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松山機場的合影，父子一別，竟成永訣。
白先勇從小對世界就有一種無常感，覺得世上一切東西，有一天都會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時分翻閱父親千張舊照的時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當也是不堪其聽吧？
在台灣的圖書館，白先勇的書屬於「核心收藏」，因為從他的作品裏，能看到近百年中華文化的時空流轉和社會延遷。故而，在海那邊，人們管他叫“永遠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筆，是以小說為開端的。翻開《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獻詞：「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書中的許多人物雖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館，但其靈魂和情感或儲存、或消失在了從前。繼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說《孽子》里，對台灣新生代寫道：“寫給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裏，獨自彷徨街頭，無所歸依的孩子們。”從《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後來的《紐約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歷史主軸上的不斷延伸，滄桑又悠長。由個人延及家國，無不是以文學形式的歷史想像，呈現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懷大陸，活在當下，回望過去以及尋問我們的未來。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細心人則可發現，14篇文章的篇首，均寫有劉禹錫的七言絕句《烏衣巷》：“朱雀橋頭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他為什麼要重複引用？這不屬於個人偏好，應該說，這首古詩承載著白先勇心靈的重負。七百年前，西晉王朝從洛陽東遷至建康；幾十年前，民國政府從金陵（即南京）東遷至台北，世代交替，歷史輪迴，思之，怎不令人傷懷？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誠，哀戚。可以說，白先勇的作品始終貫穿著傷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問：這種心情是什麼？我答：這是濃重的歷史關懷，他把父輩的滄桑、家國的命運和對人類的悲憫，一齊都融匯進去，漫延開來，貫穿下去。當你已經或即將進入「老，病，死」的人生階段，該如何度過自己的最後時光？這是很殘酷的一問，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樣樂呵呵打發餘生。早已跨過中年的白先勇，覺得這不僅僅是性命或壽命的問題。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適。送醫院及時手術，才撿回一條性命。白先勇覺得是上蒼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業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崑曲《牡丹亭》；二是撰寫白崇禧傳記。
白先勇從小對世界就有一種無常感，覺得世上一切東西，有一天都會凋零。一曲歌，一齣戲，於他都會生出莫名的感動和許多思緒來。「美到極致，都有些凄涼。」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這種天生的性靈，使白先勇從水利系的高材生轉到了文學、戲劇和電影。“二三更，千萬聲，搗碎離情。不管愁人聽。”這是元人張可久的一曲“秋夜”，它寫出古代閨婦日夜縈繞之離愁，不堪其聽。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時分翻閱父親千張舊照的時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當也是不堪其聽吧？理由也簡單，白崇禧與白先勇雖為父子，實則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生命，這個圖冊你看到的是一個生命的歷程，敘述的是一個動亂的故事。對詮釋者來說，第一需要的是誠實，最後需要的也是誠實。明明是流血，你說是流淚；明明是崩潰，你說在撤退——別人能這麼干，白先勇不會，不會。我是在無意中，發現了他的誠實。很多年了，一個晚上，我把電視頻道轉到香港鳳凰中文台，正巧是在播出採訪白先勇的一個專題節目——
