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 編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少奇同志雖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是隨著對他批鬥的不斷升級，送給他的文件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領導人之間傳閱的文件。這種文件過去每天少則幾份，多則十幾份；後是停送一切上報中央和中央發出的文件電報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電報；再後來除了只有幾份公開張貼的佈告、報紙和參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電話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了。我想，剝奪少奇同志工作權利和政治待遇的決定絕非一般人所作。沒有工作可做，沒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藥又睡不著覺。這對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少奇同志來說，更是痛苦之極、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辦公室里、院子裏、走廊里這個狹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這些對我們一般人來說，簡直是難得的休閑機會，而對於過去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每時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來說這簡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後來，我看到他把多年來審閱過的一柜子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資料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著看，似乎想藉此而不讓時光虛度，似乎想從中間找到許多不解問題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夥並不想讓少奇同志有絲毫的喘氣機會。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而林彪乘機也大放厥詞：「在黨內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組織路線。」又製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
不久，北京各大報紙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捏造事實，對少奇同志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誣陷攻擊。
從此，社會上又掀起了「打倒劉少奇」的高潮。
這些對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迫於無奈，有人提議：「現在我們以造反派的名義就戚本禹文章中的問題去問少奇同志，然後寫個簡報，表示我們也起來造反了。」
於是，我們拿著《紅旗》雜誌第五期進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這時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著沒有動，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說：「你們坐，我們站著。」這樣，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著。
「我們是來請你答覆問題的。」一同志說。
「可以答覆你們的問題，也願意接受你們的批評，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當成敵人，把我當成敵人，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少奇同志說。
那個拿著《紅旗》雜誌的同志說：「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條罪狀。」剛一說到這裏，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動起來。他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說著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過《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對我說過它是賣國主義的？我又什麼時候說過要當紅色買辦？他們要是光明正大，可以來和我辯論嘛。不是講大辯論嗎？戚本禹為什麼不來同我辯論？誰罷了我的國家主席職務？為什麼要剝奪我的發言權？憲法成了廢紙，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如同火山爆發，他將心中的疑慮和憤慨都倒了出來，我看見他那雙手的指頭都有些顫抖。
光美同志也氣憤地說：「用造謠、中傷、污衊、栽贓的手段定人的罪，誰能接受呢？」
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首都機場歡迎外（資料圖）
一位同志向：「有人說八大報告中有些話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問題的提法等。報告不是大會通過的嗎，怎麼毛主席不同意就通過啦？」
少奇同志順手從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報告，語氣比較平靜地說：「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在報告的另一處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當問到「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八大報告為什麼沒有提」時，少奇同志說：“八大報告中寫不寫毛主席思想，在議論時意見也不統一。不主張寫的人占多數，他們認為毛主席曾多次從宣傳文章中刪去這個提法，看來毛主席並不主張到處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那時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還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寫進報告也不會影響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是都在宣傳嘛，只不過沒有像現在這樣宣傳就是了。”
當問到所謂「61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時，少奇同志的聲音雖然稍大了點但還是比較平靜的，他說：“1931年前後，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幹部，由於國民黨的搜捕和叛徒的出賣，被捕人獄，一直失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時，有人說，這些同志在被國民黨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後在監獄裏表現也很堅強，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黨支部，同國民党進行著英勇的鬥爭，並一直和我地下黨保持著聯繫。他們的刑期大多數已坐滿，但要履行個手續才能被釋放。我想：要設法營救他們，如果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就不好辦了，很有可能會把這批人給殺掉。9·18事變以後，在瀋陽獄中的共產黨員不是就被全部殺害了嗎。因此，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了黨中央，請中央決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覆：同意這樣辦。”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了，並怒氣沖沖地站起來去拉他辦公桌的抽屜，嘴裏說著：「這個事我已向毛主席寫了申訴。」這時，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說：“你是寫給毛主席的，在這裏拿出來也沒有用。”他才扭過身子，靠在抽屜那裏，但怒氣未消，“這批人出獄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論，幾十年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現在說成是叛徒集團，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說毛主席不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中央名義答覆的，還是以個人名義答覆的？」有人又問。
