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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政治碰撞使毛澤東下定決心「批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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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政治碰撞使毛澤東下定決心「批鄧」

2021年12月01日 22:25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摘自《偉人之間:毛澤東與鄧小平》(連載),余伯流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後,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確地提出了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口號。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中說:

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毛澤東同志去年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現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國際方面的鬥爭,事情很多。國內也有許多事情要做,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這就是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未料,這個提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後來批評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

其實,「三項指示為綱」,何罪之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又錯在哪裏呢?

有人說,毛澤東在1975年實際上是實行了一種「雙軌制」:一方面讓江青等人“抓革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七個指頭”的成果;另一方面讓鄧小平等人“促生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個指頭”的問題,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產”。

此話不無道理。

這時,毛澤東已82歲高齡,雖然頭腦還清醒,但身體狀況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態,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他又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進行八九年來的結果,卻是生產下降,經濟蕭條,政局混亂,人民不滿,這又是他不願看到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了“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呼籲。而當鄧小平狠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促進安定團結、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候,他又擔心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澤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心態。

所以,當毛遠新在他耳邊「吹風」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說“三項批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標,即生產上去了”時,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於是,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企望鄧小平能回心轉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統一認識。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評價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讓鄧小平按照這個基調,主持政治局會議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既可以維護毛澤東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他和鄧小平繼續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礎。

可是,在這個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肯讓步。他婉言拒絕了毛澤東的意向,說:

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好一個「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真是一個“鋼鐵公司”,即使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面前,也梗直如故,剛正不阿!

據新版《毛澤東傳》記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在後來回憶此事時說: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謝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說得更精彩、更貼切。她寫道: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愿。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扞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為毛、鄧之間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碰撞!

在這次碰撞中,毛澤東未能如願,失望了;鄧小平沒有屈服,高大了。

其實,鄧小平所說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接過毛澤東的話來回敬毛澤東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中寫道:

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話,維護了真理與正義!

由於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要他為「文革」作一個“三七開”的決議的建議,衝決了毛澤東生前政治上的最後底線,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實際上被停止了,只“專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這個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志(還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後,才正式發出的。

毛澤東在《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都說些什麼呢?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這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雖然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已明確提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明確提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裏所說的“有些人”,顯然是指鄧小平和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澤東“打招呼”的主要對象也是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是要這些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下發後,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發起的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即席捲全國!

12月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洶湧澎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校批判組和“四人幫”控制下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拋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大有鋪天蓋地之勢。

鄧小平失勢了,接近「下野」了。

中國改革的「試驗」也因此中斷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員本色

江青被捕之後,關押在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監獄裏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關押在秦城監獄內一幢單獨的兩層小樓里。這幢樓只關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層的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裏有衛生間,也有書桌、椅子、床。她可以看書,也可以看報。房門上設有觀察洞,獄警通過觀察洞監視著江青的一舉一動。

從1978年2月起,汪東興組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武警幹部大隊,從十三個省抽調了近三百名幹部。這個幹部大隊專門負責秦城監獄要犯的看管。

幹部大隊分成三個中隊:

一個中隊看管「劉少奇線上」和“文革線上”的人。所謂「劉少奇線上」的人,是由於當時劉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關劉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稱之為「劉少奇線上」的人。所謂“文革線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這些人。

另一個中隊看管「林彪線上」的人,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還有一個中隊則看管"四人幫’線上”的人,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還成立了「女子分隊」,江青便屬於這個分隊看管。

江青在獄中住了一段時間,漸漸習慣。她焦躁的情緒慢慢安定下來,不再罵罵咧咧,不再咒罵「修正主義」。她喜歡看書。她的注意力漸漸被書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幫」的高潮過去之後,江青在外界也漸漸被人們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獄中的安靜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為萬眾關注的焦點。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義路一號人頭濟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這裏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內中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已死,出庭受審的是十名主犯,人稱「十惡不赦」。

下午三時整,庭長江華宣佈開庭。

三時十五分,江華宣佈「傳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經四年多沒有公開露面的江青,在兩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審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據云,在出庭前,她為自己下了三條「決心」:

“一、永遠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應有的志氣;

二、絕不向修正主義者低頭;

三、堅持真理,不認罪、不怕死。”

