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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領導人的舞會:沒人敢請江青跳舞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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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領導人的舞會:沒人敢請江青跳舞

2021年11月02日 19:15

中南海舞會現場

摘要:江青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東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歷史 》,閻明 著,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9

10月18日晚20時左右在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住地,黃永勝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的住所在山下,離開會地點約一公里遠,當他氣喘吁吁趕到時,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

父親一進門,見黃永勝手裏拿著一張記錄紙開門見山地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黃永勝傳達了林彪的幾點指示後,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在場的軍委辦事組成員都沒發表意見。

父親隨即走進作戰室,對記錄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視著稿紙,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加個在編號吧!」

「按什麼順序編?」值班參謀問。

父親考慮到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

就這樣,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曾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隨後父親要值班參謀將稿子送呈黃永勝審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長這幾天活動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體不適,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藥睡下了。秘書專門交待,黃平時睡覺困難,全靠藥物入睡且用藥量很大,服藥後休息不宜打擾。

父親考慮到,由於指示來自「林辦」,按規定應向「林辦」報告指示貫徹的執行情況,如果這中間有對林彪指示理解不準確之處,也可及時發現糾正。父親指示值班副處長王憲志首先將“號令”上報「林辦」,檔案記載,「林辦」收到號令的時間是21時44分。上報後,「林辦」沒有新的指示。

父親看了看手錶,蘇聯代表團明天上午即將入境,現在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了。軍人的直覺告訴他,如果蘇聯真要發動突然襲擊,最大可能是在這段時間。時間緊迫,責任重大,不容延誤,應立即向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機關傳達。為了縮短傳達時間,父親將號令稿複印數份,參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長、一位副處長和幾名參謀一齊上陣,使用4部保密電話同時傳達。

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一號號令」的內容大體是:

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

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

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參謀人員按照先「三北」、後沿海和內地的順序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也在緊張地思考。他感到,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導彈部隊)的要求,但過於籠統,只講了讓“二炮”部隊做好戰鬥準備。父親認為,雖然“二炮”剛成立不久,擁有的裝備和作戰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戰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會出大漏子。於是,他專門給“二炮”下達了二號號令。為了調動和組織各種偵察手段掌握敵情,特向總參二部、三部等單位下達了三號號令。為使軍事系統各機關、部門都作好應變準備,又向各總部、各兵總、國防工辦、國防科委下達了第四號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部隊接到號令後,認真迅速地進行了疏散。

話,說林彪詢問一旦密雲水庫遭到轟炸,溢洪會給北京市區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採取一些預防措施?

父親聽了值班參謀的報告後,因不了解水庫的具體情況,便指示以總參謀部名義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聯繫,請北京市提出意見。吳德聽了總參謀部提出的問題,感到事關重大,經與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研究後,又向周恩來做了報告。周恩來要求北京市革委會派負責幹部到現場實地勘察研究後提出建議。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父親因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留北京值班未參加會,加上他那種除工作外對其他事情一概不過問不打聽的自我封閉作法,使他對「九?一三」之前中央領導層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反常情況並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蘇關係雖有所緩和,但戰爭威脅並沒排除。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是戰備工作,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人跟他“路線交底”或透風。9月13日10時左右,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向幾位副總長傳達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親猶如晴天霹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隨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當時並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周恩來還向父親佈置部隊的戒備工作。

林彪

毛主席與林彪一同檢閱紅衛兵(資料圖)

9月24日,父親隨副總理李先念赴越南訪問,他原定的任務是結束訪問後代表團回國,他一個人留下來,赴越南南方考察戰場,學習越南抗美經驗。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在機場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找父親談話,讓他揭發黃永勝。從此,父親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他在總參工作了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時間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西山的機關住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移交北京衛戍區3師看押,地點不詳,事後我們才知道在北京的通縣管庄。

在此羈押的人員不少,幾棟樓關得滿滿的。每個人由一個班看押,關押條件極其惡劣,關押期間不能與任何親屬見面。父親說這些人里,哪條線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這裏了,林彪事件以後許多年還沒有出去。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就是在這裏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間,父親生死不明,我們承受著巨大壓力。

隨著審查的深入,父親大多數問題被排除了,但在「第一號號令」問題上始終過不了關。被定性為 “林彪政變反革命預演”的 「第一號號令」像一座山似的壓在父親頭上。

1971年底,負責對父親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得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親問定性的根據何在?

