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員本色
江青被捕之後，關押在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監獄裏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關押在秦城監獄內一幢單獨的兩層小樓里。這幢樓只關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層的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裏有衛生間，也有書桌、椅子、床。她可以看書，也可以看報。房門上設有觀察洞，獄警通過觀察洞監視著江青的一舉一動。
從1978年2月起，汪東興組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武警幹部大隊，從十三個省抽調了近三百名幹部。這個幹部大隊專門負責秦城監獄要犯的看管。
幹部大隊分成三個中隊：
一個中隊看管「劉少奇線上」和“文革線上”的人。所謂「劉少奇線上」的人，是由於當時劉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關劉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稱之為「劉少奇線上」的人。所謂“文革線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這些人。
另一個中隊看管「林彪線上」的人，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還有一個中隊則看管"四人幫’線上”的人，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還成立了「女子分隊」，江青便屬於這個分隊看管。
江青在獄中住了一段時間，漸漸習慣。她焦躁的情緒慢慢安定下來，不再罵罵咧咧，不再咒罵「修正主義」。她喜歡看書。她的注意力漸漸被書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幫」的高潮過去之後，江青在外界也漸漸被人們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獄中的安靜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為萬眾關注的焦點。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義路一號人頭濟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這裏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內中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已死，出庭受審的是十名主犯，人稱「十惡不赦」。
下午三時整，庭長江華宣佈開庭。
三時十五分，江華宣佈「傳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經四年多沒有公開露面的江青，在兩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審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據云，在出庭前，她為自己下了三條「決心」：
“一、永遠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應有的志氣；
二、絕不向修正主義者低頭；
三、堅持真理，不認罪、不怕死。”
據副庭長伍修權回憶：在開庭之前，「我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褲子上的褶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盡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註：伍修權，《往事滄桑》，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據云，江青在關押期間，每日聞雞起舞，鍛煉身體，為的是上法庭「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說：“造反有理，坐牢；革命無罪，受刑；殺頭坐牢，無上光榮。”
開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訴書的副本，便提出：「我身體越來越壞了，不知還能不能支撐到宣判？如果身體不行，能不能缺席判決？」
不言而喻，江青在試探能不能躲過公開審判這一關。
當她的要求被明確地否定之後，她又提出：「在戲曲里，審訊皇太后的時候，皇太后是坐在那裏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裏？」
江青在囹圄之中，還要擺「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覆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許你坐的時候，你可以坐。」
最後，江青又提出要請個「顧問」。
江青說：「我身體不好，易忘，易激動；有時候感情一激動會說不出話來。因此想請個顧問，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說話。我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同顧問商量。」
她得到的答覆是：「無法替你請‘顧問’，但是你可以請律師。作為辯護律師，對於委託辯護的被告人提出的問題，只要與案子有關，都會作出答覆，這也可以說是起了‘顧問’的作用。」
