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解放軍炮兵部隊。
毛澤東在西苑機場受到各民主黨派人士的熱烈歡迎。
1949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香山別墅閱讀南京解放消息。
途經「天下第一州」
文獻記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趕考」車隊，是於1949年3月24日下午2時30分駛出古城保定繼續往北的，經徐水、定興、新城(今高碑店)等縣，於傍晚到達涿縣(今涿州市)。“到涿縣城南時，毛主席忽見眼前一片蒼松翠柏，便問這是什麼地方？隨行人員說是三義宮，毛主席一聽興緻來了，涿縣好啊，歷史上曾出過兩個皇帝，漢昭烈帝劉備、宋太祖趙匡胤。儘管天色已晚，冷風嗖嗖，但毛主席還是下車看了看，進了三義宮大殿站在劉備的黃楊木雕像前，沉思片刻說，曹操占天時，孫權佔地利，而劉備占的是人和啊。什麼叫人和，人和就是團結，就是民心，團結就是力量。”涿州市三義宮景區齊志忠副經理講的“故事”，記者已無從考證，但毛澤東的「人和」妙論確實多有記載和出處。
除了「人和」說，在涿州還有一段佳話。當年毛澤東一行行至涿縣時，已經掌燈，城門緊閉。守衛的哨兵將車隊攔下，堅持稱“沒有我們領導的命令，不管你是誰，就是毛主席來了也不行，我們要執行命令！”在哨兵進城找領導彙報期間，毛澤東耐心等待，並對衛士長說：“他們做得對，不要緊，可以等一等。”大家正著急的時候，中央機關打前站的同志和涿縣領導，急急忙忙從城裏跑來，邊跑邊喊：“進！進！快讓汽車進去！”哨兵這才敬禮放行。“這段佳話，最早出自當時的親歷者涿縣第一民主副縣長徐幼宗之口，後來查閱好多黨史資料，也都有相關記錄。”現年70歲的涿州市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趙海聲回憶說，當時涿州剛剛解放108天，安保工作是頭等大事，士兵的舉動完全合乎情理。“當年毛澤東進涿縣時，發現這個素有‘天下第一州’之稱的千年古郡冷冷清清，並聽到了‘市場沒回城，買賣難興隆’的說法，便向當時縣委書記王成俊詢問情況。王成俊回答，為了城防，原國民黨駐軍把所有的商戶都趕到城外去了，不讓人們進城裏來。解放後接管工作頭緒較多，一時沒顧上把市場遷回來。毛澤東當即說，工作千頭萬緒，先要從群眾最需要的抓起，應該學會掌握城市工作的規律，馬上把市場遷回來。”涿州市原檔案局長劉桂郁告訴記者，從1951年起，涿縣就開始舉辦周邊地區物資交流會，而且在全保定地區最早成立了黨委統戰部，以調動民間工商界、知識界的積極性來發展地方經濟。
就這樣，「市場回城」成了年輕的涿縣縣委學到的“執政第一課”。比起今天浩如煙海的市場經濟知識，這一課似乎太簡單了。但別忘了，這是一個剛從戰火硝煙里成長起來的新生政權從頭學起的第一課。
當晚，毛澤東一行宿住涿縣，地點在城內粉子衚衕的第四十二軍軍部。建國後，該址一直由公安局佔用，後來改為三義小學，校園內僅存毛主席當晚宿住的平房建築一座。
如今那間不同尋常的平房，已建成為「毛主席進京駐涿紀念館」。進入紀念館，看見那裏陳列著煤油燈和老木床，彷彿在訴說著不盡的紅色往事。
楓樹掩映雙清別墅
60年前的進京「趕考」，在《楊尚昆回憶錄》中被稱作“遷都”。1949年3月25日凌晨，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和其他領導同志，在從北平趕來的市長葉劍英、鐵道部長滕代遠的陪同下，由涿縣改乘火車向北平進發，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它意味著中國革命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古都，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3月25日下午，北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教授、藝術家等各界人民代表和機關幹部代表、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滿懷熱情地迎接自己的領袖。
下午4時許，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由頤和園臨時休息地到達西苑機場，頓時軍樂四起，歡呼震天。5時整，機場上空升起了4顆白色的照明彈，閱兵開始。樂隊高奏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50門六零炮陸續發出500發照明彈，彈光布撒，猶如千萬顆星星掛在空中。
當晚，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宴請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20多位愛國民主人士代表，表達了中共中央願與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誠意。夜宴結束後，毛澤東等乘車前往香山——— 雙清別墅。
楊尚昆在其回憶錄中說，將香山確定為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駐地，是考慮到當時北平的社會情況相當複雜，而香山距城裏較遠，和西山相連，便於警衛和防空，保證了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另外，選在香山，而不急於進城，考慮的是過渡。
2009年8月28日，在香山即將被染紅的時候，記者沿著當年偉人的足跡，從西柏坡來到了北京香山雙清別墅。時光的流逝沖不走永恆的思念，歲月的交替磨不去歷史的豐碑。60載春秋過去了，一踏進雙清別墅，思緒立即穿越時空，回到了黎明降臨神州的那一刻。
雙清別墅掩映於古樹翠竹之間，坐北朝南的房舍高大寬敞，房前的一座六角紅頂涼亭小巧玲瓏，亭邊有兩棵參天的古銀杏樹，亭前直對的是一泓碧水。「當年，毛主席常常坐在這亭子裏思考問題。那張毛主席看南京解放捷報的照片就是在這裏拍的。」工作人員小王講解說，在這裏毛澤東還吟就了那首千古絕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從雙清別墅大院的西門出去，有一條約100米的山徑通往來青軒，那裏就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的住所。當時，中央確定香山為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駐地，對外則稱「勞動大學」。而雙清別墅正是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構築共和國框架的地方。