少奇同志很不耐煩地大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去間文革小組的人，去問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釋：「當時毛主席不是總書記，可能不知道。」
後來，少奇同志在書面答覆中，說是張聞天同志簽的字，還提到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
少奇同志穩定了一下情緒說：「這批人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有的有城市工作經驗，有的有自區工作經驗，有的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在後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也證明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絕大部分是我們黨的骨幹。王明路線時，白區的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許多好同志都犧牲了，難道這61位同志讓國民黨反動派都殺了我們就舒服了？現在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集團，將來，我們黨的歷史怎麼寫？」這簡直是血與淚的控訴啊！
大家覺得不能再問下去了，就把事先寫在一張紙上的八個問題留下讓他用書面形式予以答覆。
第二天，我們就向中央辦公廳寫了個質問劉少奇的情況彙報。我們學著造反派的口氣說：我們勒令劉少奇必須在幾天之內答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講少奇同志答辯的情況。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簡報上登出了我們的舉動，說我們也開始造反了。
過了幾天，少奇同志寫出書面答覆，我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並罵我們「這樣做是為劉少奇開脫罪責」。
其實大家心裏都很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迫於形勢，演戲給別人看的。但是即使這樣，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責備自己，為什麼還要在那樣的場合下給少奇同志心靈的傷口上再撤一把鹽？幾十年來，我常常在心裏乞求著少奇同志的原諒。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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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墜機現場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軍事家」，是威名遠揚的“常勝將軍”，一生戎馬倥傯，用兵如神，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他指揮了兩個，揮師四野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他為什麼出此下策出逃國外，以至滿盤皆輸、身敗名裂呢?
本書將帶你走入歷史，深入探討圍繞「九一三」事件的種種猜測、傳聞和爭論。
因油料不夠而緊急迫降
按說，林彪座機最緊張的是三個階段：一是能否從北戴河起飛；二是起飛後會不會遇到麻煩，比如遭攔截包括被擊落；三是越過國境後會不會被蘇蒙方面防空部隊 誤以為轟炸機或偵察機而擊落。當這三個階段都僥倖闖過去之後，它只要放心大膽地向預定的伊爾庫茨克飛就是了，為什麼要冒險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飛機沒有油了。
按規定三叉戟飛機滿載油量為22噸，續航能力5小時(其中包括 1個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但9月12日傍晚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時，加油15噸。從北京飛山海關，半個小時略多，用油2.5噸，這時油箱中有油12.5噸。13日凌晨256號從北戴河倉皇起飛時，沒來得及加油。從北戴河到溫都爾汗約1100公里，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原地盤旋了一圈。空中飛行時間1小時53分，加之飛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較多，這樣飛機上就只剩下2.5噸上下的油了，而這時油箱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還不能使用。它要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照此油量，不要說伊爾庫茨克飛不到，就是烏蘭巴托也飛不到。在此情況下，飛行員只有野外迫降，別無選擇。(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頁、第277頁)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後不久，空軍參謀長梁璞作出的。
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因沒趕上登機而倖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樣的分析。他說：「山海關機場起飛時，飛機上的油量只有12噸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飛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計算在內，最多只能飛行兩個小時。」因此，潘景寅在飛行1小時53分鐘後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頁)
一系列主客觀原因
導致迫降失敗
無疑，潘景寅斷然決定迫降是正確的，但為什麼又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呢？這裏面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判斷失誤，沒有弄清飛機的準確位置。飛機墜毀地點位於溫都爾汗東北僅60公里(空中直線距離)，而溫都爾汗就有個簡易機場，跑道是從草原上軋出來的，周圍的地勢非常平坦開闊。256號三叉戟飛到那裏降落，油量是完全夠的。但是，潘景寅卻沒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錯把迫降現場當做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或者潘景寅壓根不知道溫都爾汗有個簡易機場，他只是急切地選擇個地勢平坦的去處做迫降場用。由於飛機上沒有領航員，也沒有地面導航，精神高度緊張的潘景寅很難弄清自己的確切位置。儘管如此，潘景寅能選擇地勢開闊平坦的蘇布拉嘎盆地，該盆地是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到處覆蓋著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場，已屬不易。(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頁)
