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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揭秘:林彪座機為何要冒險野外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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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揭秘:林彪座機為何要冒險野外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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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揭秘:林彪座機為何要冒險野外迫降

2021年12月16日 18:17

林彪墜機現場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軍事家」,是威名遠揚的“常勝將軍”,一生戎馬倥傯,用兵如神,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他指揮了兩個,揮師四野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他為什麼出此下策——出逃國外,以至滿盤皆輸、身敗名裂呢?

本書將帶你走入歷史,深入探討圍繞「九一三」事件的種種猜測、傳聞和爭論。

因油料不夠而緊急迫降

按說,林彪座機最緊張的是三個階段:一是能否從北戴河起飛;二是起飛後會不會遇到麻煩,比如遭攔截包括被擊落;三是越過國境後會不會被蘇蒙方面防空部隊誤以為轟炸機或偵察機而擊落。當這三個階段都僥倖闖過去之後,它只要放心大膽地向預定的伊爾庫茨克飛就是了,為什麼要冒險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飛機沒有油了。

按規定三叉戟飛機滿載油量為22噸,續航能力5小時(其中包括 1個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但9月12日傍晚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時,加油15噸。從北京飛山海關,半個小時略多,用油2.5噸,這時油箱中有油12.5噸。13日凌晨256號從北戴河倉皇起飛時,沒來得及加油。從北戴河到溫都爾汗約1100公里,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原地盤旋了一圈。空中飛行時間1小時53分,加之飛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較多,這樣飛機上就只剩下2.5噸上下的油了,而這時油箱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還不能使用。它要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照此油量,不要說伊爾庫茨克飛不到,就是烏蘭巴托也飛不到。在此情況下,飛行員只有野外迫降,別無選擇。(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頁、第277頁)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後不久,空軍參謀長梁璞作出的。

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因沒趕上登機而倖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樣的分析。他說:「山海關機場起飛時,飛機上的油量只有12噸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飛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計算在內,最多只能飛行兩個小時。」因此,潘景寅在飛行1小時53分鐘後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頁)

一系列主客觀原因導致迫降失敗

無疑,潘景寅斷然決定迫降是正確的,但為什麼又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呢?這裏面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判斷失誤,沒有弄清飛機的準確位置。飛機墜毀地點位於溫都爾汗東北僅60公里(空中直線距離),而溫都爾汗就有個簡易機場,跑道是從草原上軋出來的,周圍的地勢非常平坦開闊。256號三叉戟飛到那裏降落,油量是完全夠的。但是,潘景寅卻沒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錯把迫降現場當做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或者潘景寅壓根不知道溫都爾汗有個簡易機場,他只是急切地選擇個地勢平坦的去處做迫降場用。由於飛機上沒有領航員,也沒有地面導航,精神高度緊張的潘景寅很難弄清自己的確切位置。儘管如此,潘景寅能選擇地勢開闊平坦的蘇布拉嘎盆地,該盆地是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到處覆蓋著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場,已屬不易。(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頁)

整個城市漆黑一團。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處著名的貝爾赫瑩石礦沒有停電,有燈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燈光的地方看成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至於地形,平坦之中其實暗藏危險,中間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3.面對特情緊張過度,操縱失當。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擔心的是擦地後飛機起火爆炸,這就必須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盤旋20分鐘,但潘景寅沒有這樣做,很可能考慮到長時間盤旋會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脅。他雖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準備,但迫降的著陸動作並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結果造成飛機接地後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後彈起、傾覆、折斷,然後起火爆炸。

4.技術欠佳,難逃厄運。潘景寅儘管是挑選出來的,但駕駛三叉戟飛機的技術還未到嫻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於1971年8月份三叉戟專機維修改裝就緒後,他試飛了幾次,去過山海關機場,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飛機拉林立果去山海關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飛了一次東北航線,有人看到他情緒不好,問怎麼啦?他說「落地」問題還是不理想(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原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正因為他技術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處,在突發情況面前也就很難處理好了。

潘景寅的飛行技術,並不算最好。師長時念堂回憶說: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內向,不那麼開朗,話極少。他的優點是非常沉穩,但也由此帶來腦子有點「木」。他飛伊爾-18時,就飛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駕伊爾-18飛往山海關機場,“撞”上雷雨,下不來了,怎麼也對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後艙,上去把潘景寅換下來,這才讓飛機落了地。陳聯炳 (飛三叉戟的團副參謀長)對我說了好幾次,叫我快點飛三叉戟,我們說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飛機的設計對迫降極為不利。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熱起火。自三叉戟問世以來,國內外還沒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駕駛技術再高明,也難以彌補飛機設計上固有的缺陷,何況潘景寅的技術水平還不是最精。

