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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共和解放軍最大的優良傳統是什麼?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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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共和解放軍最大的優良傳統是什麼?

2021年11月09日 18:39

核心提示:堅持和發揮思想政治優勢是我黨我軍最大的優良傳統,這是舉世公認的,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黨90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和我自己67年的實踐經歷,使我堅信,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是偉大的,可以出凝聚力、出生產力、出戰鬥力、出創造力。

本文摘自:《學習時報》2011年4月11日第07版,

1945年,我在渤海軍區第二分區機關駐地的一間小土屋裏,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60多年來黨始終在我心中,一步也沒有離開過黨。我曾為黨、國家和軍隊取得的每個勝利歡呼過、高興過,也為走過的彎路、遭受的挫折和失誤擔憂過、痛心過。回顧黨的歷史,強大兇惡的敵人沒有戰勝我們,偉大艱巨的任務沒有壓倒我們,多次嚴重的自然災害沒有摧垮我們,各種左和右的失誤錯誤沒有改變我們的方向,國內外局勢的重大變化也沒有影響我們前進的步伐。我們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也有過錯誤和失敗。我覺得,始終牢記思想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堅持和發揮思想政治優勢,是黨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和顯著特徵。黨的思想政治優勢,集中體現在堅定的理想信念,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好群眾工作,堅持思想政治建軍和造就大批優秀領導幹部等方面。這些方面,是我們黨一以貫之地堅持和不斷發展創新的。但在前進中,有些地方和部門丟棄了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削弱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導致了不少問題的發生。我結合親身經歷,聯繫當前實際,進行了一些思索。

一、信仰是共產黨人的第一道防線

回想起當年我走出家鄉、找到八路軍的時候,除了對日本鬼子的滿腹仇恨外,並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在渤海二專署舉辦的青年幹部訓練班上,在用馬蘭紙印刷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小冊子裏,我第一次接觸到了革命的理論。當時,作為一個剛參加革命的農家少年,領會不了那麼多深奧的道理,但是小冊子上那些新鮮、活潑、充滿激情的文字,立刻吸引了我。那時只覺得國家破敗,家鄉淪陷,但不知道該怎麼辦,心裏干着急。學習了這些理論,就像心頭的一盞明燈被撥亮了,就像在山窮水盡的時候,突然有人給你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眼前豁然開朗了。堅定地確立了跟著八路走,跟著共產黨走的人生目標。後來參加了解放戰爭的全過程,在一線連隊工作和戰鬥,艱苦環境的磨練,黨組織的教育指引,戰友和烈士們英雄事迹的激勵,使我懂得了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革命道理。戰爭年代我當指導員時,陪了三任連長,他們都在戰鬥中犧牲了,但一個倒下去,另一個擦乾身上的血跡又頂上來。這是一種什麼力量?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過去革命前輩和先烈面對敵人高官厚祿的引誘,嚴刑拷打的折磨,不繳械投降,不屈膝變節,不改革命初衷,這是什麼力量?是理想信念的力量。雷鋒、焦裕祿、孔繁森,甘當革命的「傻子」,無私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又是什麼力量?這還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綱領和奮鬥目標。對共產黨人來說,理想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可以說,信仰是共產黨人的第一道防線,一旦這道防線被突破了,後果將不堪設想。這方面的例子為數不少。當前,我們黨經過9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擁有近8000萬黨員和領導13億人口的大黨。面對的環境、擔負的任務和經受的考驗,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相比較過去槍林彈雨的生死考驗,歌舞昇平的滿足、糖衣炮彈的「香甜」和燈紅酒綠的麻醉更容易突破人們的思想防線。在新的條件下,一些黨員幹部理想動搖了,信念支柱傾斜了,革命意志衰退了,忘記了江山是怎麼打下來的,把當年入黨的誓言拋在了腦後,不信馬列信鬼神、信關係,把追逐金錢、積累財富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甚至有的高級幹部貪污腐敗,生活腐化,空虛墮落,醜態百出。這些現象,嚴重地腐蝕著我們黨的肌體。我認為,不論社會怎麼發展,經濟怎麼繁榮,即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放棄了對理想信仰的追求,同樣會走向沉淪和沒落。