整個城市漆黑一團。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處著名的貝爾赫瑩石礦沒有停電，有燈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燈光的地方看成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至於地形，平坦之中其實暗藏危險，中間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3.面對特情緊張過度，操縱失當。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擔心的是擦地後飛機起火爆炸，這就必須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盤旋20分鐘，但潘景寅沒有這樣做，很可能考慮到長時間盤旋會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脅。他雖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準備，但迫降的著陸動作並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結果造成飛機接地後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後彈起、傾覆、折斷，然後起火爆炸。
4.技術欠佳，難逃厄運。潘景寅儘管是挑選出來的，但駕駛三叉戟飛機的技術還未到嫻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於1971年8月份三叉戟專機維修改裝就緒後，他試飛了幾次，去過山海關機場，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飛機拉林立果去山海關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飛了一次東北航線，有人看到他情緒不好，問怎麼啦？他說「落地」問題還是不理想(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原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正因為他技術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處，在突發情況面前也就很難處理好了。
潘景寅的飛行技術，並不算最好。師長時念堂回憶說：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內向，不那麼開朗，話極少。他的優點是非常沉穩，但也由此帶來腦子有點「木」。他飛伊爾-18時，就飛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駕伊爾-18飛往山海關機場，“撞”上雷雨，下不來了，怎麼也對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後艙，上去把潘景寅換下來，這才讓飛機落了地。陳聯炳 (飛三叉戟的團副參謀長)對我說了好幾次，叫我快點飛三叉戟，我們說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飛機的設計對迫降極為不利。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熱起火。自三叉戟問世以來，國內外還沒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駕駛技術再高明，也難以彌補飛機設計上固有的缺陷，何況潘景寅的技術水平還不是最精。
關於幾種傳聞的由來和匡正
1.飛機是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嗎
這種說法，一度甚為流行，根據是飛機上有個大洞。
據最先到達墜機現場視察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證實，飛機機翼的翼根處，的確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邊還有兔耳朵形的細長洞兩個。一開始，他曾懷疑這個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導彈打的。但進一步探查這個洞的底部，卻發現並未穿透，機翼另一面完好無損。而大洞周圍不規則的鋁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導彈打的，怎麼可能不穿透機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經過仔細觀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終否定了自己一開始的認識。(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但是，也還有人堅持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擊落的。張寧在《塵劫》一書第278頁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用導彈擊落了林彪座機。那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的飛機，這位二炮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針對機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開的大洞的情況，編造「新式導彈」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彈頭打進飛機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導彈。況且，在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導彈。就是到了30多年後21世紀的今天，我國這樣射程的地空導彈也未問世。
1971年10月，周恩來陪同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交易會，送別外賓離境後，應邀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說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內情。會上，有人遞條子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看完條子，非常嚴肅、鄭重地說了下面一席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容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1972年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中央召開的會議上，針對有人提出中央為什麼不阻攔林彪的飛機而讓他跑掉的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林彪是我們黨的副主席，葉群給我打電話說他要在天上轉一轉，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哪一個(周恩來用右手食指指著與會人員)敢下決心把它攔截下來？攔截副統帥的專機，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