「總理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

「這一點也不奇怪,」父親坦然地說:“主席那裏那麼多事情,怎麼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裏的報告根本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到什麼‘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到這個電話稿的編號。”

兩位領導對父親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考慮到主席日理萬機,軍委辦事組經研究後報主席批准,部隊在營區五公里以內的軍事訓練報總參作戰部備案即可。可想而知,像發佈「一號號令」這樣的大動作如何能瞞得住他?林彪“玩弄”這樣的“反革命政變”豈不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號令”既然未經毛澤東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後又為何不予撤銷而仍讓其繼續執行?況且,從1969年4月黨的“九大”後到當年12月,經軍委和總參向全軍發佈內容相近的戰備命令不止一個。拿一個戰備命令的編號大做文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期間對專案組提出的問題,父親憑著記憶,對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所以經常與專案組“頂牛”。

9月15日下午1時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館,溫都爾汗地區氣象好轉,專機2時30分以後可以起飛。我的岳父、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和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三位同志帶著應用物品匆忙動身。

2時45分他們乘坐的伊爾14飛機起飛,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鄰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從飛機往下望去,烏蘭巴托東北烏蘭花的北山上,蘇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正在不停地轉動著,當飛機飛經烏市東南那來赫礦區上空時,一個蘇聯空軍基地盡收眼底。

下午3時45分,飛機在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簡易的機場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豐美而著稱,肯特省的肯特縣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故鄉。該省一位副省長和機場場長前來迎接。大家寒暄了幾句後,蒙方說,中國飛機墜毀現場離這裏還有70公里,趁天氣尚早,可換乘汽車去看看,晚上回溫都爾汗休息。在徵得中方同意後,大家匆匆改乘兩輛嘎斯69和一輛大轎車向目的地出發。

汽車沿著克魯倫河前進。克魯倫河是蒙古境內的一條大河,它向東匯入中國境內的呼倫貝爾湖,注入黑龍江,流進太平洋。

三輛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顛簸了近兩個小時,下午6時左右抵達現場。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條燒焦了的草地和一個高高翹起的噴氣飛機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現場邊緣上,有蒙古哨兵在遊動。

飛機失事現場位於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這是一塊不太規則的長方形丘陵間的盆地,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地勢開闊平坦,牧草茂盛,有膝蓋那麼深,踩下去軟綿綿的。飛機是由北向南降落,著陸點正好是盆地中央,墜毀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的50米擴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許大使環顧了一下現場,在蕭瑟的秋風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覆蓋著白布的屍體分外顯眼。

勘察從現場北端看起,飛機著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機腹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划出的深約20厘米的一道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進入燃燒區,飛機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面越來越廣。至200米處有一段帶舷窗的機身,其東南20米左右處有一段左機翼,上有「……56」號碼;至320米左右處有一扇艙門,門上釘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門東南30米處有一發動機;約400米處有三個連裝座位架和座墊,其東側4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國”二字;機頭在530米處猛烈燒毀,只剩下鑲嵌儀錶的空架子和殘碎機件,機殼都已化為灰燼;機頭正東2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內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邊有一個直徑約40厘米的大洞;機頭以南80米處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燒的草叢中躺著一個完好的輪胎;機頭西北60米處是斜卧著的機尾,它的正南和東面20至40米處各有一個發動機,機尾上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這些標誌明白無誤地顯示這是我國民航256號飛機。

機頭以北50米處散佈著九具屍體,屍體中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櫃,旁邊堆放著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屍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許大使將屍體由北向南編成1至9號。並讓孫一先等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後鑒別確認。根據事後查證,5號屍體是林彪,瘦削禿頂,頭皮綻裂,頭骨外露,眉毛燒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燒焦,牙齒摔掉,舌頭燒黑,脛骨炸裂,肌肉外翻。8號屍體是葉群,是惟一女屍,燒灼較輕,頭髮基本完好,左肋部綻裂,肌肉外翻。2號屍體是林立果,個子較高,面部燒成焦麻狀,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掙扎過。現場遺物中有林立果空軍大院0002號出入證。此外,1號屍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3號屍體是劉沛豐。4號屍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身穿皮夾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燒光。6號屍體是機械師張延奎。7號屍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9號屍體是駕駛員潘景寅。這些屍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屍體不一樣,並非個個焦骨殘骸,而是驅干都完整,大多數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燒傷嚴重,系飛機墜毀時摔撞燃燒所造成的。由於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呈櫻桃紅色,加之停放時間過長,個個僵硬腫脹像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視察完現場後,天色逐漸灰暗下來。雙方人員站在已化為灰燼的飛機機頭旁討論屍體處理問題。高陶布司長一再強調蒙古沒有火化習慣,而且已裸屍三天令人不忍,必須立刻土葬。許文益大使觀察了一下現場,也覺得當地根本沒有火化條件。根據國內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見進行土葬。蒙方建議,失事現場不宜讓死難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習俗,墓地要選在高地上,面向東方,從早到晚都能見到太陽象徵著吉祥。