於是，江青要求請律師。
請誰當她的律師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個人：
第一個是史良。江青說，史良是大律師，又是女的，比較合適。
江青得到這樣的答覆：「史良現在不是律師，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為你辯護。」
第二個是劉大堅。
江青說，過去毛主席接見他時，她見過他。
其實，江青把他的名字記錯了，他叫劉大傑，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這時，劉大傑已經去世，無法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第三個是周建人。
周建人，魯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後，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紀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無法自己指定律師，就要求特別法庭為她請律師。
特別法庭經過研究，決定為江青請兩位律師：一位是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特別法庭辯護組組長張思之，另一位是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刑法專家朱華榮。
1980年11月13日，兩位律師在司法部律師公證司司長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監獄。到了秦城監獄，那裏的賈政委向律師介紹了江青的近況，然後安排他們會見江青。
會見室就在秦城監獄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樓底層，在關押江青的房間的隔壁。
兩位律師在會見室坐定後，政委從隔壁把江青帶了進來。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頂帽子。她見了兩位律師，顯出從未有過的「謙虛」，居然給兩位律師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開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兩位律師的簡介，我都看了。兩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師，這很好。不過，我知道你們很可能是鄧小平、葉劍英派來的。雖說這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黨內鬥爭嘛……”
張思之律師聽到這裏，不客氣地打斷了江青的話：「現在不是‘黨內鬥爭’的問題，你是作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被起訴！」
江青馬上反駁：「我是反革命？可笑！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才是反革命！他們要起訴我，我倒要起訴他們呢！他們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襲擊，把我逮捕，把我扔進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個小時沒人管我，這是非法綁架……」
這麼一來，變成律師與江青進行「法庭辯論」了。
朱華榮律師一看，這樣下去，雙方會僵持，就轉移了話題，問江青有什麼不清楚的法律問題，需要他們幫助解答。
於是，江青向他們提出一連串問題：什麼叫公訴？公訴她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朱華榮律師一一作了答覆。
江青聽罷，說道：「按照憲法、國法、黨紀，我都沒有罪！我請你們，是要你們替我跟鄧小平、葉劍英辯，不是讓你們代表他們跟我辯。你們要好好學習《五一六通知》，好好學習《十六條》，好好學習《九大政治報告》……」
張思之律師明確向她指出：「律師要看什麼文件，律師自會安排。現在的問題是，你要不要請律師？」
江青說要考慮一下。這樣，她結束了與兩位律師的談話。
過了一會兒，江青告訴監管人員：「那個姓張的律師，我不要；我先要那個姓朱的律師吧。」
後來，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傅志仁律師，和朱華榮律師一起，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1980年11月22日，朱華榮律師和傅志仁律師去秦城監獄與江青談話。
這一回，江青見了兩位律師，沒有鞠躬，卻親自給兩位律師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訴書，上面寫滿她的批語。江青說：「起訴書完全否定了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江青指著那些批語說：「你們要根據我的意見，批駁起訴書，為我進行辯護，作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師向江青指出：「律師只能按照事實和法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惱怒了：「你們也是那邊的人！你們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師！」
這樣，江青拒聘了律師。