漂亮的女記者說：「我們知道，您的父親是抗日的。」
白先勇搖搖頭，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女記者又問及「四一二事變」。
白先勇說：「是蔣介石下的命令，是父親動手的。」
事實就是如此。後來，上海舉行大遊行。據說，在「反對白色恐怖」橫標下面，還註明了“白”就是白崇禧。正是具備了驚人的坦承，白先勇才能比較準確地闡釋那些圖片所呈現的具體化場景。他告訴我：這本書里的很多圖注只有短短几句，可自己花了幾天時間才寫成。我信！因為他對每張照片的詮釋，無不是調動了自己的歷史記憶、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儘可能地做到準確，因為惟有準確，才有可能感人，也才可能進入別人的內心。在崑曲《牡丹亭》“幽媾”一折里，杜麗娘是鬼，柳夢梅是人，敷演的是人鬼之間的戀情。舞台上有一盞小小紅紗燈，靠它照亮了空蕩蕩的舞台，真實就是一盞燈，它照亮了厚厚的《父親與民國》。
白崇禧（1893—1966），廣西臨桂人，回族，伊斯蘭教。因用兵機巧、謀略超人，素有「小諸葛」之稱。李宗仁與他並稱“李白”，屬國民黨桂系核心。
白崇禧14歲考入陸軍小學，在保定軍校第三期畢業，時年23歲。後進入廣西陸軍模範營。在模範營里，白崇禧嶄露頭角，如「刀刃之新發於硎，意氣豪邁」。他成名在北伐，以副參謀總長名義，實際負參謀總長全責。自1926年始，運籌帷幄，指揮督戰，歷經兩年的輾轉周折。“從廣州打到山海關”，堪稱“完成北伐第一人”。唐山官民舉的橫標上寫“歡迎最後完成北伐的白總指揮”的照片，就是證明了。
1928年8月1日，白崇禧游故宮，忽見宮裏居然有座「崇禧門」，在門前留影。
馮玉祥，願聽命中央。9月，蔣介石親筆函到達南寧，終於使他們放棄了倒蔣的政治意圖。
在廣西，白崇禧是個受人崇敬的人物。崇敬的原因除了武功，還有文治。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間，他回廣西主持建設。在黃旭初輔助下，以其出色的政治才幹、勵精圖治的精神，按照制定的實業計劃領導廣西各界積極苦幹，終於獲得了「模範省」的榮譽。這個榮譽稱號絕非虛名，廣西確實在礦產、交通、農林、墾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著相當的成就。這也是當時去過廣西的人士所發出的較為一致的好評。其中，以胡適的《廣西印象》為代表。另一位美國人（艾迪博士）還這樣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為近於模範省，凡愛國而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能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8月4日，蔣介石派專機至桂林，將白崇禧接往南京。北伐期間，他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如今再度出任蔣介石委員長最高軍事幕僚長，“兄弟鬩於牆，共御其侮”，蔣桂戰爭的恩怨，因對外抗日而暫時勾銷。
抗戰期間的重要戰役，白崇禧策馬揚鞭，無不參與，如「八一三」淞滬會戰、台兒庄大戰、武漢保衛戰、三次長沙會戰、崑崙關之役。1938年3月24日，台兒庄大戰前夕，蔣介石攜白崇禧飛抵徐州，與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視察隴海前線。每個人心裏都清楚：明天就是惡戰！在鏡頭面前，三人站到了一起。蔣介石當天離開，留下白崇禧，令其協助李宗仁。白先勇久久望著這張相片，慨然道：“多有歷史意義啊，三個國軍領導人一齊站在中日戰史的轉捩點上。”
白崇禧的軍事才能為國共名家所看重，不僅是戰功，還有他的頭腦以及驚人的記憶力，到老還能整段整段地背《史記》、《漢書》。1938年，白崇禧在武漢軍事會議中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與日本人作長期抗戰。」這個建議，立即被軍事委員會最高領袖蔣介石所採納，遂成為抗日最高戰略指導方針，對抗戰全盤策略影響至深、至廣。時間過去了七十餘載，當我重讀白崇禧這段講話，仍為其軍事才幹與遠見卓識而折服。
進入國共內戰，白崇禧和林彪成了生死冤家。先有白崇禧於東北四平街視察，力主追殺林彪余部，後有林彪用數倍兵力包圍，在廣西徹底擊潰白崇禧，同時也結束了他的軍旅生涯。圖謀「劃江而治」的失敗和新桂系兵力的潰散，如寒風撲面，悲涼入骨。有限風光，無端消息，白崇禧獨自漫步在海口的沙灘，做出最後一次的人生抉擇——登上了赴台的飛機。“將軍空老玉門關……讀書人一聲長嘆。”
合上圖冊，我只問白先勇一句：「戰事結束，勝負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蔣。在毛與蔣之間，最後還是選擇了蔣。」