二、黨的事業成功和發展靠實事求是

90年的實踐經驗證明,實事求是是貫穿黨的指導思想的一條紅線,是黨一脈相承的思想路線的精髓,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歷代領導都十分重視堅持和不斷發展完善的。什麼時候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革命就成功,事業就發展,社會就穩定,人民就幸福;什麼時候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革命就遭受挫折,事業就停滯不前,社會就動蕩,人民就遭殃。

黨的事業成功和發展靠實事求是。在過去的戰爭年代,如果不實事求是,就要流血犧牲,就要打敗仗。所以,黨特別注重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原則。

水稻小麥畝產上萬斤、甚至幾萬斤。我在辦公室對同事說,我們在老家都種過地,畝產幾萬斤,除非把坦克開到地里,重量還差不多。說歸說,但當時我們都堅信,黨是正確的,毛主席是不會錯的。在「文革」中,特別是到了中後期,我對有些問題、有些事件,從思想上慢慢產生了不理解或者迷惑,甚至有些抵觸情緒。當時在部隊裏,很多熟悉和敬重的老首長、老將軍,都被打成了“走資派”、“黑幫分子”等。我從內心接受不了,多次表露過不平的心情,心裏是痛苦的、也是迷茫的。我沒有能力力挽狂瀾,但是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拉幫結派,不搞以人劃線,也不寫“效忠信”。1976年,黨的第一代久負盛望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人們對中國何去何從充滿著疑慮。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果斷出手,粉碎了“四人幫”,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但人們思想上的顧慮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怎麼評價毛主席?我們國家能不能穩定?後來,黨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樣,大家思想上就比較順茬了,認識也逐步趨向一致。當時我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高級系學習,親歷了黨、國家和軍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真理標準大討論、理論務虛會、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傳達等,還先後在人民大會堂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同志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報告,真切地感受到了當時思想解放的大潮和黨實事求是的原則、作風。

新的歷史時期,黨領導全國人民從實際出發,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艱苦奮鬥,探索出了一條真正符合中國發展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和諧穩定。這些也都充分體現著黨的思想政治優勢。

黨在1945年、1981年分別作出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都是對黨的歷史作出的階段性總結,充分體現了黨實事求是的思想和態度。

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有些領導同志,工作指導思想不端正,好說假話空話,對人民群眾的承諾,如同風過樹梢,一吹就散;有的學習外國外地經驗,不顧實情,生搬硬套,照搬照抄,簡單複製;有的好大喜功,下級費盡心思為上級「演戲」,而上級走馬觀花,不求實情,只講一點論,不懂兩分法,無論走到哪裏都是充分肯定,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有的為了裝扮業績,絞盡腦汁,造假指標,搞假統計,報假數字。所有這些,都違背了我們黨一再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黨的事業有著極大的危害。

二、黨的事業成功和發展靠實事求是

90年的實踐經驗證明,實事求是是貫穿黨的指導思想的一條紅線,是黨一脈相承的思想路線的精髓,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歷代領導都十分重視堅持和不斷發展完善的。什麼時候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革命就成功,事業就發展,社會就穩定,人民就幸福;什麼時候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革命就遭受挫折,事業就停滯不前,社會就動蕩,人民就遭殃。

黨的事業成功和發展靠實事求是。在過去的戰爭年代,如果不實事求是,就要流血犧牲,就要打敗仗。所以,黨特別注重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原則。

水稻小麥畝產上萬斤、甚至幾萬斤。我在辦公室對同事說,我們在老家都種過地,畝產幾萬斤,除非把坦克開到地里,重量還差不多。說歸說,但當時我們都堅信,黨是正確的,毛主席是不會錯的。在「文革」中,特別是到了中後期,我對有些問題、有些事件,從思想上慢慢產生了不理解或者迷惑,甚至有些抵觸情緒。當時在部隊裏,很多熟悉和敬重的老首長、老將軍,都被打成了“走資派”、“黑幫分子”等。我從內心接受不了,多次表露過不平的心情,心裏是痛苦的、也是迷茫的。我沒有能力力挽狂瀾,但是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拉幫結派,不搞以人劃線,也不寫“效忠信”。1976年,黨的第一代久負盛望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人們對中國何去何從充滿著疑慮。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果斷出手,粉碎了“四人幫”,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但人們思想上的顧慮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怎麼評價毛主席?我們國家能不能穩定?後來,黨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樣,大家思想上就比較順茬了,認識也逐步趨向一致。當時我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高級系學習,親歷了黨、國家和軍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真理標準大討論、理論務虛會、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傳達等,還先後在人民大會堂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同志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報告,真切地感受到了當時思想解放的大潮和黨實事求是的原則、作風。