（本文節選自《「四人幫」的興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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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本文來源於《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一）事變前的交涉
日本既決定「武裝佔領東三省」，即從二十年六月起，製造“萬寶山事件”、“朝鮮排華事件”、“中村事件”，來激動日本軍民“用強硬手段，解決滿洲中日現存之困難”。但是表面上，仍透過外交形式，由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與我方之榮臻廳長、臧式毅主席，進行交涉。幾月來，一方在必有所得，一方則虛與委蛇，當然不會獲得協議。林久治郎在交涉中看出我方在推拖敷衍，曾告知榮、臧兩氏：“日本軍方不耐了，你們必須有具體的答覆。”而我們認為這是日本外交上慣用的虛聲恫嚇，絕沒有想到會大規模來侵犯。同時，總以為這許多年來，一切問題，都敷衍過去了，這次也能敷衍過去。因此，既無應變的計劃，更無應變的準備。到了「九一八」日軍攻擊北大營時，榮、臧才在驚疑中向林總領事交涉“立刻制止日軍行動”。林答：“全不知情，正向軍部探詢。”隨後臧主席又找林久治郎詢問日軍真意所在。林支吾其辭地說：“軍方行動，無權過問，外交官只能向東京請示。”延至十九日上午二時，日軍攻勢益急。榮、臧再約林總領事詢問究竟，林已避不見面。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榮、臧束手無策，軍政即入無主狀態。瀋陽就在十九日上午被日軍佔領。永吉、長春、四平街等地，也同時失陷。這一次的國恥，也就是這樣造成的。
（二）「九一八」的起因
息兵，以免為外患所乘，陷國家於危亡之域。日人之陰謀詭計，又未得售。可是日本還希冀張氏幡然改圖，是以在張出關的前一日（六月二日），其芳澤公使，猶攜譯員晉謁，鼓其如簧之舌稱：「將以絕大之助力，迫退南軍，俾得劃江而守，中分天下。」求賞的條件，則為：一、吉會路接軌；二、葫蘆島築港停止；三、打通路改線而已。張仍嚴詞拒之，並謂：“此我家事，於貴方何與？吾寧受南軍之繳械，不願借貴方之助，以保持小朝廷。”言時詞色俱厲，極予芳澤以難堪。至此，日人也認清楚了他終不為所用，在憤恨之餘，竟一切不顧，使出最後的一著——置張氏於死地。其後，張學良繼起，凜於家仇國難，便於十七年十二月底，毫不理會日本的多次警告及多方阻撓，毅然決然的，舉遼、吉、黑、熱四省以效忠國民政府，助成中國的統一。到十九年，閻、馮叛變，張氏又力排日本的干涉，於九月十八日發出“巧”電〔張司令長官申討閻、馮的“巧”電，是十九年“巧”日（九月十八日）發出的；日軍選定二十年（巧）日（九月十八日）攻擊瀋陽北大營，這恐怕不只是一個“巧”合的故事〕申討，派軍入關。閻、馮瓦解，中國復歸於統一。中國的統一，是日本“滿蒙政策”的死對頭，結果發生了「九一八」事變。
（三）「九一八」前東北軍政情形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以陸海空軍副司令職位駐在北平行營，並養病於協和醫院，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事務由軍事廳長榮臻代行。東北邊防駐吉副司令長官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父喪在錦州。東北邊防駐江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因公留北平。東北特區（哈爾濱）行政長官張景惠駐哈爾濱。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瀋陽。當時東北軍政，實際上是由榮臻、臧式毅負責，亦即爾後日本對中國辦理交涉的對象。
東北軍力方面，時東北空軍代司令張煥相駐瀋陽，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在葫蘆島。陸軍為自陸軍獨立第七旅至第三十旅（中央給的番號），共二十四個步兵旅（裝備精良而有戰力的，不過十六個旅）。分佈在平、津及河北、察哈爾兩省者十二個旅，遼寧四個旅，吉林八個旅。騎兵為一、二、三、四、六共五個旅，駐河北省兩旅，遼、吉、黑省各一旅。炮兵為獨立六、七、八共三個旅，主力在平津一帶。遼寧省防軍為東邊鎮守使於芷山所屬步兵兩團，騎兵一團。洮遼鎮守使張海鵬步兵一團，騎兵兩團。黑龍江有省防軍三個旅，蘇炳文即當時之黑龍江陸軍步兵第一旅旅長兼呼倫貝爾警備司令，馬占山為黑龍江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兼黑河鎮守使。
（四）北大營被攻的經過
事變當時，我任陸軍獨立第七旅第六二○團團長，本旅共轄六一九、六二○、六二一等三個團。旅長為王以哲，第六一九團團長張士賢，第六二一團團長何立中（因公在北平）。只有本團第一營駐皇姑屯，第六二一團三個直屬連駐東北嘴子（瀋陽城東）營房，北大營營房是坐北向南並列者，第六一九團在東，第六二一團在西（外牆距南滿鐵路二三百公尺不等），旅部及本團在中間。日軍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北大營的本旅。