北京東方君悅酒店客房裏，柔和的燈光照著白先勇略顯疲憊的面容。聽了我的問，他激動起來，正色道：「他沒有選擇毛，也沒有選擇蔣，他選擇的是國。」
「國？」
「國！中華民國。」
夜深了。燈下，我俯身端詳這個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驍勇之將。想來，白崇禧不可能到別的地方，因為忠於最初的選擇，才能說是完成了最後的命運。何況他深信自己戎馬一生，功在黨國，地位不可撼動。儘管心底清楚到了台灣，會受到蔣介石什麼樣「待遇」，他還是隻身去了。“孤臣秉孤忠五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義七鯤拓土莫將成敗論英雄”。這是白崇禧於1947年在台南手書鄭成功的楹聯，它很能表達一員武將的心志。其實，不止是白崇禧需要選擇，面對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局，中國知識分子的去從，也是需要掂量和選擇的。陳寅恪為什麼會寫《柳如是別傳》？無非是在敗亡下，內心難以抑制的弔古傷今之情。然而，事情的結尾和愛情的結局又極其相似，最後都是無可奈何的徒然。即使徒然，也讓後人獲得珍貴的感悟：因為我們看到了曾經付出的沉重力量和深厚感情。
到了台灣，蔣介石對白崇禧的恩怨開始了總清算，白崇禧則開始了孤寂落寞的日子。原來，手下百萬雄兵，而今，聽他講話的只有孩子了，仔細打量30盆素心蘭，成為他的安慰與快樂。從前，白先勇與父親離多聚少。來到台北，已是中學生的他，有了觀察社會事物的能力。對父親的政治處境及複雜心境，也有所體會。儘管宅前有警察監視，身後有便衣跟蹤，但白崇禧舉止坦然，安之若素。此時，兒子看到的是一個孤獨者在逼仄窘困中的持守與從容。白先勇覺得父親像歷史上的李廣——一個落難英雄。
1962年12月，白夫人馬佩璋去世。69歲的白崇禧在40天內，每日必躬率子女準時親往墓場念經（回教之規），風雨無阻，從不間斷。彷彿心缺一塊，天塌一方，此後人們發現他一下子老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常常是尋尋覓覓的神情，茫然若有所失。不久，白先勇赴美留學。父親身穿雙排扣棉衣，頭戴毛線帽，親自到松山機場送行。秉性剛毅、不輕易流露情感的白崇禧在寒風中，立於舷梯下，老淚縱橫。
1965年7月，即在李宗仁夫婦投奔大陸後，滿腹心事的白崇禧寫了一封親筆長函，託人交給旅居香港的黃旭初。原來，大陸失敗一直是他痛中之痛，他念茲在茲的仍是反攻大陸與恢復民國之事。信中，無一字談及私誼，通篇都在分析時局和反攻大陸的可能性。——這是白崇禧！兒子如實地在「序」里寫了出來。
不承想父子一別，竟成永訣。如一部傳記所言，母親的離去，留給兒子的是一個愛與美的世界和世俗性記憶；父親的去世，帶給白先勇的是有關尊嚴的歷史記憶。新亭泣罷又蘭亭，觴詠流傳草尚馨。年復一年，父親的嚴格、自尊、智慧，母親的開朗、樂觀、仁愛，都成為思想感情的豐富養分和力量，積澱並內化為白先勇的人格品質。
「回報時代，回報父母，為父母那個時代譜一曲輓歌。」這話是白先勇說的，他兌現了承諾。白崇禧一向要求子女“做事一定要做到底”。白先勇從1960年創辦《現代文學》刊物，到寫小說散文，到搬演青春版《牡丹亭》，再到《父親與民國》、《仰不愧天——白崇禧傳》，五十年來，他把每一件事都做成了，也都做到了底。為此，自己付出了一切。比如，《現代文學》始終沒有接受任何外部資金的援助，當初辦這份刊物需要的創辦資金，完全是由白先勇向家中友人籌募而來，後來則是靠他的薪水，還把父親留下的一棟房子全部貼了進去。為此，即使自己挨罵，也無怨無悔。
作家應具備多種能力，如觀察能力、想像能力和表達能力。在《父親與民國》圖冊里，我覺得白先勇還有一種能力，即詮釋能力。而這種能力又幾乎是無法模仿的。他的圖注有一個特點是不做過多詮釋，把每一行字，都視為步步危棋，下筆克制謹慎。這個時代，算來已有百年，但其中的許多事的對與錯，至今也難判定。時間是個極其強大又極其可怕的力量。即使很大的事件，從更高遠的角度去看的話，並非現在判定是對的，以後就永遠對下去。
「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這是台靜農在《龍坡雜文》序言裏的一句話。它讓我們感受到讀書人經歷飛揚與挫折後的傷感。沒有閱盡興衰，沒有人生體驗，這話是說不出來的。我想，白先勇也是這樣，否則我們不會看到《父親與民國》。
為了記憶，需要我們站出來陳述，陳述真實，陳述經歷。歷史和愛情一樣，只有凝固成記憶，才能持久。
《父親與民國》
白先勇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2年3月
來源：南方周末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南海舞會現場
摘要：江青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東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