這就清楚地說明，中國方面是根本不會擊落林彪的專機的。(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確實弄清飛機墜毀的原因，中央命令空軍成立專家組，對飛機墜毀的原因作出結論報告。空軍專家組由著名空戰英雄、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王海(後來擔任空軍司令員)牽頭，成員有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後來，公安部也派人參加。空軍專家組明確認為：「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機身上引起種種猜測的大洞，是飛機上油箱裏的油同時向外燃燒爆炸時形成的。”(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還有兩個更有力的證據：第一，林彪專機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沒有部署地對空導彈。第二，林彪專機墜毀地點離國境線360公里左右，那時我方根本沒有能打這麼遠的防空導彈。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斷升級換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飛機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嗎
如果說林彪座機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麼會不會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呢？
的確，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在中蒙邊境駐紮有大量軍隊，其中包括雷達、防空和航空兵部隊。中國方面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夜深人靜時突然深入蒙背境內，其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孫一先認為，事實上，蘇蒙方面的雷達部隊並沒有及時發現越境的三叉戟飛機，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處於休假狀態，蘇蒙軍隊官兵鬆懈麻痹，值班不認真，沒有發現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飛機保持中低空飛行，有效地躲過了地面雷達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凌晨曾發現一架飛機深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多小時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故延誤了近9個小時，直到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事務局。也正是這次突發的空情，檢驗出蘇軍的防空系統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專程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既然蘇蒙方面連空情都沒有及時發現，還能談到發射地空導彈或出動殲擊航空兵擊落林彪座機嗎？(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孫一先的說法並不完全準確，蒙古方面雖然沒有擊落三叉戟，但他們的雷達還是發現了目標，這是根據我偵聽部隊獲悉的情報得知的。9月13日22時15分，空軍司令部報告說：18時04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起火墜落，因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接到這份報告，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並相應做了緊急戰備部署。
2009年前後，又出現了蘇蒙方面擊落林彪座機的新說法。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古達舍夫·里薩特·薩拉甫京諾維奇(中文名「顧大壽」)新近出版了回憶錄《我的中國生涯》，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時，蘇聯駐華使館派他到溫都爾汗實地查看、現場的經過。他寫道：“林彪、葉群、林立果乘坐軍用飛機急匆匆地從北戴河機場起飛，但是，他們在越出中國國境後，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空軍雷達發現中國一架軍用飛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空，錯誤地把它當做是偵察機。“(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顧大壽沒有明確地說出林彪座機是被蒙、蘇哪方擊落的，他這裏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無法自圓其說：既然被擊落，機上人員的屍體為何完整無損呢？
3.飛機是在空中遇到麻煩了嗎
有人懷疑，林彪座機或許是空中遇到了麻煩，比如機械方面出現了故障，再比如氣象方面遇到了困難。
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轉手買來的同類飛機中最好的一架，機組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在政治、思想、技術、作風方面均過得硬的幹部，飛機的維護保養是無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術方面的故障。而且從北戴河起飛時，飛機狀況是好的。周恩來查問飛機時，胡萍回答吳法憲並授意潘景寅說飛機有點故障，是為了欺騙周恩來，掩蓋陰謀。至於天氣情況，也無異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中說：「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上空有二至四級的雲，能見度50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孫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頁)這就是說，林彪座機的墜毀，與飛機機械和天氣狀況無關。
退一步講，如果飛機空中遭遇機械故障，直接的後果要麼發生爆炸，要麼失去控制，無法操縱。王海肯定地認為，「飛機不是在空中爆炸的。」他的理由是失事現場留下了一道相當長且清晰的迫降軌跡，飛機殘骸散佈呈帶狀且比較集中，機上人員屍體也非常完整且散佈在一小片面積內。如果是凌空爆炸，殘骸和現場根本不會是這個樣子。如果飛機失去控制，也不可能做出一系列基本符合迫降特徵的動作。(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4.飛機上發生了槍戰或搏鬥嗎
從理論上說，飛機上發生槍戰或搏鬥，足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機毀人亡。而墜機現場又發現了7支手槍，2支微型衝鋒槍，43發子彈，這就更給機上槍戰搏鬥說提供了佐證。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已把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這家報紙的意思是，飛機上發生了激烈槍戰，導致飛機無法操縱而墜毀。
如果發生槍戰，至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他有槍；第二，他對林彪叛逃以死相拼。從飛機上的乘員來分析：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絕不可能搏鬥，司機楊振剛也不可能；潘景寅在聚精會神駕駛飛機，也難有搏鬥的可能；唯一有可能的是3名機務人員，但這3名機務人員沒有配備武器，手槍在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手裏，林立果也不可能到飛機上給他們發槍。那麼，沒有槍，怎麼向林彪射擊呢？退一步講，從當時人們的思想實際出發，林彪是大名鼎鼎的副統帥，即使他們明知道是倉皇起飛，即使他們感到情況異常(他們未必就知道是向蒙古、蘇聯方向飛)，但他們會有膽量向副統帥開槍嗎？
所傳，飛機墜毀前機上發生過搏鬥？根據對飛機墜毀現場和飛機殘骸進行的技術研究，以及對屍體進行的法醫鑒定，沒有發現搏鬥的痕迹。9具屍體都沒有任何彈孔。幾具屍體頭部的血跡，是飛機爆炸時撞傷和急速甩出時摔傷所致。外電傳林彪屍體有槍擊的‘蜂窩狀窟窿’，純屬無稽之談。” (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杜1988年版，第175頁)