桑加上校帶著大家踩著沒膝的茅草,先是向東走去,然後又折回來,最後來到飛機主機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說:「這裏地勢較高,向東可以看到失事現場。而且每天迎著剛升起的太陽,葬在這裏好。」他的一片好心不應辜負,許大使決定照他的意見辦,並表示感謝。

桑加上校隨即調來一個班士兵連夜挖墓穴。此時已是晚上8點多鐘,天完全黑透了,氣溫降到2℃左右,冷風刺透衣裳。在汽車大燈的照射下,許大使接見了前來挖坑的士兵。這班士兵還穿著夏季軍裝,在寒風中凍得瑟縮發抖,嘟嘟囔囔頗有怨言。許大使讓孫一先拿來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蒙古民族是一個好飲酒的民族,烏蘭巴托酒廠生產的白酒不好喝,而蘇聯的伏特加度數又不夠,見到有度數這樣高的好酒,戰士們立刻精神抖擻,嘰嘰呱呱興高采烈地開始連夜幹活了。

回到溫都爾汗已是晚上10點多了。中蒙雙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魯倫旅館。洗漱完畢便下樓與蒙方人員一起用餐。由於對方白天在現場態度友好,大家雖然鞍馬勞頓,但心情還算舒暢。蒙方準備的飯菜比較豐盛,為了酬謝蒙方人員的合作,許大使又拿來幾瓶汾酒、一聽罐裝中華香煙和一些罐頭助興。蒙古朋友非常喜歡這種高度數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躍起來了。席間高陶布司長說:「我們已經看了現場,現在應該寫個正式文件,這個問題飯後商量。」許大使趁機詢問他們是否知道飛機失事的具體情況和原因,高陶布說,飛機在空中時沒人看到,但燃燒時火光衝天,有人看到了。至於飛機迫降原因,也許是發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對於第二天安葬事宜,許大使提出四項建議:

1.墓旁立一塊碑,上寫「中國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難九同志之墓,」下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館”。

2.按照蒙古習俗,在墓頂放一件失事飛機的殘骸,如標有「中國民航」字樣的機翼。

3.請蒙方把遇難者的文件和遺物交給中方,我們寫張收條。

4.請蒙方人員幫助畫一張飛機失事現場圖,註明出事地點的經緯度。

高陶布表示他們要研究一下,還要向上級請示。

這頓晚餐吃到將近午夜,中方人員正準備就寢,蒙方又提出馬上商談飛機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時25分,雙方開始第一輪會談,談到凌晨3時結束(談判部分見後)。雙方協議當天為死者舉行安葬,然後雙方回溫都爾汗繼續會談。

9月16日上午10時許,蒙古士兵抬來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屍體旁。大家對九具屍體從不同角度拍照,然後按編號順序入殮。9號屍體因身驅高大而兩手上舉,裝進棺材不能合蓋,蒙古士兵請示是否可以折斷。高陶布司長用目光徵詢許大使的意見,大使痛苦地點了點頭。只聽喀嚓喀嚓的骨折聲入耳森然,之後兩個士兵用勁按住棺蓋釘上釘子,裝殮後由蒙古士兵運往墓地。

墓地位於飛機失事現場西邊1.1公里處,在一塊高地的東坡上。墓穴長10米,寬3米,深1.5米。正準備下葬時,高陶布司長指著剛到的卡車對許大使說,按蒙古習慣,應在屍體上覆蓋紅布、黑布,現在汽車來遲,屍體已經入殮,是否可以把紅布,黑布鋪在棺材上。許大使表示同意,並感謝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後,許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後執鏟做象徵性填土,接著使館其他同志填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隨後,許大使帶領使館人員站成一排,懷著難言的心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向死難者致哀。每具屍體腕上都無手錶,腳上沒有鞋子,看來飛機緊急降落前,為避免衝撞扭傷,機上人員是做了些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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