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2日，鄧小平在黃山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合影（資料圖）
至於鄧小平，這個時候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謙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華國鋒，描述了他為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高興。但是鄧小平的友善並沒有引起華國鋒的回應。他將鄧小平的信棄之一旁，轉身就去參加「雙慶大會」去了。
「雙慶」會結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鄧」的聲音就捲土重來。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還是不能安分。他們剛剛在天安門廣場上向著英明領袖華國鋒歡呼，可是一出來就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鄧小平」，一個記者說。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如此嚴重，華國鋒但憑一己之力，能夠力挽狂瀾嗎?於是大家都開始懷念鄧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闊斧整治國家之舉，都認為現在他要是能夠出來，必定有所作為。可是鄧小平卻還背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醫院裡面閑居著，未免叫人著急。
於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幾個教師和學生，開始收集數月前天安門廣場上流傳的那些「反動詩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個春天裡警察抓走了那麼多人，可是沒有被抓走的人居然會把那麼多的「反動詩歌」隱匿起來。報紙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處搜捕，民兵日夜監視，黨的組織無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這些「反動詩歌」來。現在聽說有人要把這些東西整理編輯出版，詩歌就從大街小巷裏面紛紛湧出來。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整整一周年。為紀念周總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師生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童懷周」。不久以後，他們居然把那些詩歌出版了。書名叫做《天安門革命詩文選》，上下兩卷，共計1032頁，國人讀之如飲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幾位雖然不高興，卻又實在說不出什麼來。
但是，同樣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還有更加露骨地為鄧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大約十幾個青年，在京城中心長安街上，用碩大的排筆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動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裏面頗有名氣。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於造反成名的。他本來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然後他參軍，入黨，複員，當工人。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歷是在1976年清明節參與了「天安門廣場事件」。
1976年清明節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人有200萬之多。花圈、默哀、演講、詩歌……鋪天蓋地。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來，實則全都在詛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甚至還敢大罵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鄧小平喊冤。
當天晚上，華國鋒召集京城裏面的政治局委員商討對策，大家一致認定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毫無疑問，必須堅決鎮壓。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開進了廣場，將所有的花圈、輓聯和詩詞一掃而空。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寶劍，為所欲為。如果有誰上前阻止他們的行動或者稍稍表示不滿，立即被逮捕收監。到天亮的時候，已經抓走了57個人，廣場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這個時候，消息傳遍了全城。
於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再一次湧向廣場，嘴裏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但是，警察可不僅僅只有拳頭，他們手裏都拿著棍子，把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許老百姓進入。