新的歷史時期,黨領導全國人民從實際出發,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艱苦奮鬥,探索出了一條真正符合中國發展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和諧穩定。這些也都充分體現著黨的思想政治優勢。

黨在1945年、1981年分別作出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都是對黨的歷史作出的階段性總結,充分體現了黨實事求是的思想和態度。

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有些領導同志,工作指導思想不端正,好說假話空話,對人民群眾的承諾,如同風過樹梢,一吹就散;有的學習外國外地經驗,不顧實情,生搬硬套,照搬照抄,簡單複製;有的好大喜功,下級費盡心思為上級「演戲」,而上級走馬觀花,不求實情,只講一點論,不懂兩分法,無論走到哪裏都是充分肯定,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有的為了裝扮業績,絞盡腦汁,造假指標,搞假統計,報假數字。所有這些,都違背了我們黨一再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黨的事業有著極大的危害。

四、堅持思想政治建軍是我黨的重要法寶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我參加八路軍以來,長期在部隊從事思想政治工作,擔任過黨的小組長、黨支部書記、各級黨委書記以及中央委員。我深切地體會到在軍隊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也深深感受到了黨的政治工作在部隊建設中產生的巨大威力。

淮海戰役最後階段,我們為了圍殲杜聿明集團,和敵人在陳官莊地區對峙20多個晝夜。天寒地凍,雨雪交加,村莊都成了廢墟,群眾早已轉移,我們連隊在野戰工事裏,不能生火做飯,沒有棉衣取暖,就靠著幾把稻草鋪在塹壕里禦寒,但大家沒有說熊話的,沒有叫苦叫累的,都盼著戰鬥打響,去奪取勝利。原因在哪裏?持續不斷、見縫插針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記得縱隊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到我們團,給連以上幹部作動員,講戰場形勢,講敵人的處境,講即將到來的偉大勝利,講得部隊士氣高漲,信心百倍。最後,同大部隊一起全殲了杜聿明集團,我們連也抓了上千名俘虜,勝利地結束了淮海戰役。上世紀80年代中期,軍區的一個軍到老山前線輪戰。前線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氣候惡劣,環境艱苦,但是全體官兵英勇頑強,浴血奮戰,攻必克、守必固,經受住了生死考驗,圓滿完成了一年的輪戰任務。一支多年不打仗的部隊,一旦轉入戰時,為什麼能在短短時間內,取得這麼顯赫的戰績呢?我到前線了解到,他們充分發揮戰地政治工作的威力,響亮地提出了「到貓耳洞裏抓基層」的做法,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個哨位,每一名官兵,極大地激發了官兵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保持了高昂的士氣。1985年,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裁軍百萬,軍區圓滿完成了精簡整編任務。除了嚴格執行命令、加強管理外,主要是靠大量艱苦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還有很多重大艱巨任務的完成、重要時期的轉折和異常困難的克服等等,無不是通過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來保證的。這些都說明,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在軍隊發揮得最為突出、最為有力、最有成效。

這些年來,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試圖改變人民軍隊性質,瓦解社會主義中國的柱石;大力鼓吹軍隊非政治化,妄想使軍隊脫離共產黨的領導;妄圖削弱軍隊思想政治工作,使人民軍隊背離我黨政治建軍的思想。在國內,由於種種複雜原因,也有些人片面地認為,只有戰爭、搶險救災、制止動亂,才能顯出軍隊的價值和重要性,錯誤地認為和平時期不需要養這麼多兵。這些同志恐怕沒有想過,如果沒有幾百萬部隊在那裏鎮守邊關,日夜守衛祖國,我們的國家和人民能這麼安寧嗎?能聚精會神地搞建設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二千多年前孫子就說過:「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今中外,每個國家都對軍隊特別重視,對軍隊的地位和作用都倍加關注。今天,我們更應該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全黨全社會更應該關心這支軍隊、支持這支軍隊。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這支軍隊,千方百計地提高軍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