話，始知旅長在城內，又叫六二一團電話，已無人接聽，復問第六一九團張團長也不在營。至十一時將過，才得知第六一九、第六二一兩團，已分別向東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動，只有就營房及已有的簡單工事，作戰鬥準備。到十二時，接奉旅長由城內來電話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後即失去聯絡。“等候”不等於“挨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我決心還擊，這是“自衛”必要的手段，雖和「不抵抗」衝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話，詢問情況，並嚴令「不准抵抗」。我答稱：“敵人侵吾國土，攻吾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願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本團官兵勢不能持槍待斃。”榮廳長當即指示：“將槍彈繳庫。”我答：“在敵人炮攻之下，實在無法遵命，我也不忍這樣執行命令。”榮廳長又問：“你為什麼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並無撤出的命令。”榮廳長又指示說：“那麼你就撤出營房，否則你要負一切責任。”電話也告中斷。正在準備撤退的時候，敵人步兵四百餘人，已向本團第二營開始攻擊，我即下令還擊，斃傷敵人四十餘名。就在敵人攻擊頓挫之際，忍痛撤出北大營，正為十九日上午五時。本團第五連連長陳顯瑞負傷，士兵傷亡十九人。次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公佈“日軍死傷一百二十餘名”，乃是為了擴大“中國軍隊滋事”的反宣傳，並不確實。
本團撤出北大營後，即沿瀋海鐵路向山城鎮（柳河縣屬）前進，行至鐵嶺縣大甸子鎮，和由瀋陽脫險的旅長相遇，本旅在山城鎮及東豐縣（縣長為現任「監察委員」王冠吾先生）附近，略事收容整頓，王旅長命令我代理旅長職務，他要自山城鎮乘火車經永吉、長春，先往錦州。我就指揮本旅又經鐵嶺越過南滿鐵路，於九月二十九日，分別從彰武縣、新立屯兩地車運錦州，即調駐北平。
（五）對榮臻的建議
到達錦州的當時，我隨王旅長（二十五日到錦州），晉見已由瀋陽化裝來錦的榮廳長，在報告撤出北大營之後，榮廳長即說：「我們已將這次事變經過情形，報告中央，經由外交途徑，向國際聯盟申訴。現在將駐遼寧的部隊，向遼河以西移動；吉林的部隊，駐地太分散，先將主力在長春、永吉以北地區集結；黑龍江部隊不動，暫維持現狀。等待國際變化。不過萬主席（福麟）仍留北平，刻在此地（錦州）的張主席（作相）一二日內也要前往天津。吉、黑兩省軍政失去重心，還有許多問題。」我聽了以後，很是驚異，當即未加思索地說：“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靠自己的奮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與其往後退以待變，莫如向前進以求變。”榮廳長冷笑著說：“你有何高見？”我答：“按目前情況，萬主席應該趕快從北平回齊齊哈爾（黑龍江省會），穩定黑龍江局面。張主席即日赴哈爾濱，指揮在吉林的部隊，收復長春、永吉（通往齊齊哈爾、哈爾濱的鐵路，並無阻礙），並把遼寧的部隊集結起來，若覺得兵力不足，應將在關內的部隊調回一部，派人統一指揮，收復瀋陽，局勢仍然可以轉圜。”我說到此處，榮廳長又笑著問：“這樣大的事情，就像你說的這樣容易嗎？”我答：“我個人認為應當這樣做，如果有困難，您可以轉向北平建議和請示。”榮廳長稍豫一下說：“再說吧。”看情形不便再說下去，我即先行辭出。位卑言高，自然不會被採納的。當日晚，本團由錦州車運北平。在赴北平火車中默想，日軍侵犯吾國土，佔領吾城市，在軍人的立場來講，沒能夠拼之於敵人攻城攻地的當時，也應不計成敗利鈍，和敵人拼之於失城失地的今日。坐視不前，反向後走，總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過錯。
（六）在李頓調查團作證
國聯李頓調查團從瀋陽回到北平以後，要我去作證。王旅長率同我們三個團長及我方譯員張歆海（前駐荷蘭公使），於二十一年六月十日上午十時，到達北京飯店，接受詢問。屆時調查團的五位團員全體出席。李頓爵士開口就說：「本調查團曾到瀋陽北大營現場。」接著即詢問王旅長「九一八」事變當時日軍攻擊北大營全體經過，均由旅長答覆。李頓爵士隨又拿起一張日軍給他的北大營寫照地圖，對我詢問下列幾點：一、“你看這張地圖是否正確？”我答：“正確。”二、“你的部隊，是否駐在這所營房（以手指圖）？”我答：“是的。”三、“日軍在這所營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隊擊死擊傷共一百二十餘名，你是否知道？”我答：“知道，但是據我的正確估計，日軍死傷不會超過五十名。”四、“依你的觀察，日軍傷亡以少報多，其用意何在？”我答：“我認為這是和日軍當時自己炸毀這一段南滿鐵路（以手指圖），借口‘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突向北大營攻擊，同一用意。”五、“你們攻擊日軍的理由是什麼？”我答：“我們並沒有進到日軍所在地的兵營，向之攻擊，而是日軍侵犯吾國土，攻擊吾兵營，我軍被迫還擊，是‘自衛’的必要手段。”李頓爵士頷首未語，並轉問其他團員有無問題，僅義大利籍團員馬克迪伯爵說：“這是正當行動。”作證即在十二時結束。
國聯根據李頓調查團報告，於二十二年二月，宣佈日本為侵略國。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在二十一年一月，發表不承認日本非法侵略的領土，並要英國與美國聯合對日本提出嚴重抗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初，採取試探行動。如果當時英、美共同出面干涉，根據國聯決議，壓迫日本撤兵，未必不能實現，這樣就可以消弭第二次世界大戰。但英國外相西門，拒絕了史汀生的要求，因之，國聯中幾個強國，也就沒有對日本制裁的決心。日本看穿了英、美不採取聯合行動，國聯的權勢，又是紙老虎，於是蠻橫狂妄地退出國際聯盟，並肆無忌憚地續行侵略。
李頓調查團到達瀋陽時，瀋陽郵政局義大利籍的副局長普萊第在他給李頓爵士備忘錄中曾指出：「如果列強不在東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三年，他的祖國義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亞。」英國著名學者凱士博士，於一九四○年所著《戰禍的原因》一書的結論中，也曾說：“從滿洲事變中，墨索里尼學會一課重要的課程。所以西門爵士，不能不對這次戰爭，負有一部分責任。”其實學會這一課重要的課程，豈止墨索里尼一人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誠然是禍首罪魁，又何嘗不是由於列強縱容所致的呢？
