,這次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發動者美國受到了更多人士的更嚴厲的攻擊:霸權主義、單邊主義、違反程序、利益驅動、叢林法則、以強凌弱,粗暴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同樣是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區別是,在西方,即便是最激烈地發表反戰言論的人士,同時也無不憎惡、譴責薩達姆的獨裁統治,而我們的某些人卻一味地譴責美國的不義和霸道,對薩達姆的獨裁統治則始終諱莫如深,甚至同情之,讚賞之,在宣傳上曲意迎合之。

這種耐人尋味的反戰態度的最生動也最富於諷刺意味的表現,就是戰爭開始後,我們的某些政治評論家與軍事評論家每天的「出鏡」。他們在螢屏前不厭其詳地預測著美國人將如何如何失敗,煞費苦心地在戰爭的每一個動態中尋找美國人將要倒霉的跡象。對伊拉克獨裁政權的每一次明顯的打腫臉充胖子、欺騙世人的謊言(那位新聞部長的睜眼說胡話已經成為傳世笑柄,可以進入新聞史了),他們都煞有介事地提供論證、吹捧有加,而戰爭的進展一個比一個響亮地打著我們那些軍事評論家和政治評論家的嘴巴子。暴君惡棍薩達姆甚至被某些媒體吹捧成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英雄。

當然不僅在電視上,在網上、在印刷品中、在街頭、在計程車里……都有人在表明著同樣的態度,宣洩著同樣的情緒。在網上,竟有一些人重新賣弄血腥的「文革」貨色,鼓噪對美國人的“階級鬥爭”,甚至有人喪心病狂地鼓吹恐怖主義,煽動對美國人使用“正義的恐怖”。在印刷品中,則有人出書叫作《新美利堅帝國》,與《中國可以說不》遙相呼應……“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眼瞅著又要響徹雲霄了。

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是這樣,對此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戰爭與十多年前的海灣戰爭,他們的態度也是這樣。推翻野蠻殘暴的塔利班政權,摧毀恐怖主義最囂張的活動基地,驅逐窮兵黷武、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侵略者伊拉克獨裁政權,解放科威特,這樣一些伸張國際道義、維護人類行為基本準則的正義之戰,都被他們指責為「美帝」的霸權主義。今次伊拉克戰爭未經聯合國授權,自然就更為他們提供了口誅筆伐的理由。

在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在中美兩國正通過日益緊密的、多樣化的、大規模的政經合作,使兩國人民都在不斷受益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國人的無明業火,究竟發自何處呢?

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似乎是科索沃戰爭中美國人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導致幾位中國記者不幸犧牲。不幸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大學生們憤怒已極,上街遊行,圍攻美國駐華大使館;而9·11的劫機犯凶殘裹脅飛機上的無辜平民,其中也有幾位探望自己兒女的中國同胞遇難,卻不見有哪位大學生出來憤怒憤怒。

薩達姆獨裁政權乃至早已覆滅的塔利班獨裁政權的外交是其內政的延伸。以國家力量公然包庇、縱容、慫恿、煽動恐怖主義的,正是這兩個獨裁政權之所為。它們給鄰國和世界造成的危害和它們給國內民眾造成的危害是成正比的。

不錯,今次伊拉克戰爭,美英未經聯合國授權,確乎有違國際法程序。但伊拉克萬人坑中的冤魂和被化學武器毒死的數萬庫爾德人已經不可能討論什麼程序了,在暴政下呻吟、戰慄的伊拉克平民則希望儘快得到解救。從另一個角度看,薩達姆家族把持的無賴政權,又何嘗顧及任何起碼的國際秩序,又何嘗有程序可言,它入侵伊朗、入侵科威特時講過什麼程序嗎,當然,我決不是否定在國際關係中、在法治社會中程序合法性的極端重要,但對薩達姆這樣毫無信義可言的獨裁暴君,就是需要個案處理。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講「權」、講“變”,今次伊戰,正此之謂也。

