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墜機現場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軍事家」，是威名遠揚的“常勝將軍”，一生戎馬倥傯，用兵如神，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他指揮了兩個，揮師四野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他為什麼出此下策出逃國外，以至滿盤皆輸、身敗名裂呢?
本書將帶你走入歷史，深入探討圍繞「九一三」事件的種種猜測、傳聞和爭論。
因油料不夠而緊急迫降
按說，林彪座機最緊張的是三個階段：一是能否從北戴河起飛；二是起飛後會不會遇到麻煩，比如遭攔截包括被擊落；三是越過國境後會不會被蘇蒙方面防空部隊 誤以為轟炸機或偵察機而擊落。當這三個階段都僥倖闖過去之後，它只要放心大膽地向預定的伊爾庫茨克飛就是了，為什麼要冒險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飛機沒有油了。
按規定三叉戟飛機滿載油量為22噸，續航能力5小時(其中包括 1個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但9月12日傍晚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時，加油15噸。從北京飛山海關，半個小時略多，用油2.5噸，這時油箱中有油12.5噸。13日凌晨256號從北戴河倉皇起飛時，沒來得及加油。從北戴河到溫都爾汗約1100公里，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原地盤旋了一圈。空中飛行時間1小時53分，加之飛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較多，這樣飛機上就只剩下2.5噸上下的油了，而這時油箱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還不能使用。它要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照此油量，不要說伊爾庫茨克飛不到，就是烏蘭巴托也飛不到。在此情況下，飛行員只有野外迫降，別無選擇。(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頁、第277頁)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後不久，空軍參謀長梁璞作出的。
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因沒趕上登機而倖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樣的分析。他說：「山海關機場起飛時，飛機上的油量只有12噸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飛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計算在內，最多只能飛行兩個小時。」因此，潘景寅在飛行1小時53分鐘後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頁)
一系列主客觀原因
導致迫降失敗
無疑，潘景寅斷然決定迫降是正確的，但為什麼又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呢？這裏面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判斷失誤，沒有弄清飛機的準確位置。飛機墜毀地點位於溫都爾汗東北僅60公里(空中直線距離)，而溫都爾汗就有個簡易機場，跑道是從草原上軋出來的，周圍的地勢非常平坦開闊。256號三叉戟飛到那裏降落，油量是完全夠的。但是，潘景寅卻沒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錯把迫降現場當做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或者潘景寅壓根不知道溫都爾汗有個簡易機場，他只是急切地選擇個地勢平坦的去處做迫降場用。由於飛機上沒有領航員，也沒有地面導航，精神高度緊張的潘景寅很難弄清自己的確切位置。儘管如此，潘景寅能選擇地勢開闊平坦的蘇布拉嘎盆地，該盆地是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到處覆蓋著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場，已屬不易。(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頁)
整個城市漆黑一團。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處著名的貝爾赫瑩石礦沒有停電，有燈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燈光的地方看成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至於地形，平坦之中其實暗藏危險，中間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3.面對特情緊張過度，操縱失當。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擔心的是擦地後飛機起火爆炸，這就必須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盤旋20分鐘，但潘景寅沒有這樣做，很可能考慮到長時間盤旋會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脅。他雖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準備，但迫降的著陸動作並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結果造成飛機接地後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後彈起、傾覆、折斷，然後起火爆炸。
4.技術欠佳，難逃厄運。潘景寅儘管是挑選出來的，但駕駛三叉戟飛機的技術還未到嫻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於1971年8月份三叉戟專機維修改裝就緒後，他試飛了幾次，去過山海關機場，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飛機拉林立果去山海關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飛了一次東北航線，有人看到他情緒不好，問怎麼啦？他說「落地」問題還是不理想(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原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正因為他技術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處，在突發情況面前也就很難處理好了。