毛澤東在香山期間，領導實現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完成了歷史賦予的偉大使命。軍事上，指揮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政治上，同各民主黨派一道協商，籌建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經濟上，提出了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
從1949年3月25日開始，毛澤東在雙清別墅這個「考場」里，白天上課，請教民主人士，晚上在辦公桌上寫下對戰役的判斷和安排以及對建國體制的思考和方案。他日理萬機，多方運籌，迎接著新中國的誕生。
響徹寰宇的「人民萬歲」
重走當年進京「趕考」路，記者收集到許多關於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逸聞趣事，其中多是反映毛澤東相信群眾、熱愛人民和關心人民的一貫思想。
據北京檔案局的老同志講，1949年3月25日早晨，毛澤東與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從涿縣趕到清華園站下火車之後，乘汽車到頤和園益壽堂休息。行途，馬路兩旁站滿了觀看的群眾和擔負警衛的哨兵。哨兵一個個端著上刺刀的槍，背向馬路，槍口朝前，戒備森嚴。對此，毛澤東非常生氣：「警衛是怎麼佈置的？北平人民盼望我們來解放，可一見面就給人家一個下馬威。這樣做，太不近情理了！」
負責警衛的同志解釋說，北平剛解放，隱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國民黨特務還沒有徹底肅清，為確保黨中央首長絕對安全，不得不採取這一警衛方式。毛澤東聽了，不但沒有消氣，反而更加嚴厲地批評說：「怎麼？那牛也要頂我們？那牆也要砸我們(沿路有的哨兵槍口前方是牛圈、牆壁)？我就不信壞人敢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凶！」停了停，毛澤東語氣緩和下來說：“我們辦事處理問題，萬不可只考慮自己，而傷害人民群眾的感情。”從這以後，部隊明確規定，凡是中央首長外出路線警衛，哨兵一律立正持槍，和顏悅色地面向群眾。
還有史料記載，黨中央遷進北平的第三天，各部門工作基本就緒。這天晚上，食堂加餐四菜一湯，毛澤東頗有感觸，批評說：「碗裏有飯，不能光往自己的嘴裏扒拉，老百姓的糧食早都被國民黨搶光了，他們不少人在餓著肚子。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的餐桌上的菜飯就將會擺滿。到那時，我們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這時有人告訴他，這次改善伙食，是為了慶祝搬遷的勝利。毛澤東聽了更加嚴肅地說：“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在許多場所，毛澤東反覆告誡黨內同志，「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進入1949年6月以後，隨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日期的臨近，毛主席和他的戰友進城辦公的頻率越來越高，常常是香山、中南海兩地辦公，午夜時分才返回香山。終於在9月21日，毛主席搬入了中南海菊香書屋，領導中國共產黨向歷史遞交著他們用真誠和擔當書寫的答卷。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向世界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清靜了許久的天安門廣場頓時群情沸騰，歡呼雀躍。毛澤東俯視大地，喊出了一句開天闢地最樸素、最偉大的高呼：人民萬歲！
上下五千年，毛澤東第一個喊出了「人民萬歲」。“萬歲”是什麼？是永恆，是不朽，是希望，是祝願。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萬歲。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熟稔的一條真理。
相關連結
進京路線圖
西柏坡-靈壽-行唐-曲陽-唐縣-完縣(今順平縣)-保定-徐水-定興-新城(今高碑店)-涿縣(今涿州市)-清華園車站-頤和園-西苑機場-香山。這條長約360公里的路，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是一段車程只有3個多小時的短途。而60年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卻是在經過了28年艱苦卓絕的長途跋涉後，才站到了這條路的起點。
進京時間表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時從西柏坡乘汽車出發——— 傍晚17時到達唐縣淑閭村留宿至次日凌晨4時——— 24日上午11時許到達保定用餐、停留近四個小時——— 傍晚到達涿縣(今涿州市)留宿，25日凌晨改乘火車——— 清華園站下火車——— 乘汽車到頤和園益壽堂休息——— 下午4時許到達西苑機場閱兵接見民主人士——— 傍晚乘車前往香山雙清別墅。正是這短短的風塵僕僕的兩天時間，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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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墜機現場
林彪是赫赫有名的「軍事家」，是威名遠揚的“常勝將軍”，一生戎馬倥傯，用兵如神，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他指揮了兩個，揮師四野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他為什麼出此下策——出逃國外，以至滿盤皆輸、身敗名裂呢?
本書將帶你走入歷史，深入探討圍繞「九一三」事件的種種猜測、傳聞和爭論。
因油料不夠而緊急迫降
