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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鄒韜奮下達必殺令,周恩來如何組織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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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鄒韜奮下達必殺令,周恩來如何組織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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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鄒韜奮下達必殺令,周恩來如何組織營救?

2021年12月12日 20:01

香港淪陷後,在港黨組織迅速組織營救鄒韜奮、茅盾、戈寶權、葉以群等愛國文化名人,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護送下,他們撤離到廣東寶安的游擊區——白石龍村。

然而此時的白石龍村面臨著日軍、偽軍、國民黨頑軍的三方夾擊,文化人不能久留,要儘快穿越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和國民黨頑固派控制的國統區,經過惠州、老隆、韶關,去往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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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42年1月20日,茅盾夫婦以及葉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兩位持槍護送的游擊隊交通員、兩位挑夫,一行9人,第一批離開白石龍村,前往惠州。

但當他們一行人臨近惠州的時候,正趕上日軍「掃蕩」,只得折返回來,在惠州城外的茶園隱蔽起來。好不容易等日軍撤離了惠州,國民黨又進駐了惠州城。然而這時,負責護送的交通員卻告訴文化人,黨組織已經做好了安排,請文化人大膽前行。

他叫盧偉如,中共惠陽縣委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為讓文化人安全到達惠州,他假扮香港富商,包下惠州最豪華的旅店,與國民黨187師師長張光瓊做鄰居,並與國民黨各級官員交往,打通了惠州交通線。

2月17日,茅盾、張友漁等文化人登船離開,3月9日抵達桂林。此前,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梁漱溟、范長江等走水路從香港撤離的文化人已經先期到達桂林,眾人再次聚首,都有一種劫後重生的喜悅。

02

1942年4月下旬,鄒韜奮和胡繩等最後一批人離開寶安白石龍游擊區。就在他們到達老隆的當天,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黨支部書記連貫接到周恩來的指示,要求讓鄒韜奮就地隱藏,先不要轉移。到底是出現了什麼狀況呢?

鄒韜奮是救國會的「七君子」之一,他主編生活周刊,開辦生活書店,以犀利之筆,力主正義輿論,抨擊黑暗勢力。

當國民黨得知鄒韜奮從香港回到了內地後,一直暗中搜捕。就在鄒韜奮到達老隆的時候,周恩來接到潛伏在國民黨內部情報人員的密報,得悉國民黨已經對鄒韜奮下了「必殺令」。

鄒韜奮剛剛隱蔽起來,大營救的組織者、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等人因叛徒出賣被捕。

在獄中,廖承志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沒有辱沒光榮的傳統,其餘倘有機會可面陳,無此機會,也就算了,就此和你們握手,中國共產黨萬歲。」 

國民黨到處搜捕不到鄒韜奮,推斷他還住在東江鄉間,派來主管文化出版的劉百閔來廣東搜捕。

得知消息後,周恩來緊急派馮舒之趕往梅縣,把鄒韜奮接回上海。馮舒之是一名地下黨員,曾在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當幹部。在馮舒之的護送下,鄒韜奮抵達上海,後被轉送到蘇北抗日根據地。

03

除了營救文化人之外,香港大營救過程中,還營救了一批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英國官兵和僑民。

英軍上校賴特向英國當局報告了自己逃出虎口的冒險經歷以及游擊隊營救英軍戰俘的英勇行動,這使英國當局大為感動。英國當局於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了英軍服務團,由賴特擔任指揮,並在廣東惠州設立了辦事處,配合游擊隊的營救工作。雙方合作後,又救出一批戰俘。

據不完全統計,至抗戰勝利,營救護送到大後方的英國、美國、印度、丹麥等國人士達到上百人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6年9月30日,指揮日軍攻佔香港的日軍司令官酒井隆,被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這場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秘密大營救行動,歷時半年多,行程萬里,遍及十餘省,共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及其家屬八百餘人,還營救出一批國民黨駐香港人員和外國友人。

患難之中見真情。日軍攻陷香港之際,中國共產黨克服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困難,營救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以實際行動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珍視和保護,民族危亡之際,對社會責任的勇敢擔當,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段歷史,應該永遠被銘記!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36年,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抗日民主運動持續高漲的形勢下,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 「剿共」,否則就將東北軍及第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中央軍進駐陝甘「剿共」。

在反覆勸說蔣介石接受抗日主張無效後,張學良、楊虎城決心實行「兵諫」。

告全國,陳述捉蔣原因,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政治主張。

△圖:報紙刊登張學良電告全國停止內戰的消息

可任憑張學良說破了嘴皮,蔣介石就是不肯妥協,談判陷入僵局。

張學良、楊虎城以非常的軍事行動押扣蔣介石,事先並沒有同中共方面進行任何商量,但希望中共對他們的愛國正義行動予以全力支持,並協助他們解決捉蔣後的複雜問題。

張學良化名李毅,致電延安。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張學良在連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還轉告了他們在通電中所提出政治主張,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

中共中央火速派周恩來等人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

此外,中共中央根據對西安事變情況的進一步了解和全國事態的發展,認真研究了促使事變向著推動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方向發展的方針、措施,並於14日發出《西安事變後促動南京政府停戰抗日運動的方針辦法》。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變後堅持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立場,堅持了反對內戰、爭取國內和平的主張;提出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與張、楊的主張是一致的。

△圖:「西安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和秦邦憲、葉劍英等親赴西安

12月17日,周恩來飛抵西安,他立刻與張學良面談。經過縝密計議,兩人決定:

軍事上,紅軍加入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組成的西北抗日聯軍,張學良則希望葉劍英參加參謀團,三軍統一指揮。這使「三位一體」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融為一體,鞏固了三方的團結。

政治上,雙方同意在逼蔣介石允諾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證蔣介石的安全,釋放他回京領導抗日。這既可借蔣的權威壓服南京討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達到事變發動時提出的「促蔣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

此外,雙方還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五項條件:(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敵。(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等。

當夜,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去指示電,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

△圖:中共中央書記處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給周恩來的指示電

18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前往拜訪楊虎城。中共代表團還對張、楊所部將領與中下層軍官做了大量工作。這樣,三方在逼迫蔣答應抗日後和平解決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同時,周恩來又和蔣介石見面,和宋子文、宋美齡直接交談。

在周恩來的努力斡旋下,12月23日,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也參加談判。

經過反覆磋商,12月24日上午,最終達成中央軍撤離西北、蔣回京後釋放「七君子」等九項協議。這九項協議基本上同意了張學良與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也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蘇區的合法地位。這樣,國共雙方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圖:西安事變舊址 張學良將軍公館

12月25日下午4時,張學良與蔣介石夫婦登機離開西安。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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