（七）「不抵抗」的由來
「九一八」之夜，我兩次接奉電話命令：「不抵抗，等候交涉。」“不准抵抗……否則你要負一切責任。”這就是事後備受輿論攻擊的“不抵抗主義”了。當時榮廳長主張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據二十一年的日記，知道「不抵抗」出自“不與反抗”的「魚」電，那是二十年九月六日，張司令長官從北平發給榮臻廳長的原電云：
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當夜事變發生，榮廳長用長途電話向北平報告的是十時三十分鐘以前的情況，那時日軍只是炮擊北大營。瀋陽其他各處，都沒有變化。張司令長官基於累日日軍演習司空見慣一點，仍令遵照「魚」電指示辦理。等到瀋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佔領瀋陽，實已超出“尋事”的範圍太大。現在回頭想起來，“不與反抗”，系以“尋事”為條件，當不會以“佔領”為條件。如果北平當局所得為“全面佔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魚」電，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
迄今我總為「不抵抗」並不是“主義”，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在當時瀋陽軍政負責人員，昧於情勢，事前未能提高警覺，來防備敵人的侵襲。臨時又未能適應情況，作權宜積極的處置。遂於倉皇失措中以「不抵抗」應付問題，實為一件最大的錯誤。
（八）「九一八」後果的總結與教訓
「九一八」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個沉痛的日子。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在中國東北的瀋陽、永吉（吉林省會）、長春、四平街等地同時發動攻擊，第二天佔領上述各地。二十一年一月二日，日軍佔領了東北三省；一月二十八日發動上海事變；三月九日導演偽滿洲國。二十二年三月四日，佔領熱河省。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導演偽蒙古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長期抗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攻襲珍珠港，引發世界大戰。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向中、美、英、蘇四國無條件投降。日本軍閥窮兵黷武，蹂躪東亞，中間經過十四年，終遭慘敗。幸我總統保障日本天皇地位，並且以德報怨，打破歷史前例，不參加武裝佔領，不索取任何賠償，簽訂中日和約，才得有日本今日之統一與復興。
「九一八」瀋陽北大營的炮聲，不但演變為中日戰爭，而且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其結果，日本固然遭受慘敗的痛苦，然而也造成戰後中國大陸被關入鐵幕，整個亞洲之陷於混亂。
（九）東北地位的重要
中國的東北為近代史中，最煊耀，最重要的地方。為這個地方，起了日俄戰爭，而日俄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奏；為這個地方，起了「九一八」事變，而「九一八」事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現在中共與蘇俄之軍事對抗，可能發生之決戰區域，也將在這個地方。
東北對我國關係的重大，地理其一，資源其二，中國失去了東北，即失去了北面國境的控制，失去了東北，即失去了龐大的工業資源，便要永遠成為外來勢力控制的殖民地，要復興，也就失去了有力的憑藉。東北失去，華北受到直接威脅，由是而中國失去了獨立自主的地位。
由於其地位之重要，正是日本要侵佔東北，蘇俄要奪取東北之原因和目的。日本田中奏摺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是日本所認識的東北戰略價值。至於蘇俄則如帝俄時代的陸軍大臣，柯魯波提金（日俄戰時俄軍總司令）的回憶錄所說：“不論沙皇主義者或共和主義者，都是俄國人，每一個俄國人，都不能離開俄羅斯民族的根本要求。這個根本要求是，俄羅斯為亞洲到歐洲去的後門，要保護這個後門，俄國人必須掌握住俄羅斯民族的天然境界。這個天然境界是從新疆伊犁河到海參崴劃一條直線，線內地區，必須由俄羅斯民族佔領。”這一觀點已為列寧及斯大林所接受，而成為蘇俄之國策。這是蘇俄所認識的東北戰略價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俄進軍東北，就是柯魯波提金的老路線。
從史實來看，日俄兩個侵略者，對我東北之侵佔、奪取，有異曲同工的陰謀詭計，給我們國家帶來不可言喻的重大災難。
中國近百年來的禍患，可以說是完全導源於東北。「九一八」事變，如果能夠給我們一種教訓的話，那應該是使我們更相信東北是中國之生命線。無東北，即無中國。東北的存亡，實和中國的存亡有連帶關係。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我們自己不能利用，固然無從強國。若被旁人得去利用，反能使我們亡國。所以我們認為只有獨立自主的中國政權在東北建立起來之後，中國才得安全，亞洲始有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