按說，林彪座機最緊張的是三個階段：一是能否從北戴河起飛；二是起飛後會不會遇到麻煩，比如遭攔截包括被擊落；三是越過國境後會不會被蘇蒙方面防空部隊誤以為轟炸機或偵察機而擊落。當這三個階段都僥倖闖過去之後，它只要放心大膽地向預定的伊爾庫茨克飛就是了，為什麼要冒險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飛機沒有油了。
按規定三叉戟飛機滿載油量為22噸，續航能力5小時(其中包括 1個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但9月12日傍晚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時，加油15噸。從北京飛山海關，半個小時略多，用油2．5噸，這時油箱中有油12．5噸。13日凌晨256號從北戴河倉皇起飛時，沒來得及加油。從北戴河到溫都爾汗約1100公里，飛機出境前在內蒙古的貝爾廟上空原地盤旋了一圈。空中飛行時間1小時53分，加之飛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較多，這樣飛機上就只剩下2．5噸上下的油了，而這時油箱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還不能使用。它要繼續低空飛行，最多只能飛20多分鐘。照此油量，不要說伊爾庫茨克飛不到，就是烏蘭巴托也飛不到。在此情況下，飛行員只有野外迫降，別無選擇。(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杜 2001年版，第258頁、第277頁)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後不久，空軍參謀長梁璞作出的。
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因沒趕上登機而倖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樣的分析。他說：「山海關機場起飛時，飛機上的油量只有12噸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飛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計算在內，最多只能飛行兩個小時。」因此，潘景寅在飛行1小時53分鐘後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頁)
一系列主客觀原因導致迫降失敗
無疑，潘景寅斷然決定迫降是正確的，但為什麼又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呢？這裏面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判斷失誤，沒有弄清飛機的準確位置。飛機墜毀地點位於溫都爾汗東北僅60公里(空中直線距離)，而溫都爾汗就有個簡易機場，跑道是從草原上軋出來的，周圍的地勢非常平坦開闊。256號三叉戟飛到那裏降落，油量是完全夠的。但是，潘景寅卻沒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錯把迫降現場當做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或者潘景寅壓根不知道溫都爾汗有個簡易機場，他只是急切地選擇個地勢平坦的去處做迫降場用。由於飛機上沒有領航員，也沒有地面導航，精神高度緊張的潘景寅很難弄清自己的確切位置。儘管如此，潘景寅能選擇地勢開闊平坦的蘇布拉嘎盆地，該盆地是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到處覆蓋著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場，已屬不易。(於弓編：《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頁)
整個城市漆黑一團。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處著名的貝爾赫瑩石礦沒有停電，有燈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燈光的地方看成了溫都爾汗簡易機場。至於地形，平坦之中其實暗藏危險，中間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頁)
3．面對特情緊張過度，操縱失當。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擔心的是擦地後飛機起火爆炸，這就必須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盤旋20分鐘，但潘景寅沒有這樣做，很可能考慮到長時間盤旋會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脅。他雖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準備，但迫降的著陸動作並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結果造成飛機接地後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後彈起、傾覆、折斷，然後起火爆炸。
4．技術欠佳，難逃厄運。潘景寅儘管是挑選出來的，但駕駛三叉戟飛機的技術還未到嫻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於1971年8月份三叉戟專機維修改裝就緒後，他試飛了幾次，去過山海關機場，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飛機拉林立果去山海關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飛了一次東北航線，有人看到他情緒不好，問怎麼啦？他說「落地」問題還是不理想(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原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正因為他技術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處，在突發情況面前也就很難處理好了。
