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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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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2021年11月22日 19:24

「文革」前的江青(左)和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類的話。

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

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面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

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志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志說,已被胡耀邦同志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28年3月,剛剛從黃埔軍校高級班畢業的黃公略,受時任國民黨獨立第5師第1團團長彭德懷之邀,來到南縣與彭德懷商議籌辦隨營學校之事。

晚飯後,彭德懷叫來幾個人召開秘密會議。會上,黃公略為了試探彭德懷等人的革命立場,刻意與彭德懷唱反調,說出讚頌蔣介石的話,差點被彭德懷的手下弟兄用毛巾勒死。幸虧黃公略身上藏有廣州市委開具的一封共產黨員證明信,才使彭德懷等解除誤會。

同年4月,獨立第5師隨營學校成立,黃公略任副校長。首批145名學員,日後絕大部分都成為了紅軍骨幹。

1928年7月,黃公略、彭德懷先後率部起義,並在平江勝利會合,宣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

10月,彭德懷、滕代遠率主力部隊前往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4軍會師;黃公略留守湘鄂贛邊區,肩負起保衛和擴大湘鄂贛根據地的重任。

1930年1月,江西紅軍組建紅6軍,黃公略擔任軍長兼軍委書記。他率領紅6軍在贛西南的廣大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到1930年底,贛西南已有34個縣建立紅色政權,原來零星的紅色割據政權由此發展成為有統一領導、連成一片的大塊紅色革命根據地。

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魯滌平在給蔣介石發去的電報中,無奈地寫道:「贛西南的80歲老翁到3歲小孩都是共匪」。

這年7月,毛澤東在從汀州向長沙的行軍途中,親眼目睹了贛西南蘇區紅紅火火的革命氛圍,揮筆寫下了《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以「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的詞句,激情謳歌了欣欣向榮的贛西南蘇區,高度評價了黃公略的革命功績。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多人,發動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12月25日,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羅坊召開了聯席會議。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主張,但很多人不理解,擔心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根據地遭到損失,主張到贛江西岸的敵占區去打。黃公略總結了打長沙的教訓,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使「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得以通過。最終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活捉了敵18師師長張輝瓚。

不久,不甘心失敗的蔣介石又糾集20萬大軍,由軍政部長何應欽指揮,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

面對強敵,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一方面軍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秘密集結於東固地區,耐心等待戰機的出現。

5月15日,國民黨軍公秉藩第28師從富田出發,大搖大擺地進入了紅軍伏擊圈。霎那間,隨著一聲信號槍響,數千顆手榴彈從天而降,輕重機槍和步槍交叉猛擊。黃公略一聲令下,上萬名紅軍戰士跳出掩體,如猛虎般沖向敵陣。驚慌失措的敵軍根本來不及部署抵抗,全師一萬餘人悉數被殲滅。

戰後,毛澤東寫下《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以“飛將軍自重霄入。”的詩句讚頌黃公略率領紅軍戰士英勇殺敵的雄姿。

在此後半個月的時間裡,紅一方面軍主力橫掃700里,殲敵3萬餘人,粉碎了敵人第二次「圍剿」。

1931年6月,剛剛慘敗而歸的蔣介石再次調集30萬重兵,自任「圍剿」軍總司令,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

1931年9月15日,標誌著第三次反「圍剿」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最後一戰——方石嶺戰鬥剛剛結束,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追殲逃敵凱旋之後,率領部隊向瑞金轉移。

下午3時左右,當部隊行至東固六渡坳小憩時,突然三架敵機從山後飛了出來。黃公略立刻從隱蔽的土房裏衝出,指揮紅軍官兵就地隱蔽,同時命令機槍手對空射擊。很快,敵機發瘋似地沖向黃公略,伴隨著一陣「噠噠噠」的掃射聲,黃公略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之中。

當晚7時,黃公略終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壯烈犧牲,年僅33歲。

毛澤東親筆寫下輓聯:「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如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降;革命戰爭有功,游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後世繼君來。」

青山不老,綠水長流,黃公略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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