總之,不能對薩達姆這樣的專制魔王、國際禍害搞綏靖主義的和平。如果當年海灣戰爭開戰前對這樣的無賴講和平,今天科威特肯定仍陷於他的魔爪之下。你要和平,薩達姆卻決不和你講和平。就像當年張伯倫要和平,希特拉卻決不和他講和平一樣。(伊戰的積極作用最近又從另一個角度呈示出來,這就是利比亞與西方的和解:先是同意賠償洛克比空難受害者,後又宣佈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的和解姿態與伊戰的震懾不無關係。)

譴責美英對伊拉克開戰的另一個流行的理由是,美英對伊拉克獨裁政權的打擊,對這個獨裁政權所推行的國內暴政的摧毀,是粗暴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內政,內政,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但我們要問的是,當中非那個吃人皇帝正在大嚼煮熟了的人腿時,文明世界能以他吃的是中非兒童的腿,因此是「內政」而無動於衷嗎?同樣道理,當薩達姆製造一個個屠戮平民的萬人坑時,當他對國內的庫爾德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的時候,文明世界能以他任意屠殺的是國內的平民,因此是「內政」而毫無反應嗎?君不見,“冷漠一條街”曾讓我們齒冷嗎?我們生活的二十一世紀,同樣不能是一個冷漠的世界。

1936年,魯迅、宋慶齡等中國的著名民主人士聯名給希特拉寫抗議信,譴責他以法西斯手段鎮壓德國的知識分子。我們非但不能由此指責魯迅、宋慶齡是在干涉德國的內政,反而要為他們的仗義執言而喝彩,為他們所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勇氣和良知而自豪。

在抨擊美英干涉伊拉克內政時,我們的某些人士開口就是「不管獨裁還是民主」。錯了,獨裁還是民主斷然不能不管: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代表了兩個時代、代表了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對殘暴的獨裁政權沒有起碼的義憤,不僅喪失了知識分子的天職,也喪失了人的良知。不能以任何借口捍衛獨裁政權,不能以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站在獨裁者一邊。這就是進.十一世紀的人類文明面對獨裁暴政應有的態度。

問題三、怎樣評價美國的世界行為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了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作為交納聯合國會費22%(中國是2%)的頭號的軍事強國和經濟富國,美國發揮著它的作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利

益,因此世界各地事務它都不同程度地插手,許多人又都在諷刺美國想當「世界警察」。在國內,和美國的建交標誌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幾十年來,兩個國家既有嚴重摩擦,又有緊密合作,關係呈波浪型發展,但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的交流,卻已經成為主流。當然,一些狹隘民族主義者對此頗不以為然。我則以為,對美國的世界行為的評價,應注意三個層面的問題。

其一,國家制度

一些人談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與以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為代表的獨裁國家,經常認為前者是霸道的壓迫者,後者是爭取民族權益的被壓迫者。這涉及到國家制度的基本評價問題。

誰是被壓迫人民?是呻吟於專制暴政下的民眾,還是民主制度中擁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公民?目前的伊拉克,在美軍佔領狀態下,伊拉克人可以在街上舉行反美示威,薩達姆統治下舉行反薩遊行試試? 你說布殊霸道,但多數美國人民如果認為他霸道或者不滿意他的霸道,就可以有效中止他的霸道。但薩達姆呢,已經天怒人怨了,還要擁有100%的支持率。

可以順便指出,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確乎對各自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或積極或消極的不同影響。經歷了多次震蕩、衝突、危機甚至戰爭的西方社會,在民主制度范導下的自我批判與改革更新中,在不斷地克服一個個困難,解決一個個問題,至今仍引領著世界的發展潮流。談論美國的世界行為,不應以任何借口否定其國家制度較之伊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的進步性、合理性。

其二、國家關係

談到美國世界行為涉及到的國家關係層面,首先應注意我們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各種各樣的「後殖民理論」、“東方主義”、“新左派”、反全球化人士在談到全球化時代東西方的國家關係時,都在大聲疾呼反對西方對東方的剝奪,將東方的落後與貧困歸之於西方的剝奪,將西方的先進與強盛歸之於對東方的剝奪,而美國自然成了這些人士攻擊的首要目標。美國的世界行為被他們稱為全球化的掠奪行為。