於是，遊行的隊伍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東南角的一座樓宇裏面，和民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們談判。他們強烈地要求歸還花圈和釋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揮官們則傲慢地說，如果再不停止這種「反革命的行徑」，就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雙方毫不妥協，在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分手。憤怒的人群開始砸毀汽車，煙霧瀰漫在廣場上空。衝突愈演愈烈，警察揮舞著棍子沖向人群，有人受傷了，鮮血留在廣場上。人聲鼎沸。
幾個小時以後，吳德在廣播當中發表講話，他用異常嚴厲的口氣威脅那些堅守在廣場上的人們：如果不立即離開廣場，一切後果自負。大部分人就在這種威脅當中離開了。但是還有200多人不肯退卻。他們手無寸鐵但卻意志如鋼。他們堅守在廣場也堅守著信念，更何況他們過去幾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們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真的會來鎮壓他們。
但是才過了幾十分鐘，一大片草綠色的人群就向他們擠壓過來。有5個營的軍隊，有10000多民兵，還有至少3000個警察。他們將廣場的200多人團團圍住，然後全部逮捕，一個也不剩。第二天，報紙上宣佈，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又過了一天，黨中央宣佈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天安門廣場終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就從那一刻開始，李冬民就成為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擁護「走資派」的人了。
現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李冬民這樣的人從陰暗的角落裏面走出來，公然地到長安大街這種萬目所矚的地方來「招搖」，可想而見「反革命氣焰」十足地囂張，也許，他們的背後還有更大的勢力在支持。大街上謠言紛起，有人說「批鄧」批錯了，鄧小平就要出山。還有人說毛澤東彌留之際對鎮壓天安門廣場頗有悔意。在那些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看來，這些事情就足以證明李冬民的行動乃是一種社會的潛流。
事情由此鬧到中南海里。對於反鄧聯盟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倘若不能嚴加約束，事態極有擴大的可能。遼寧省旅大市革委會大門口，不是也有人在張貼大字報批評吳德和陳錫聯，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么。事情發生在京城，自當由吳德來處置。「反革命分子。」吳德堅定不移地說。市委書記這樣一句話，李冬民立即就被關進了監獄。2月8日，中南海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傳播出去的“政治謠言”。一時間，京城的氣氛又緊張起來。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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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美九天，是中美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宗大事。這次出訪可謂承前啟後，在毛澤東、 周恩來於七十年代初期取得的中美關係解凍基礎上，高瞻遠矚地開拓了中國未來的國際影響力，並為改革開放、落實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鋪墊作用。本書作者作為親歷者之一，詳實記錄了鄧小平訪美九天的具體行程，對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進行了真實、生動的描述。
鄧小平到賓館之後，幾乎沒有休息，不到五分鐘後，換了一套衣服，便催促禮賓司安排出發去布熱津斯基家據說他特別囑咐：「這個活動很重要。」它是鄧小平訪美的首項活動，也是他履行先前承諾的一次活動。
有關它的內容不是採訪得來，而是中美雙方於事後或以新聞發言人方式向媒體宣佈，或以參與者的憶述透露出來。
這一活動項目，預告日程中沒有列入。同時，也不可能有任何媒體在場進行採訪，而且，一位遠道而來的國家領導人，抵達後的第一項活動，竟是出席家宴，絕無僅有。
出席家宴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及夫人卓琳抵達華盛頓第一晚外出參加的首次活動，竟是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總統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家，出席一場非正規的「聚舊家宴」。這項活動在預告中沒有事先公佈。
在各方記者圍詢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傑羅爾德·謝克特 (JerroldSchecter)終於公開解釋。他說，這一項活動未事前公開，是因為它被列為非正規的一次特殊登門做客，沒有被歸進鄧小平的訪問日程中。