潘景寅的飛行技術，並不算最好。師長時念堂回憶說：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內向，不那麼開朗，話極少。他的優點是非常沉穩，但也由此帶來腦子有點「木」。他飛伊爾-18時，就飛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駕伊爾-18飛往山海關機場，“撞”上雷雨，下不來了，怎麼也對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後艙，上去把潘景寅換下來，這才讓飛機落了地。陳聯炳 (飛三叉戟的團副參謀長)對我說了好幾次，叫我快點飛三叉戟，我們說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飛機的設計對迫降極為不利。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熱起火。自三叉戟問世以來，國內外還沒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駕駛技術再高明，也難以彌補飛機設計上固有的缺陷，何況潘景寅的技術水平還不是最精。
關於幾種傳聞的由來和匡正
1.飛機是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嗎
這種說法，一度甚為流行，根據是飛機上有個大洞。
據最先到達墜機現場視察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證實，飛機機翼的翼根處，的確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邊還有兔耳朵形的細長洞兩個。一開始，他曾懷疑這個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導彈打的。但進一步探查這個洞的底部，卻發現並未穿透，機翼另一面完好無損。而大洞周圍不規則的鋁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導彈打的，怎麼可能不穿透機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經過仔細觀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終否定了自己一開始的認識。(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但是，也還有人堅持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擊落的。張寧在《塵劫》一書第278頁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用導彈擊落了林彪座機。那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的飛機，這位二炮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針對機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開的大洞的情況，編造「新式導彈」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彈頭打進飛機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導彈。況且，在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導彈。就是到了30多年後21世紀的今天，我國這樣射程的地空導彈也未問世。
1971年10月，周恩來陪同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交易會，送別外賓離境後，應邀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說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內情。會上，有人遞條子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看完條子，非常嚴肅、鄭重地說了下面一席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容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1972年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中央召開的會議上，針對有人提出中央為什麼不阻攔林彪的飛機而讓他跑掉的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林彪是我們黨的副主席，葉群給我打電話說他要在天上轉一轉，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哪一個(周恩來用右手食指指著與會人員)敢下決心把它攔截下來？攔截副統帥的專機，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
這就清楚地說明，中國方面是根本不會擊落林彪的專機的。(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確實弄清飛機墜毀的原因，中央命令空軍成立專家組，對飛機墜毀的原因作出結論報告。空軍專家組由著名空戰英雄、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王海(後來擔任空軍司令員)牽頭，成員有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後來，公安部也派人參加。空軍專家組明確認為：「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機身上引起種種猜測的大洞，是飛機上油箱裏的油同時向外燃燒爆炸時形成的。”(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還有兩個更有力的證據：第一，林彪專機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沒有部署地對空導彈。第二，林彪專機墜毀地點離國境線360公里左右，那時我方根本沒有能打這麼遠的防空導彈。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斷升級換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飛機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嗎
如果說林彪座機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麼會不會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呢？