五、黨的領導幹部是事業成敗的決定因素

我黨的歷史上,造就和湧現出許多傑出的領袖和領導幹部,在各個歷史時期,他們都能順應時代潮流,引領群眾行動,在黨的事業發展壯大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作為黨的卓越領導人,人民軍隊的創建者,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在我們的心目中一直佔有崇高的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我較長時間在福州軍區機關和部隊工作,有幸接觸到很多老紅軍、老將領、老革命,像「旋風司令」韓先楚、“鐵面將軍”王建安,還有“軍中儒將”葉飛、“皮旅旅長”皮定均、著名將領劉培善等等。我直接接受到他們的指示、教誨和嚴厲的批評,親身感受到了他們的品德和風範。他們在戰爭年代南征北戰,大智大勇,戰功赫赫;他們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軍隊,品德高尚;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華,樸實的工作作風,都讓我感到學習不完,受用不盡,成為我後來工作和為人的豐厚政治營養。

黨的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在群眾中樹立什麼樣的形象,具有很大的導向作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國億萬人民中曾廣為傳唱著一首名叫《社會主義好》的歌曲,其中有一段歌詞是:「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說得到,做得到,這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信賴、擁護、愛戴的根本原因所在。說得到,做得到,這六個字中最重要的是“做得到”三個字。這樣,說話辦事才有感召力、引導力和說服力,才能把群眾的力量聚集起來,很好的實現黨的主張。應當說,我們黨的領導幹部整體素質、整體形象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領導幹部身上還存在著消極腐敗現象,一些惰性的、腐朽的東西逐漸滋長起來,嚴重侵蝕著黨的幹部隊伍,損壞了黨的形象。領導幹部要真正發揮模範標杆和力量中堅作用,一靠品德,二靠能力。因此,要純潔品德,就應該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磨練自己,加強黨性修養,增強人格魅力。做到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把人民賦予的權力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平台;自覺維護中央權威,遵守黨的紀律,確保政令暢通,做到清正廉潔,決不能以權謀私、坑民害民;做到秉公用權,以天下為己任,把精力傾注在黨的事業上。要提高能力,就應該努力做到廣學博學,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使自己成為學習型黨員,成為有能力、高素質的幹部。黨員領導幹部只有用好的思想、好的能力、好的作風、好的形象,為普通黨員做表率,才能帶動和凝聚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鬥,推動黨的事業不斷前進。

堅持和發揮思想政治優勢是我黨我軍最大的優良傳統,這是舉世公認的,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黨90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和我自己67年的實踐經歷,使我堅信,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是偉大的,可以出凝聚力、出生產力、出戰鬥力、出創造力。精神的力量有時可以頂一個團、一個軍的作用。我深深地感到,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堅持和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就能激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潛在力量,就能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蹟,我們黨的事業就一定能闊步前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一定能早日實現。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劉少奇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 編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少奇同志雖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是隨著對他批鬥的不斷升級,送給他的文件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領導人之間傳閱的文件。這種文件過去每天少則幾份,多則十幾份;後是停送一切上報中央和中央發出的文件電報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電報;再後來除了只有幾份公開張貼的佈告、報紙和參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電話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了。我想,剝奪少奇同志工作權利和政治待遇的決定絕非一般人所作。沒有工作可做,沒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藥又睡不著覺。這對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少奇同志來說,更是痛苦之極、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辦公室里、院子裏、走廊里這個狹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這些對我們一般人來說,簡直是難得的休閑機會,而對於過去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每時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來說這簡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後來,我看到他把多年來審閱過的一柜子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資料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著看,似乎想藉此而不讓時光虛度,似乎想從中間找到許多不解問題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夥並不想讓少奇同志有絲毫的喘氣機會。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而林彪乘機也大放厥詞:「在黨內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組織路線。」又製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

不久,北京各大報紙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捏造事實,對少奇同志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誣陷攻擊。

從此,社會上又掀起了「打倒劉少奇」的高潮。

這些對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迫於無奈,有人提議:「現在我們以造反派的名義就戚本禹文章中的問題去問少奇同志,然後寫個簡報,表示我們也起來造反了。」