王海也肯定地認為：「飛機墜毀前機內沒有發生過搏鬥。機上3個機械師沒有帶槍的可能，他們知道飛機是未經批准強行起飛，但並不知道飛機要去哪裏，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黨叛國，因此不會允許他們攜帶武器。」(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頁)從他們的屍體分佈在林彪屍體周圍看，倒像是保護的樣子。
但是，前面提到的顧大壽的回憶卻持異議。他說：「溫都爾汗地區乾燥炎熱，死者的殘骸埋在沙里，所以還沒有腐化。我們在飛機的艙壁上發現子彈的彈孔，這些彈孔的邊緣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斷定子彈是從飛機裏面射擊的。這說明機艙內曾經發生了搏鬥，還使用了武器。至於在飛機墜毀之前，機艙裏面發生過什麼事情很難說。但是，可以肯定飛機墜毀不是由於機艙裏面的射擊所致，因為飛機墜落下來，著起火來，並發生了爆炸。」(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頁)
都是現場目擊者，是否發生槍戰卻說法迥然有異。哪一種說法更真實可靠呢？
5.潘景寅有可能發難嗎
儘管飛機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駕駛員，給他的夜間駕駛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從另一方面講，又給潘景寅本人創造了極大的機遇。他起飛後改變航向，很可能是在葉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誘下進行的，並非出於本願，事先也缺乏思想準備。如果他堅決反對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後的嚴重後果，他很可能拚死鬥爭，不惜機毀人亡來粉碎林彪的企圖。但是，潘景寅有人為破壞的可能嗎？
王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到了空軍專家組的意見：「駕駛員潘景寅當時也不可能進行了搏鬥，這一點可從他當時的政治和現實思想情況及飛機起飛前後的情況判斷出來。9月12日深夜，林彪一夥是倉皇出逃的，登機時沒有正常舷梯，是從工作梯爬進機艙的，這些情況駕駛員當然清楚。林彪一夥登機後，駕駛員沒有得到航管部門的指令就匆匆開車，飛機先滑入草地，以後轉入滑行道，然後強行起飛，由於操作慌亂，256號飛機的機翼航行燈撞到了加油車的加油口上，這有事後在山海關機場撿到的256號飛機航行燈玻璃碎片為證。這一切都是駕駛員自覺所為，他當然也就不可能隨後在飛機上進行搏鬥。」(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頁)
潘景寅起飛前接到過截然不同的兩種命令，他最終還是起飛了，僅此一點，就可以判斷他不會搏鬥。他是軍人，服從命令是其天職。給他下命令的，有林彪、葉群，有吳法憲，他當然聽林彪、葉群的。
此外，從飛機有操縱、有準備的迫降的情況看，潘景寅也沒有發難的可能。
倒是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盤旋了一圈，給人們對潘景寅，對機上情況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提供了無限思索的空間。
但是，潘景寅的死卻是個難以下結論的問題。潘景寅死後，長時間沒有哪一級組織或領導為他做結論，不少人懷疑甚至公開聲稱他是林彪死黨。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談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鄧小平的話，只能說是他的一個判斷。但正是因為有了鄧小平這個話，198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民政部門發給了潘景寅的家屬應有的撫恤金。(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頁)
6.可靠的結論是什麼
林彪座機究竟是如何墜毀的，這曾引起周恩來的極大關注。當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專程回國向他報告墜機現場情況時，他就指示要切實弄清墜機原因。此後，他親自到西郊機場，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飛機。他還指示空軍司令部組織專家組，給中央寫出專題報告。空軍專家組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搞清了飛機墜毀的真實原因。1972年5月 19日，專家組向中央提交了報告。報告中專家組的結論是：
我們根據大量證據認定：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有這樣幾點：其一，失事發生的場地是經過有意選擇的。在溫都爾汗附近這片戈壁灘上，這塊地點地勢是比較平坦的，飛機著陸的方向也刻意進行了選擇，這些情況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他在飛機接地前主動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前開縫翼只有人工操縱才有可能打開。其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迹，主輪胎良好，仍有氣壓，這說明在迫降時飛行員沒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這一切都表明，256號飛機當時是在飛行員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動作出了使飛機迫降的選擇。
根據各種情況判斷，256號飛機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地實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飛行員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其二，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時，極易造成油箱破裂、機翼折斷，引起燃燒爆炸；其三，當時飛機倉促起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飛機迫降時正是夜間，又處在完全陌生的區域，一個飛行員難以應付種種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當時256號飛機之所以要在溫都爾汗實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為該機油料不夠。這架飛機是倉促起飛，準備工作不充分，沒有加滿油料；在外逃時該機又長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飛行，低中空飛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點前後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進行野外降落。另外，因為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又沒有導航，當日恰逢暗夜，飛行員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確位置，飛機是在這種情況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0頁)
到墜機現場視察過，並回國當面向周恩來彙報過的駐蒙古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對專家組的報告評價甚高。他說：「這個研究報告作出的結論，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許大使和我們視察現場後，向國內報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國向周總理當面彙報中的分析，雖然是比較膚淺的，但並沒有搞錯。」(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頁)
（本文摘自《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價：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