的確，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在中蒙邊境駐紮有大量軍隊，其中包括雷達、防空和航空兵部隊。中國方面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夜深人靜時突然深入蒙背境內，其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孫一先認為，事實上，蘇蒙方面的雷達部隊並沒有及時發現越境的三叉戟飛機，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處於休假狀態，蘇蒙軍隊官兵鬆懈麻痹，值班不認真，沒有發現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飛機保持中低空飛行，有效地躲過了地面雷達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凌晨曾發現一架飛機深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多小時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故延誤了近9個小時，直到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事務局。也正是這次突發的空情，檢驗出蘇軍的防空系統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專程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既然蘇蒙方面連空情都沒有及時發現，還能談到發射地空導彈或出動殲擊航空兵擊落林彪座機嗎？(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孫一先的說法並不完全準確，蒙古方面雖然沒有擊落三叉戟，但他們的雷達還是發現了目標，這是根據我偵聽部隊獲悉的情報得知的。9月13日22時15分，空軍司令部報告說：18時04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起火墜落，因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接到這份報告，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並相應做了緊急戰備部署。
2009年前後，又出現了蘇蒙方面擊落林彪座機的新說法。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古達舍夫·里薩特·薩拉甫京諾維奇(中文名「顧大壽」)新近出版了回憶錄《我的中國生涯》，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時，蘇聯駐華使館派他到溫都爾汗實地查看、現場的經過。他寫道：“林彪、葉群、林立果乘坐軍用飛機急匆匆地從北戴河機場起飛，但是，他們在越出中國國境後，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空軍雷達發現中國一架軍用飛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空，錯誤地把它當做是偵察機。“(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顧大壽沒有明確地說出林彪座機是被蒙、蘇哪方擊落的，他這裏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無法自圓其說：既然被擊落，機上人員的屍體為何完整無損呢？
3.飛機是在空中遇到麻煩了嗎
有人懷疑，林彪座機或許是空中遇到了麻煩，比如機械方面出現了故障，再比如氣象方面遇到了困難。
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轉手買來的同類飛機中最好的一架，機組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在政治、思想、技術、作風方面均過得硬的幹部，飛機的維護保養是無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術方面的故障。而且從北戴河起飛時，飛機狀況是好的。周恩來查問飛機時，胡萍回答吳法憲並授意潘景寅說飛機有點故障，是為了欺騙周恩來，掩蓋陰謀。至於天氣情況，也無異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中說：「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上空有二至四級的雲，能見度50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孫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頁)這就是說，林彪座機的墜毀，與飛機機械和天氣狀況無關。
退一步講，如果飛機空中遭遇機械故障，直接的後果要麼發生爆炸，要麼失去控制，無法操縱。王海肯定地認為，「飛機不是在空中爆炸的。」他的理由是失事現場留下了一道相當長且清晰的迫降軌跡，飛機殘骸散佈呈帶狀且比較集中，機上人員屍體也非常完整且散佈在一小片面積內。如果是凌空爆炸，殘骸和現場根本不會是這個樣子。如果飛機失去控制，也不可能做出一系列基本符合迫降特徵的動作。(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4.飛機上發生了槍戰或搏鬥嗎
從理論上說，飛機上發生槍戰或搏鬥，足以導致飛機失去控制，機毀人亡。而墜機現場又發現了7支手槍，2支微型衝鋒槍，43發子彈，這就更給機上槍戰搏鬥說提供了佐證。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已把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9顆子彈，呈蜂窩形。這家報紙的意思是，飛機上發生了激烈槍戰，導致飛機無法操縱而墜毀。
如果發生槍戰，至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他有槍；第二，他對林彪叛逃以死相拼。從飛機上的乘員來分析：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絕不可能搏鬥，司機楊振剛也不可能；潘景寅在聚精會神駕駛飛機，也難有搏鬥的可能；唯一有可能的是3名機務人員，但這3名機務人員沒有配備武器，手槍在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手裏，林立果也不可能到飛機上給他們發槍。那麼，沒有槍，怎麼向林彪射擊呢？退一步講，從當時人們的思想實際出發，林彪是大名鼎鼎的副統帥，即使他們明知道是倉皇起飛，即使他們感到情況異常(他們未必就知道是向蒙古、蘇聯方向飛)，但他們會有膽量向副統帥開槍嗎？
所傳，飛機墜毀前機上發生過搏鬥？根據對飛機墜毀現場和飛機殘骸進行的技術研究，以及對屍體進行的法醫鑒定，沒有發現搏鬥的痕迹。9具屍體都沒有任何彈孔。幾具屍體頭部的血跡，是飛機爆炸時撞傷和急速甩出時摔傷所致。外電傳林彪屍體有槍擊的‘蜂窩狀窟窿’，純屬無稽之談。” (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杜1988年版，第175頁)
王海也肯定地認為：「飛機墜毀前機內沒有發生過搏鬥。機上3個機械師沒有帶槍的可能，他們知道飛機是未經批准強行起飛，但並不知道飛機要去哪裏，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黨叛國，因此不會允許他們攜帶武器。」(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頁)從他們的屍體分佈在林彪屍體周圍看，倒像是保護的樣子。
但是，前面提到的顧大壽的回憶卻持異議。他說：「溫都爾汗地區乾燥炎熱，死者的殘骸埋在沙里，所以還沒有腐化。我們在飛機的艙壁上發現子彈的彈孔，這些彈孔的邊緣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斷定子彈是從飛機裏面射擊的。這說明機艙內曾經發生了搏鬥，還使用了武器。至於在飛機墜毀之前，機艙裏面發生過什麼事情很難說。但是，可以肯定飛機墜毀不是由於機艙裏面的射擊所致，因為飛機墜落下來，著起火來，並發生了爆炸。」(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頁)
都是現場目擊者，是否發生槍戰卻說法迥然有異。哪一種說法更真實可靠呢？
5.潘景寅有可能發難嗎