全球化時代的特徵就是在高科技的引領下,在跨國公司的促動下,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作為高科技的領頭羊,集中了全世界多數跨國公司的美國,在全球化時代當然佔盡了優勢。但在全球化時代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西方發達國家與東方、南方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並不簡單地都是所謂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據權威統計,發展中國家亦在全球化中受益非淺,僅上世紀末貿易額就增長了30%。中國開放政策的成功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全球化機遇發展自己的成功範例。

全球化是雙刃劍,它既提供機遇,又帶來挑戰。能否在全球化時代成為贏家,關鍵就看自己是否有改革不合理政經制度的足夠勇氣,是否有抓住機遇的能力與魄力。我感到憂慮的是,某些人士在談論美國的世界行為、談論全球化時代的國家關係時,一味指責美國和西方世界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歧視,新殖民式掠奪,而從來不反省一下自己的經濟結構、文化傳統、思維模式等等對自己的落後是否也有些責任。對這些人,我要再次請出《聖經》的話來告誡他們:「不要只看到別人身上有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

其三、國家利益

美國政府毫不隱諱自己世界行為的動機,那就是一切都要從美國利益出發。其實哪個國家不應該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呢?我們國家的最大進步之一,不就是再也不幹或少干純粹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向一些國家提供無償援助的蠢事嗎?國家利益之間肯定有衝突,美國人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確乎也在經常損害著其他相關國家的利益,但對這種世界行為不宜作過多的道德評價。說到底,哪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絲毫也不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呢?在地球村中,在全球化時代的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你的外貿額多一點,別人的就肯定要少一點。在某種意義上說,競爭的關係不就是互相衝突的利益關係嗎?(當然也還有合作互利的一面)為了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大智大勇地與美國人、與其他競爭對手在談判桌上斗,毫無客氣可言。我們也就不能指望人家的客氣,更不要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的角度大做文章。

明乎以上三個層次,我們在評價美國的世界行為時,就既不會陷入意識形態的狂躁衝動,也不會沉浸於幼稚的道德幻想,從而清醒地、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摘要:敢說「不行」,愛說「不行」,是鄧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點。翻開他的著作,「不行」一詞用得非常多。如《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處用了「不行」。

  愛說「不行」的鄧小平

敢說「不行」,愛說「不行」,是鄧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點。翻開他的著作,「不行」一詞用得非常多。如《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處用了「不行」。該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個「不行」。「不行」二字看似簡單,卻不是輕易能說出口的。它體現的不僅是一種語言風格,更是一種做人做事的態度,一種實事求是、敢於創新的思維方式。仔細閱讀、分析、品味鄧小平說的「不行」,從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啟示的。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是非分明的原則立場和乾脆利索的處事作風

鄧小平做人向來立場堅定,是非分明;做事乾脆利索,從不拖泥帶水。他曾經說過:「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鄧小平的許多談話都能體現出他的這種態度和作風。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談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的意見,開門見山:“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上來就說「不行」,似乎讓人難以接受,但也給人印象深刻。如果先肯定一番,再雲裏霧裏說一些不著邊際的意見,下邊的工作如何進行?單刀直入、直接否定,讓人們明確知道為什麼不行,為什麼要另找思路,後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鄧小平不僅對下面不對的東西敢於說「不行」,對上面不對的東西也敢於說「不行」。1977年5月,鄧小平尚未復出,就針對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說法,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他復出後不久,1977年8月3日,在同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話時再次表示:“兩個凡是”不行。形而上學多了,害死人。有一種風氣,不採取老實態度,就是吹。這不行。

在外交場合,對外國人,鄧小平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經常用「不行」表達自己堅定的原則立場。1977年8月,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他帶來的所謂處理台灣問題的方案實際上比福特、基辛格時代後退了。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能同意。後來,萬斯卻向日本政府和台灣方面通報,說中國人在台灣問題上有所“鬆動”,“表現了靈活性”。9月10日,鄧小平會見濱野清吾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人想用這樣的手法來騙人,怎麼行?不行!這是政治問題。1978年11月28日,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再次明確指出:“美國方面要中國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義務,這不行。”這一年10月25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在同福田赳夫舉行第二次會談時,針對國際上有人企圖阻撓中國人民完成統一大業,更是連續用了三個「不行」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搞“兩個中國”不行,“一個半中國”不行,“一個中國”和“四分之一的中國”也不行。