然後，他講述了前因後果：1978年5月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到北京與中國高層談中美兩國關係如何進入全面正常化的有關問題，在主要內容都取得共識之後，鄧小平曾在頤和園設午宴款待這位美國來客。席間當二人具體討論鄧小平前往美國訪問的可能性時，布熱津斯基提到鄧小平如果成行，屆時也到他家中吃一頓美國式的普通晚餐。鄧小平當時接受了訪美邀請，並同意上布熱津斯基的家去享用這一頓飯。後來行程定了，研究細節，最後的最後才安排在抵美的第一天第一晚依約赴宴。
發言人同時透露了當晚一些詳情。他說，獲邀的其他客人包括美國國務卿萬斯夫婦、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大使夫婦，還有幾名中方與美方的外交官員。他再三地強調，這是非常規的一次宴請。當晚出席這頓晚餐的16人之中，大多數是曾經參與過建交談判的主要代表，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算是那個談判小組的一次非正式聚舊。
鄧小平副總理1977年8月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
陪客名單
稱，他在抵賓館後不久，就在大堂等候出發。保安人員馬上給他安排車隊，載他去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鎮(McLean，Vinginia)布熱津斯基的家。該處地處華府的西郊，相距也不算太遠。
中方陪同前去參加的官員有：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長黃華和夫人何理良、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和夫人李友鋒以及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另加翻譯員冀朝鑄。
美方除了上面已提過的萬斯夫婦及伍德科克夫婦外，奧克森伯格(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他曾是美國學界中國通)、霍爾布魯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均獲邀請前往作陪。
因為中美雙方當晚到會的官員，亦是中美建交前的談判者，所以，作為中美建交之後，又一次同聚在一起，亦算重逢、互相慶祝。然而，從正常的禮賓安排來說，作為一位中國副總理抵達美國後首項活動，不是歡迎儀式，又非隆重國宴，曾使柴澤民為此疑惑不解。他說，美國人的安排有點忽高忽低：副總統到機場迎接固然是升級破格，第一項活動是私人家宴又屬另類破例。
由於賓主都很熟稔，懷舊說新，氣氛融洽。當晚的主菜是由布熱津斯基夫人親自下廚做的熏烤牛仔肉，至於端菜招呼則由他們的三名兒女擔任。他們是15歲的伊凡(Ivan)、14歲的馬克(MarL)和11歲的女兒米嘉(Mika)。
會談預演
席間也曾略談政治。主人想向客人探風，鄧小平則改守為攻，套出了美方擔心的問題。原來卡特備受國會批評壓力。希望鄧小平此行能盡量多添好感，化解美國上下階層人士過往歧見，並為經濟貿易帶來諸多好處。
這樣的話題本來並沒有記者在場記錄和採訪，一切相關的席間內容，都是參與者事後泄露，或通過別人透露出來的。至於中國方面，也是多年以後，有未透露姓名的在場者自己或借他人之口提及當晚一些情況。
據說，在閑談中，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說，為了達成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卡特總統在國會曾遇到困難，這尤其與參眾兩院議員中的援蔣勢力故意製造的障礙有關。然後，他轉問鄧小平：「您在中國國內也遇到過類似的麻煩嗎？」
鄧小平當時應聲說：「有。」
他的回答當然引起美方在場者的關注，都緊緊地盯住了鄧小平。後來，奧克森伯格提及此事時說他在一旁以為：「這將是一個令人高興的夜晚，看他多麼坦率！我們將可以了解中國在制定此政策的過程中到底曾發生了什麼事。」
鄧小平副總理1979年1月30日在華盛頓同美國參議員們共進午餐。圖為議員們在參議院門外熱情迎接。
只是，鄧小平停頓了一下，語帶詼諧地說：「台灣有人反對我這樣做。」此言一出，滿座笑聲。
二人前後會談三次。
輕鬆插曲
當然，這場家宴中有輕鬆場面和其他小插曲。
據說，為辦好這頓特殊晚餐，布熱津斯基夫人已經忙碌了好幾天。主菜熏烤牛肉是她親自下廚。當鄧小平一行抵達時，布熱津斯基連忙開門出迎。可能由於大門一開一關，竟然導致爐子突然倒煙，繼而弄得屋子全是煙味。布熱津斯基夫人自是有點兒慌亂。幸好，美方先來的客人都幫手開窗通風疏氣，爭取在這名貴客進屋前能夠調整過來。顯然儘管努力，還有火煙焦味，否則這宗所謂插曲也就不會成為插曲。而且，是從中方說出米的。
另外，布熱津斯基這一頓家宴喝的是蘇聯酒。布熱津斯基探知鄧小平喜歡白酒，所以，他準備了名牌的蘇聯伏特加，還一再說那是蘇聯大使送的。後來，在敬酒時又說，這瓶蘇聯伏特加酒也是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最愛喝的。據說，鄧小平聽了曾開懷大笑。其實，這話有弦外之意。先說蘇聯大使送的，再說蘇聯領導愛喝，但美國這位掌管國家安全的總統顧問卻用來款待來自中國客人，鄧小平豈能不樂。
席間，布熱津斯基曾發表感想。他說，中國人與法國人有—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別的國家。鄧小平馬上機敏地回答：「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菜最好；在歐洲，法國菜最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場家宴也是主客雙方連串的智慧的較量。鄧小平的回答不亢不卑，在外交辭令上做到大家滿意。
據參加者回憶，這場家宴持續時間不長，用餐完畢後，續談沒多久，客人就起身告辭了。在外等候的保安和車隊，又把他們載回貝理雅國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