潘景寅的飛行技術，並不算最好。師長時念堂回憶說：潘景寅是專機師副政委，內向，不那麼開朗，話極少。他的優點是非常沉穩，但也由此帶來腦子有點「木」。他飛伊爾-18時，就飛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駕伊爾-18飛往山海關機場，“撞”上雷雨，下不來了，怎麼也對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後艙，上去把潘景寅換下來，這才讓飛機落了地。陳聯炳 (飛三叉戟的團副參謀長)對我說了好幾次，叫我快點飛三叉戟，我們說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飛機的設計對迫降極為不利。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熱起火。自三叉戟問世以來，國內外還沒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駕駛技術再高明，也難以彌補飛機設計上固有的缺陷，何況潘景寅的技術水平還不是最精。
關於幾種傳聞的由來和匡正
1．飛機是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嗎
這種說法，一度甚為流行，根據是飛機上有個大洞。
據最先到達墜機現場視察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孫一先證實，飛機機翼的翼根處，的確有一個直徑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邊還有兔耳朵形的細長洞兩個。一開始，他曾懷疑這個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導彈打的。但進一步探查這個洞的底部，卻發現並未穿透，機翼另一面完好無損。而大洞周圍不規則的鋁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導彈打的，怎麼可能不穿透機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經過仔細觀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終否定了自己一開始的認識。(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但是，也還有人堅持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擊落的。張寧在《塵劫》一書第278頁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轉業軍人的話，說用導彈擊落了林彪座機。那位轉業軍人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的飛機，這位二炮軍人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針對機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開的大洞的情況，編造「新式導彈」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彈頭打進飛機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導彈。況且，在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導彈。就是到了30多年後21世紀的今天，我國這樣射程的地空導彈也未問世。
1971年10月，周恩來陪同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交易會，送別外賓離境後，應邀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說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內情。會上，有人遞條子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林彪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看完條子，非常嚴肅、鄭重地說了下面一席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容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1972年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中央召開的會議上，針對有人提出中央為什麼不阻攔林彪的飛機而讓他跑掉的問題，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林彪是我們黨的副主席，葉群給我打電話說他要在天上轉一轉，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哪一個(周恩來用右手食指指著與會人員)敢下決心把它攔截下來？攔截副統帥的專機，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
這就清楚地說明，中國方面是根本不會擊落林彪的專機的。(劉岩：《我參與處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顧》，《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確實弄清飛機墜毀的原因，中央命令空軍成立專家組，對飛機墜毀的原因作出結論報告。空軍專家組由著名空戰英雄、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王海(後來擔任空軍司令員)牽頭，成員有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後來，公安部也派人參加。空軍專家組明確認為：「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機身上引起種種猜測的大洞，是飛機上油箱裏的油同時向外燃燒爆炸時形成的。”(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頁)