於是,我們拿著《紅旗》雜誌第五期進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這時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著沒有動,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說:「你們坐,我們站著。」這樣,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著。

「我們是來請你答覆問題的。」一同志說。

「可以答覆你們的問題,也願意接受你們的批評,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當成敵人,把我當成敵人,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少奇同志說。

那個拿著《紅旗》雜誌的同志說:「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條罪狀。」剛一說到這裏,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動起來。他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說著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過《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對我說過它是賣國主義的?我又什麼時候說過要當紅色買辦?他們要是光明正大,可以來和我辯論嘛。不是講大辯論嗎?戚本禹為什麼不來同我辯論?誰罷了我的國家主席職務?為什麼要剝奪我的發言權?憲法成了廢紙,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如同火山爆發,他將心中的疑慮和憤慨都倒了出來,我看見他那雙手的指頭都有些顫抖。

光美同志也氣憤地說:「用造謠、中傷、污衊、栽贓的手段定人的罪,誰能接受呢?」

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首都機場歡迎外(資料圖)

一位同志向:「有人說八大報告中有些話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問題的提法等。報告不是大會通過的嗎,怎麼毛主席不同意就通過啦?」

少奇同志順手從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報告,語氣比較平靜地說:「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在報告的另一處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當問到「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八大報告為什麼沒有提」時,少奇同志說:“八大報告中寫不寫毛主席思想,在議論時意見也不統一。不主張寫的人占多數,他們認為毛主席曾多次從宣傳文章中刪去這個提法,看來毛主席並不主張到處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那時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還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寫進報告也不會影響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是都在宣傳嘛,只不過沒有像現在這樣宣傳就是了。”

當問到所謂「61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時,少奇同志的聲音雖然稍大了點但還是比較平靜的,他說:“1931年前後,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幹部,由於國民黨的搜捕和叛徒的出賣,被捕人獄,一直失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時,有人說,這些同志在被國民黨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後在監獄裏表現也很堅強,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黨支部,同國民党進行著英勇的鬥爭,並一直和我地下黨保持著聯繫。他們的刑期大多數已坐滿,但要履行個手續才能被釋放。我想:要設法營救他們,如果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就不好辦了,很有可能會把這批人給殺掉。9·18事變以後,在瀋陽獄中的共產黨員不是就被全部殺害了嗎。因此,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了黨中央,請中央決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覆:同意這樣辦。”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了,並怒氣沖沖地站起來去拉他辦公桌的抽屜,嘴裏說著:「這個事我已向毛主席寫了申訴。」這時,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說:“你是寫給毛主席的,在這裏拿出來也沒有用。”他才扭過身子,靠在抽屜那裏,但怒氣未消,“這批人出獄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論,幾十年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現在說成是叛徒集團,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說毛主席不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中央名義答覆的,還是以個人名義答覆的?」有人又問。

少奇同志很不耐煩地大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去間文革小組的人,去問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釋:「當時毛主席不是總書記,可能不知道。」

後來,少奇同志在書面答覆中,說是張聞天同志簽的字,還提到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

少奇同志穩定了一下情緒說:「這批人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有的有城市工作經驗,有的有自區工作經驗,有的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在後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也證明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絕大部分是我們黨的骨幹。王明路線時,白區的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許多好同志都犧牲了,難道這61位同志讓國民黨反動派都殺了我們就舒服了?現在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集團,將來,我們黨的歷史怎麼寫?」這簡直是血與淚的控訴啊!

大家覺得不能再問下去了,就把事先寫在一張紙上的八個問題留下讓他用書面形式予以答覆。

第二天,我們就向中央辦公廳寫了個質問劉少奇的情況彙報。我們學著造反派的口氣說:我們勒令劉少奇必須在幾天之內答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講少奇同志答辯的情況。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簡報上登出了我們的舉動,說我們也開始造反了。

過了幾天,少奇同志寫出書面答覆,我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並罵我們「這樣做是為劉少奇開脫罪責」。

其實大家心裏都很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迫於形勢,演戲給別人看的。但是即使這樣,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責備自己,為什麼還要在那樣的場合下給少奇同志心靈的傷口上再撤一把鹽?幾十年來,我常常在心裏乞求著少奇同志的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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