對於一些友好國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們做不到的,鄧小平也直截了當用「不行」來答覆。1975年2月2日鄧小平會見甘比亞共和國外交部長阿利烏 巴達拉 恩吉。當時兩極對抗,美蘇爭霸,第三世界國家希望中國當頭。鄧小平明確說:超級大國不能當。就是人們說的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這也不行,不能當頭頭。想當頭頭,本身就居心不良。

在許多人的外交辭令中,常常講究模糊、圓通,鄧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直來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贏得了坦誠、直率、好打交道的讚譽。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直面現實、永不滿足的進取精神和風格與勇氣

鄧小平曾說過:「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這句話有著很深刻的道理。如果現實一切都好,又何必改進呢?滿足於現狀,人們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和方向。只有看到不足,才能激發人們奮進。最可怕的不是不行,而是看不到不行,沒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一切都行。

1977年鄧小平剛復出,就自告奮勇要求抓科技教育。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國在科技領域的不足,因此提出要承認我們在很多方面不行。他多次說:「從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世界科學發展一日千里,我們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的科學技術很落後,不承認落後不行。”“我們的廠礦、企業,包括大工廠沒有多少研究機構,這不行。”“要承認自己落後,特別在科學技術領域裡。承認落後就有希望。閉著眼睛連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鏡子不行。”“科學本身就是老老實實的,一點弄虛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

對其他領域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落後情況,鄧小平也直面現實,從不掩飾。1978年6月,他在會見即將離任的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格夫里列斯庫時說:「解決任何問題都要從實際出發,採取科學的、老老實實的態度,一點弄虛作假也不行,事物的本來面目用語言是改變不了的。比如,我們的發展停滯了十一二年,這個事實否認不了,落後的面貌也否認不了。認清這個落後是好事。」當年他訪問日本時又說:一個人本來長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個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實的態度,倒是可以改善我們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國家。不認識自己,沒有希望。他認為,把我們的底公佈出來,讓人民知道,也讓世界知道,這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人民知道情況,就有明確的前進方向。

說「不行」,體現了鄧小平勇於否定錯誤、開拓創新的思維方式

看到「不行」,勇於否定過去的錯誤,方能開啟新的探索。知道什麼不行,勇於排除不行,才會接近真理。排除法、棄錯法是認識事物的重要手段,符合認識規律。看到不行,承認和修正錯誤,就會有動力有勇氣去進行新的嘗試,嘗試的過程中就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的許多新思想、提出的許多新政策都是從看到不行、否定錯誤的東西開始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於是努力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於是有了經濟特區的創辦和對外開放的實行。

「只抓糧食不行。」於是有了農村的多種經營的開展。

「吃大鍋飯不行」,“搞平均主義不行”。於是有了要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促共富這個大政策的實施。

「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於是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我們搞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於是反覆強調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要實現我們的雄心壯志,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於是改革開放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色。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正是從看到過去和現在存在的「不行」的東西、錯誤的東西開始,經過新的艱辛探索,我們才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程,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說「不行」,也體現了鄧小平對凡屬正確的東西的堅持和倡導

正話反說,加重語氣和分量,有時會起到更好的效果。鄧小平對凡屬正確又特別重要的認識、原則、方法、導向等等,常常會用這種方式提醒大家。比如,他常說:

「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

「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

「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

「特別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靠進口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不行。」

「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

「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

「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形勢不行。」

「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

「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

「‘四個堅持’不搞不行,‘四個堅持’的核心是黨的領導。」

「現代化沒有年輕人不行。」

「年輕人首先得讀點書,不讀書不行。」

「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

鄧小平說「不行」的警句還有很多,都是建立在他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和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總結基礎上得出的深刻認識,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鄧小平這種敢說「不行」、善說「不行」的原則態度和勇氣、作風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希望在各級領導幹部中能夠這樣說「不行」的人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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