據副庭長伍修權回憶:在開庭之前,「我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褲子上的褶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盡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註:伍修權,《往事滄桑》,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據云,江青在關押期間,每日聞雞起舞,鍛煉身體,為的是上法庭「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說:“造反有理,坐牢;革命無罪,受刑;殺頭坐牢,無上光榮。”

開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訴書的副本,便提出:「我身體越來越壞了,不知還能不能支撐到宣判?如果身體不行,能不能缺席判決?」

不言而喻,江青在試探能不能躲過公開審判這一關。

當她的要求被明確地否定之後,她又提出:「在戲曲里,審訊皇太后的時候,皇太后是坐在那裏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裏?」

江青在囹圄之中,還要擺「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覆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許你坐的時候,你可以坐。」

最後,江青又提出要請個「顧問」。

江青說:「我身體不好,易忘,易激動;有時候感情一激動會說不出話來。因此想請個顧問,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說話。我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同顧問商量。」

她得到的答覆是:「無法替你請‘顧問’,但是你可以請律師。作為辯護律師,對於委託辯護的被告人提出的問題,只要與案子有關,都會作出答覆,這也可以說是起了‘顧問’的作用。」

於是,江青要求請律師。

請誰當她的律師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個人:

第一個是史良。江青說,史良是大律師,又是女的,比較合適。

江青得到這樣的答覆:「史良現在不是律師,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為你辯護。」

第二個是劉大堅。

江青說,過去毛主席接見他時,她見過他。

其實,江青把他的名字記錯了,他叫劉大傑,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這時,劉大傑已經去世,無法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第三個是周建人。

周建人,魯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後,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紀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無法自己指定律師,就要求特別法庭為她請律師。

特別法庭經過研究,決定為江青請兩位律師:一位是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特別法庭辯護組組長張思之,另一位是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刑法專家朱華榮。

1980年11月13日,兩位律師在司法部律師公證司司長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監獄。到了秦城監獄,那裏的賈政委向律師介紹了江青的近況,然後安排他們會見江青。

會見室就在秦城監獄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樓底層,在關押江青的房間的隔壁。

兩位律師在會見室坐定後,政委從隔壁把江青帶了進來。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頂帽子。她見了兩位律師,顯出從未有過的「謙虛」,居然給兩位律師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開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兩位律師的簡介,我都看了。兩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師,這很好。不過,我知道你們很可能是鄧小平、葉劍英派來的。雖說這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黨內鬥爭嘛……”

張思之律師聽到這裏,不客氣地打斷了江青的話:「現在不是‘黨內鬥爭’的問題,你是作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被起訴!」

江青馬上反駁:「我是反革命?可笑!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才是反革命!他們要起訴我,我倒要起訴他們呢!他們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襲擊,把我逮捕,把我扔進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個小時沒人管我,這是非法綁架……」

這麼一來,變成律師與江青進行「法庭辯論」了。

朱華榮律師一看,這樣下去,雙方會僵持,就轉移了話題,問江青有什麼不清楚的法律問題,需要他們幫助解答。

於是,江青向他們提出一連串問題:什麼叫公訴?公訴她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朱華榮律師一一作了答覆。

江青聽罷,說道:「按照憲法、國法、黨紀,我都沒有罪!我請你們,是要你們替我跟鄧小平、葉劍英辯,不是讓你們代表他們跟我辯。你們要好好學習《五一六通知》,好好學習《十六條》,好好學習《九大政治報告》……」

張思之律師明確向她指出:「律師要看什麼文件,律師自會安排。現在的問題是,你要不要請律師?」

江青說要考慮一下。這樣,她結束了與兩位律師的談話。

過了一會兒,江青告訴監管人員:「那個姓張的律師,我不要;我先要那個姓朱的律師吧。」

後來,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傅志仁律師,和朱華榮律師一起,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

1980年11月22日,朱華榮律師和傅志仁律師去秦城監獄與江青談話。

這一回,江青見了兩位律師,沒有鞠躬,卻親自給兩位律師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訴書,上面寫滿她的批語。江青說:「起訴書完全否定了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江青指著那些批語說:「你們要根據我的意見,批駁起訴書,為我進行辯護,作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師向江青指出:「律師只能按照事實和法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惱怒了:「你們也是那邊的人!你們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師!」

這樣,江青拒聘了律師。

(本文節選自《「四人幫」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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