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現場
毛澤東與黃克功在一起
毛澤東先後處死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壁、劉青山、張子善七個貪官。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時，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並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左祥雲是我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幹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於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現左祥雲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雲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雲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雲執行了槍決。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黃克功少年時代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
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560 && this.width / 560 >?ā???+?+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身上戰爭傷疤90多處的肖玉壁被處決
1940年，是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戰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赫赫。
上任後，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麵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後，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麼，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行槍決。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震動了全國，教育了全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線開展一個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隨著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暴露和發現了大量的驚人的浪費、貪污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同年11月，有人揭發出了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
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於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後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餘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幹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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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劉西堯聽周恩來說起過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的回憶文章中寫道：“‘九一三事件’後，我聽周總理說，在1966年通過《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針對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對葉群的指責，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過決議，說葉群在和林彪結婚前是處女，被政治局多數成員否決。林彪叛逃後，周總理提起此事講，一個共產黨員提出這樣的問題，簡直是荒唐。當時他感到很驚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綱領性文件。毛澤東主持全會，鄧小平宣佈全會議程，劉少奇做工作報告。報告後半部分著重講「文化大革命」 發動以來的工作，對派工作組問題作自我批評。毛澤東插話批評說：“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8月2日，周恩來在全會講話，對派工作組問題主動承擔責任。他說：
「從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決定撤銷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後親自決策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
「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要替北京市負起更多責任來。主席一號說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而我們直到主席回來，彙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大錯誤，我就犯過大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的意見，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些。」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他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他還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說：“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 劉少奇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接著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在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人民解放軍，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見，會議氣氛緊張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措辭嚴厲地指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這張不指名指責劉少奇等同志的大字報，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分歧公之於眾，並且上綱到驚人的高度。
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周恩來一言未發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劉少奇由常委會第二名降為第七名。直到這時，周恩來才明白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寫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所指的是誰。在會議期間，他兩次對廖漢生說，“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後來，1984年2月18日，廖漢生回憶說：
「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陶鑄「很不理解」，始終沒有發言。據陶鑄的夫人曾志在《陶鑄與中央文革決裂的內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周恩來講到他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時，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他說過：自己雖然幹了幾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這個新生事物來說，在許多地方還不如年輕人那樣思想解放，那樣敢說敢闖，沒有條條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袒露過這種“跟不上，但要爭取跟進”的心態。他說：
「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變成‘保守派’。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要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我們要保持晚節，就是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
周恩來的這番話並非客套，而是他當時的真實思想和態度。後來，在許多講話中還談到對「 文革」的認識問題。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說老實話，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大局面。”在談到「文革」運動的時間安排時，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結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設想一個時間表，大區、省、市、自治區一級能不能在春節以前使機關的運動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節以前告一段落。”這個時間表反映了周恩來當時對「文革」確實還「很不理解」。
後來，12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負責人集體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的大會上，還談到自己對「文革」沒有“精神準備”。他說：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不是我們原來所能料到的。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就是說，沒有能夠完全預料到。」
直到1968年9月14日，接見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談到對「文化大革命」 的認識時，周恩來還說過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坦誠地說：“說老實話，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沒有想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處境和心境，當時同周恩來接觸較多的谷牧深有體會。他在《回憶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中寫道：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運動初期，黨內絕大多數高級領導幹部都處於一種‘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的狀態，我們這些人都是如此。我體會，包括周總理和少奇同志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他們也是在一種很不自覺的情況下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去的，他們也是在憑著自己的認識看問題，憑著自己的經驗幹事情，憑著自己的責任感做工作。他們的思想和肩上的擔子都是沉重的。周總理作為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必須貫徹執行的。所以，無論是同我們這些人談話，或公開對群眾談話，他總是講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勢’。但是，‘文革’究竟要幹什麼？怎麼搞法？將來的發展是個什麼結局？他也搞不太清楚。」
對「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周恩來沒有參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醞釀準備工作，對許多事情並不知情，因而缺乏思想準備。但是，當時他沒有懷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現在看來，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修正主義” 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是含混不清、不準確的；而且他們對當時中國國情的估計也是不切實際的。長期以來，周恩來對毛澤東是尊重和信賴的，認為毛澤東總是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即使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不同意見，總是要求自己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去跟進。因此，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總體上表示擁護，并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文革」初期，周恩來根據當時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理解和認識，總體上是擁護和支持的，在國內外講話中多次表示過。1966年6月27日，他在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採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 “歸根到底，是一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這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從理論上全面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那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他《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則是在實踐上全面發動「文革」的重要標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一發表，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立即掀起了「文革」狂飆。
隨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市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同首都百萬群眾共慶「文革」的開展，進一步震動了全國。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群眾大會，並在大會主席台上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的結果排列順序，劉少奇降為常委中的第七位，公佈了中共中央高層的重大人事變動。
「八·一八」大會使廣大紅衛兵受到極大鼓舞，成為「文革」的急先鋒。「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大批以“紅五類”出身為主體的大中學生，衝出校園，走向社會，把「文革」狂飆進一步刮向全國各地。他們以破“四舊”為名，到處抄家，搗毀文物，更改街名，揪斗老師、領導幹部、愛國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肆無忌憚地進行侮辱、打罵，甚至任意誣衊一些領導幹部是“黑幫”，誣衊一些專家學者是“反動學術權威”，誣衊一些教師是“牛鬼蛇神 ”，誣衊一些群眾是“黑五類”，致使許多人或被打致傷、致死，或被“掃地出門”。
對於「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違反黨和國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惡劣行為，及其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罪惡事件，周恩來憂心忡忡，困惑不解。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時，就表露過當時的這種心情。他不解地說：“八月八日的《決定》（指《十六條》。——引者注）現在公佈十四天了，你們正在學習。為什麼還有隔閡呢？就是因為有許多問題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們也不清楚。拿我來說，就很不清楚。”
主持制訂對「文革」的限制性政策
「文化大革命」狂飆興起時，雖然周恩來是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動捲入的，但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革命”，力求理解，爭取跟進，並對「文革」中出現的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制定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加以約束和限制。當時，極左思潮和極左行為泛濫，林彪、江青一夥為了亂中篡權，惟恐天下不亂。在這種極度動亂的局勢下，對 「文革」加以約束和限制往往阻力重重，但周恩來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以儘可能減少「文革」造成的破壞和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