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反對派人士在2020年未獲批准的情況下，到維園出席「六四」集會，被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或者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最後的8名被告被裁定罪成。法官胡雅文在12月13日判8名人入獄4個半月至14個月不等。
胡官在判刑時表示，集會遊行權利並非絕對，亦須考慮到公眾安全、公眾秩序等，並加以限制，而公共衛生的危機則必須納入考慮當中。胡官直斥眾被告的行為，忽視可為公共衛生所帶來的風險，傲慢地認為相比起保護大眾，達成他們的共同目的更加重要，所以要判處阻嚇刑罰。胡官又指，眾被告當日根本無法肯定集會能否和平進行，或群眾會否遵守社交距離措施。故當日未爆發暴力事件或散佈疫情實屬僥倖，他們的行為對公共秩序及安全構成風險。
由於黎智英和李卓人此前涉及其他非法集結案而被判囚20個月，獲胡官判決同期執行，所以兩人的總刑期仍然為20個月。
看完被告人在法庭的陳詞和胡雅文法官的判詞，有3點總結。
第一，3個不認罪的被告人，仍然堅持其想法。其中黎智英在他的求情信中說：「若悼念有罪，那就將這些罪行加諸在我身上。」鄒幸彤則說，「現今香港的言論自由、結社和政治行動空間越發縮小，甚至是崩潰。」簡言之，他們對其不法行為，並無悔意。
第二，法官否定了被告人自以為是的「高尚目標」可以忽視公共衛生的風險。
第三，這次被定罪的8名被告當中，黎智英和李卓人可以和此前的刑期同期執行，意味著他們不用加監。黎智英此前的判刑是2019年的示威案，與本案在2020年非法六四集會的情況不同，再加上黎智英不肯認罪，其實看不到可獲判刑同期執行的理據。法庭對黎智英和李卓人的判刑是形緊實鬆。
案件判決之後，最值得討論的是黎智英、鄒幸彤和何桂藍對於自由的觀點，特別是鄒幸彤認為「現今香港的言論自由的空間已經崩潰」。
講到自由問題，最經典的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1859年出版的一本自由主義哲學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中國名家嚴復將之意譯為《群己權界論》。
密爾的《論自由》全書共有三個中心論題：一、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二、論個性自由；三、論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控制。這就是嚴復譯為「群己權界》的問題。通讀該書，可以看到對個人和社會之間權力界限的劃分是全書的核心要義之所在：一是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麼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二是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唯一條件是，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之時。
六四悼念，如在網上進行，沒有播疫風險，若不涉及煽惑上街暴動，政府不應干預。相反實體非法集會，既可能播疫，亦可能觸發暴動，政府就應該干涉。
社會上有不同的人，1. 不理任何環境也要集會悼念六四的人，但也有2. 想悼念六四但不想播疫或觸發暴動的人，更有3. 既不想悼念六四更不想播疫或觸發暴的人。為何第1組的行使他們悼念的自由時，可以影響第2、3組人的免受疫症及暴動影響的自由？
這不是一個抽空的討論。2019年蔓延不止的暴動，發展到同年11月11日放火燒人，當時57歲的李姓建築工人制止示威者破壞馬鞍山地鐵站時，就被人淋易燃液體之後放火，雖然保往性命，但至今仍在極大的痛苦當中。暴動者的自由，對建築工人造成永不能磨滅的傷害。我請問那些支持非法集會、支持暴力示威的泛民人士，有誰人曾對暴力的受害者，表達過一絲的同情、一點的歉疚呢？有誰曾做什麼事情，制止暴力發生？ 誰去保證非法集會不演化成暴動？
讀懂密爾的《論自由》，就知道自由並非全無邊界。經歷了2019年的事件，就發覺這些自以為行使自由權利就大晒的人，其實相當自私。
盧永雄
又到了12月13日。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慘案開始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軍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附近演習，日軍借口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蹤」，要進入宛平縣搜查，就此拉開了侵華戰爭的序幕。同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進城屠殺了30萬人。那場浩劫到今年，已經84個年頭了。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日。在2014年之後，12月13日這天也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叫「國家公祭日」。如今是我們國家第8個國家公祭日。
這已是80多年前的事，若沒有80多、90歲的人，就未經歷過日本侵華戰爭，不少香港人對此的記憶十分淡泊。教育局上月致函全港中小學校長，建議學校舉行「南京大屠殺」悼念活動及講座，包括播放紀錄片。有屯門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家長投訴，上周四於向一年級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片段後，部分學生恐慌嚎哭，引起家長不滿。
歷史，本來就是如此殘忍。當香港人完全淡忘了這一段歷史的同時，日本卻在改寫歷史。這裏可以講兩個故事。
1. 日本的靖國神社。
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名古屋人，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主要責任人之一。1937年12月1日，松井石根命令日本華中方面軍進攻南京；12月17日，松井石根率領日軍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入城儀式。在佔領南京後，他開始組織士兵進行屠殺中國軍民，30多萬中國軍民被各種殘忍手段殺害。日本戰敗初期被美國佔領，1945年9月19日，松井石根被作為戰犯逮捕入獄，在審判期間，他辯稱自己當時因為生病而未能阻止暴行。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被執行絞刑。不過到了1978年，松井石根的「牌位」，竟然被日本政府遷入靖國神社！
在日本8萬多個神社中，只有靖國神社因供奉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而屢次成為爭議焦點。內地《環球時報》2015年採訪靖國神社，神社方面竟否認「戰犯」的存在，靖國神社話：「所有神社內的死難者，都是為了國家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從日本國內的角度看，不存在戰犯一說。這也正是戰後70年的歷史中，貴國(指中國)所謂的戰犯，一直被合祭在靖國神社的原因。」
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是收藏和展示遺物的戰爭紀念館。館內展品的陳列方式和內容介紹無不在美化日本軍國主義，裡面循環播放著二戰紀錄片，有充滿悲情的解說，極力渲染日本士兵的為國盡忠，強調受害者形象。靖國神社把自己塑造成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每年約有500萬人次參拜靖國神社，包括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小學生，在參觀靖國神社後留言，向些那些在神社內供奉的「為國捐軀者」致敬。
2. 香港的空白。
香港97回歸，並沒有更重視中國歷史教育，還把中史由初中必修科變成非必修科。
那些年香港政府有個策略發展委員會，我是成員之一，有一天討論教育問題，我發言講到一個故事。話說2008年北京奧運，我和一個中二少年一起看女排比賽，中國對日本，中國隊一出場，少年就噓。問他何解這樣做，他除了崇日之外，還覺得中國隊「樣衰」。
這個少年在一間直資中學唸書，初中3年只有一個學期有中史課，竟然由一個英國中年女老師去教，女老師當然沒有讀過中國歷史，她自謂上課前兩星期在維基百科惡補中史。這樣的教育，自然教出這樣的家國情懷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用不懂中文的老師教中史是違規的。
我在策發會講完這個故事後，在場的教育局高官請我吃了一頓飯。他不是多謝我提的意見，而是請我有意見以後可以私下提出，不用在特首在場的公開會議提出。我懂的，我懂了香港教育和相關決策出了什麼毛病，就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片空白。
如今政府略有改進，又有家長不滿。但我覺得，要讓孩子認識歷史的大方向，只能前進，不應後退。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