儘管飛機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駕駛員，給他的夜間駕駛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從另一方面講，又給潘景寅本人創造了極大的機遇。他起飛後改變航向，很可能是在葉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誘下進行的，並非出於本願，事先也缺乏思想準備。如果他堅決反對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後的嚴重後果，他很可能拚死鬥爭，不惜機毀人亡來粉碎林彪的企圖。但是，潘景寅有人為破壞的可能嗎？
王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到了空軍專家組的意見：「駕駛員潘景寅當時也不可能進行了搏鬥，這一點可從他當時的政治和現實思想情況及飛機起飛前後的情況判斷出來。9月12日深夜，林彪一夥是倉皇出逃的，登機時沒有正常舷梯，是從工作梯爬進機艙的，這些情況駕駛員當然清楚。林彪一夥登機後，駕駛員沒有得到航管部門的指令就匆匆開車，飛機先滑入草地，以後轉入滑行道，然後強行起飛，由於操作慌亂，256號飛機的機翼航行燈撞到了加油車的加油口上，這有事後在山海關機場撿到的256號飛機航行燈玻璃碎片為證。這一切都是駕駛員自覺所為，他當然也就不可能隨後在飛機上進行搏鬥。」(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頁)
潘景寅起飛前接到過截然不同的兩種命令，他最終還是起飛了，僅此一點，就可以判斷他不會搏鬥。他是軍人，服從命令是其天職。給他下命令的，有林彪、葉群，有吳法憲，他當然聽林彪、葉群的。
此外，從飛機有操縱、有準備的迫降的情況看，潘景寅也沒有發難的可能。
倒是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盤旋了一圈，給人們對潘景寅，對機上情況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提供了無限思索的空間。
但是，潘景寅的死卻是個難以下結論的問題。潘景寅死後，長時間沒有哪一級組織或領導為他做結論，不少人懷疑甚至公開聲稱他是林彪死黨。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談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鄧小平的話，只能說是他的一個判斷。但正是因為有了鄧小平這個話，198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民政部門發給了潘景寅的家屬應有的撫恤金。(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頁)
6.可靠的結論是什麼
林彪座機究竟是如何墜毀的，這曾引起周恩來的極大關注。當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專程回國向他報告墜機現場情況時，他就指示要切實弄清墜機原因。此後，他親自到西郊機場，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飛機。他還指示空軍司令部組織專家組，給中央寫出專題報告。空軍專家組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搞清了飛機墜毀的真實原因。1972年5月 19日，專家組向中央提交了報告。報告中專家組的結論是：
我們根據大量證據認定：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有這樣幾點：其一，失事發生的場地是經過有意選擇的。在溫都爾汗附近這片戈壁灘上，這塊地點地勢是比較平坦的，飛機著陸的方向也刻意進行了選擇，這些情況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他在飛機接地前主動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前開縫翼只有人工操縱才有可能打開。其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迹，主輪胎良好，仍有氣壓，這說明在迫降時飛行員沒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這一切都表明，256號飛機當時是在飛行員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動作出了使飛機迫降的選擇。
根據各種情況判斷，256號飛機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地實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飛行員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其二，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時，極易造成油箱破裂、機翼折斷，引起燃燒爆炸；其三，當時飛機倉促起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飛機迫降時正是夜間，又處在完全陌生的區域，一個飛行員難以應付種種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當時256號飛機之所以要在溫都爾汗實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為該機油料不夠。這架飛機是倉促起飛，準備工作不充分，沒有加滿油料；在外逃時該機又長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飛行，低中空飛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點前後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進行野外降落。另外，因為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又沒有導航，當日恰逢暗夜，飛行員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確位置，飛機是在這種情況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0頁)
到墜機現場視察過，並回國當面向周恩來彙報過的駐蒙古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對專家組的報告評價甚高。他說：「這個研究報告作出的結論，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許大使和我們視察現場後，向國內報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國向周總理當面彙報中的分析，雖然是比較膚淺的，但並沒有搞錯。」(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頁)
（本文摘自《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證》，張聿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價：38.00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南海舞會現場
摘要：江青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東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