關於幾種傳聞的由來和匡正

1.飛機是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嗎

這種說法,一度甚為流行,根據是飛機上有個大洞。

據最先到達墜機現場視察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證實,飛機機翼的翼根處,的確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邊還有兔耳朵形的細長洞兩個。一開始,他曾懷疑這個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導彈打的。但進一步探查這個洞的底部,卻發現並未穿透,機翼另一面完好無損。而大洞周圍不規則的鋁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導彈打的,怎麼可能不穿透機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經過仔細觀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終否定了自己一開始的認識。(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但是,也還有人堅持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擊落的。張寧在《塵劫》一書第278頁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用導彈擊落了林彪座機。那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的飛機,這位二炮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針對機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開的大洞的情況,編造「新式導彈」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彈頭打進飛機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導彈。況且,在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導彈。就是到了30多年後21世紀的今天,我國這樣射程的地空導彈也未問世。

1971年10月,周恩來陪同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交易會,送別外賓離境後,應邀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說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內情。會上,有人遞條子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看完條子,非常嚴肅、鄭重地說了下面一席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容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1972年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中央召開的會議上,針對有人提出中央為什麼不阻攔林彪的飛機而讓他跑掉的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林彪是我們黨的副主席,葉群給我打電話說他要在天上轉一轉,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哪一個(周恩來用右手食指指著與會人員)敢下決心把它攔截下來?攔截副統帥的專機,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

這就清楚地說明,中國方面是根本不會擊落林彪的專機的。(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確實弄清飛機墜毀的原因,中央命令空軍成立專家組,對飛機墜毀的原因作出結論報告。空軍專家組由著名空戰英雄、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王海(後來擔任空軍司令員)牽頭,成員有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後來,公安部也派人參加。空軍專家組明確認為:「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機身上引起種種猜測的大洞,是飛機上油箱裏的油同時向外燃燒爆炸時形成的。”(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還有兩個更有力的證據:第一,林彪專機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沒有部署地對空導彈。第二,林彪專機墜毀地點離國境線360公里左右,那時我方根本沒有能打這麼遠的防空導彈。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斷升級換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飛機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嗎

如果說林彪座機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麼會不會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呢?

的確,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在中蒙邊境駐紮有大量軍隊,其中包括雷達、防空和航空兵部隊。中國方面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夜深人靜時突然深入蒙背境內,其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孫一先認為,事實上,蘇蒙方面的雷達部隊並沒有及時發現越境的三叉戟飛機,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處於休假狀態,蘇蒙軍隊官兵鬆懈麻痹,值班不認真,沒有發現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飛機保持中低空飛行,有效地躲過了地面雷達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凌晨曾發現一架飛機深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多小時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故延誤了近9個小時,直到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事務局。也正是這次突發的空情,檢驗出蘇軍的防空系統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專程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既然蘇蒙方面連空情都沒有及時發現,還能談到發射地空導彈或出動殲擊航空兵擊落林彪座機嗎?(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孫一先的說法並不完全準確,蒙古方面雖然沒有擊落三叉戟,但他們的雷達還是發現了目標,這是根據我偵聽部隊獲悉的情報得知的。9月13日22時15分,空軍司令部報告說:18時04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起火墜落,因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接到這份報告,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並相應做了緊急戰備部署。

2009年前後,又出現了蘇蒙方面擊落林彪座機的新說法。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古達舍夫·里薩特·薩拉甫京諾維奇(中文名「顧大壽」)新近出版了回憶錄《我的中國生涯》,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時,蘇聯駐華使館派他到溫都爾汗實地查看、現場的經過。他寫道:“林彪、葉群、林立果乘坐軍用飛機急匆匆地從北戴河機場起飛,但是,他們在越出中國國境後,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空軍雷達發現中國一架軍用飛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空,錯誤地把它當做是偵察機。“(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顧大壽沒有明確地說出林彪座機是被蒙、蘇哪方擊落的,他這裏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無法自圓其說:既然被擊落,機上人員的屍體為何完整無損呢?

3.飛機是在空中遇到麻煩了嗎

有人懷疑,林彪座機或許是空中遇到了麻煩,比如機械方面出現了故障,再比如氣象方面遇到了困難。

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轉手買來的同類飛機中最好的一架,機組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在政治、思想、技術、作風方面均過得硬的幹部,飛機的維護保養是無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術方面的故障。而且從北戴河起飛時,飛機狀況是好的。周恩來查問飛機時,胡萍回答吳法憲並授意潘景寅說飛機有點故障,是為了欺騙周恩來,掩蓋陰謀。至於天氣情況,也無異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中說:「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上空有二至四級的雲,能見度50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孫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頁)這就是說,林彪座機的墜毀,與飛機機械和天氣狀況無關。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現場

毛澤東與黃克功在一起

毛澤東先後處死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壁、劉青山、張子善七個貪官。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時,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並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左祥雲是我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幹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於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現左祥雲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雲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雲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雲執行了槍決。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黃克功少年時代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

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560 && this.width / 560 >?ā???+?+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身上戰爭傷疤90多處的肖玉壁被處決

1940年,是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戰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赫赫。

上任後,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麵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後,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麼,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行槍決。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震動了全國,教育了全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線開展一個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隨著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暴露和發現了大量的驚人的浪費、貪污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同年11月,有人揭發出了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

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於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後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餘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幹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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