還有兩個更有力的證據：第一，林彪專機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沒有部署地對空導彈。第二，林彪專機墜毀地點離國境線360公里左右，那時我方根本沒有能打這麼遠的防空導彈。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斷升級換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飛機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嗎
如果說林彪座機被中國方面擊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麼會不會是被蘇蒙方面擊落的呢？
的確，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在中蒙邊境駐紮有大量軍隊，其中包括雷達、防空和航空兵部隊。中國方面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夜深人靜時突然深入蒙背境內，其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孫一先認為，事實上，蘇蒙方面的雷達部隊並沒有及時發現越境的三叉戟飛機，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處於休假狀態，蘇蒙軍隊官兵鬆懈麻痹，值班不認真，沒有發現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飛機保持中低空飛行，有效地躲過了地面雷達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凌晨曾發現一架飛機深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多小時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故延誤了近9個小時，直到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事務局。也正是這次突發的空情，檢驗出蘇軍的防空系統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專程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系統。既然蘇蒙方面連空情都沒有及時發現，還能談到發射地空導彈或出動殲擊航空兵擊落林彪座機嗎？(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孫一先的說法並不完全準確，蒙古方面雖然沒有擊落三叉戟，但他們的雷達還是發現了目標，這是根據我偵聽部隊獲悉的情報得知的。9月13日22時15分，空軍司令部報告說：18時04分，蒙古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起火墜落，因此，從18時起進入一等戒備。周恩來接到這份報告，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並相應做了緊急戰備部署。
2009年前後，又出現了蘇蒙方面擊落林彪座機的新說法。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古達舍夫·里薩特·薩拉甫京諾維奇(中文名「顧大壽」)新近出版了回憶錄《我的中國生涯》，其中有一段詳細記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他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工作時，蘇聯駐華使館派他到溫都爾汗實地查看、現場的經過。他寫道：“林彪、葉群、林立果乘坐軍用飛機急匆匆地從北戴河機場起飛，但是，他們在越出中國國境後，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地區被擊落”。“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空軍雷達發現中國一架軍用飛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空，錯誤地把它當做是偵察機。“(閻明復：《前蘇聯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現場》，《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顧大壽沒有明確地說出林彪座機是被蒙、蘇哪方擊落的，他這裏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無法自圓其說：既然被擊落，機上人員的屍體為何完整無損呢？
3．飛機是在空中遇到麻煩了嗎
有人懷疑，林彪座機或許是空中遇到了麻煩，比如機械方面出現了故障，再比如氣象方面遇到了困難。
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巴基斯坦轉手買來的同類飛機中最好的一架，機組人員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在政治、思想、技術、作風方面均過得硬的幹部，飛機的維護保養是無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術方面的故障。而且從北戴河起飛時，飛機狀況是好的。周恩來查問飛機時，胡萍回答吳法憲並授意潘景寅說飛機有點故障，是為了欺騙周恩來，掩蓋陰謀。至於天氣情況，也無異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中說：「據烏蘭巴托中央機場氣象台報告，在9月13日兩點鐘時，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上空有二至四級的雲，能見度50公里，無危險的氣象情況，無風沙，無霧，無風。」(孫一先：《在大漠那迪》，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7頁)這就是說，林彪座機的墜毀，與飛機機械和天氣狀況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