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張謇與實業教育

張謇認為，實業和教育是救亡圖存、國家強盛的根本。甲午戰爭之後，他有了「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1925年，張謇在暑期講習會的演說中總結道：“南通有紗廠，爰設立紡織專門學校；南通經營鹽墾，爰設立農校。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培養實用型、技術性人才的實業教育的興起，為各企業培養了大批業務骨幹，促進了南通經濟的快速發展。

紡織學校

1920年，位於海門縣常樂鎮南灣的大生三廠處於廠房建設階段，機器設備的安裝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緊接著，上海慎昌洋行介紹的英國工程師惠令登到廠查看情況，由於大生三廠為外國工程師修建的洋房尚未竣工，張謇的三哥張詧便將惠令登安排到自己在常樂鎮的家裏居住。惠令登援引大生一廠和大生二廠以往的接待之例，認為大生三廠對其招待不周，只住了兩天就揚長而去。

1921年，大生三廠以資生鐵廠的技工為基本力量，以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的畢業生馬季謨、於石圃、瞿覺先、唐人傑、施秀珊、習是則6人為技術骨幹，配合大生一廠、大生二廠的機工傅鴻生父子等共同設計機器設備的安裝。不久，大生三廠的全部紡織機器完全由中國技術人員自行排裝完成，並於10月10日正式開車。11月，大生三廠的產品在上海開盤上市，該廠生產的16支三星紗比大生一廠的紅魁星紗一箱價格高出10元。這固然跟大生三廠的機器相對先進有關，但說到底是技術人員起到了關鍵作用，真正擺脫了對外籍工程師的依賴，而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在此次機器安裝調試中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

其實，張謇興辦大生一廠後，對於缺乏紡織技術人員一直有著切膚之痛。比如早年大生一廠設備的安裝，都依賴英國工程師的指導。1912年，為了培養紡織方面的技術人才，張謇在大生一廠內附設了紡織染傳習所，學生有10多人，開創了中國紡織教育的先河。而紡織染傳習所的辦學經費，張謇是通過勸導大生一廠和二廠的股東出資解決的，由大生一廠承擔六成，大生二廠分擔四成。之後，由於請求插班學習的學生逐漸多起來，為滿足社會的需求，張謇在大生一廠南側規劃籌建了校舍，於1913年秋遷入，改稱「南通紡織專門學校」。

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的教員除日籍外，大多數是留美學生，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知識和理念。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特別注重實踐，特意從國外訂購了當時最新式的紡織設備，供學生們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提高實際操作能力。當時，學生在校期間每學期安排一次修學旅行，用於了解各地的實業狀況。張謇對於學生的實習也非常重視，曾經親筆寫信推薦學生。例如在1920年7月，他致信好華特廠總經理，介紹第五班學生章以銓、錢昌時前去實習。同年10月4日，張謇又給時任駐英公使的顧維鈞去函，希望他能給赴英實習的蔣德壽提供便利。

由於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緊貼生產實際，再加上為學生提供了很多實習和參觀機會，使得該校的學生普遍具備很強的實操能力。1918年，該校的畢業生還協助上海厚生紗廠成功安裝了新機器。因此，大生三廠在困難的時候，張謇毅然讓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的畢業生來挑大樑安裝設備，他心裏是有底的。

張謇給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所題的校訓為「忠實不欺 力求精進」，而畢業生的表現也沒有辜負張謇的期望。據統計，從1912年至1944年（1927年改稱“南通紡織大學”，1928年併入南通大學，1930年改稱南通學院紡織科），共培養畢業生384人，廣泛分佈於全國各紡織廠工作，成為各地企業的技術骨幹。

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是張謇所創辦實業教育的一個縮影。他的實業教育特別注重適應南通本地的社會發展需要，根據實際需求來培養人才，這在百廢待興的年代可謂是最實用的舉措，能讓培養的專門人才及時地充實到企業一線工作。無論是1906年通州師範學校附設的農科，還是1909年在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內附設的銀行專修科和初等商業學校，都為南通輸送了急需的各類人才。張謇倡導的實業教育都非常注重技能的傳授，他認為「教育以普及為本，普及以生計為先」，在課程設置上，諸如女工傳習所、伶工學社、通州師範學校附設測繪科等，都體現出“務實、致用”的特色。

△南通紡織專門學校學生實習場景

 

河海學校

張謇興辦實業教育，是希望勞動者增長技能，提高素質，更渴望在各個領域能湧現出傑出的領軍人物。所以，他對有潛能的年輕人格外青睞，並委以重任，悉心培養。其中，畢業於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宋希尚，以其才華和品行贏得了張謇的重視，也為自己開創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宋希尚（1896—1982），字達庵，浙江嵊縣人，著名水利專家。1914年冬，宋希尚在報紙上看到時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水利局總裁張謇倡辦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招生廣告，徵得家人同意後，到位於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應考。宋希尚記得考試那天漫天大雪，黃炎培在考場門口高聲唱名。經過考試，宋希尚被錄取，於1915年3月15日前往位於南京的學校報到。1917年，宋希尚畢業，被派到南通保坍會見習。

到南通後，宋希尚負責協助荷蘭籍工程師特來克（1890—1919）工作。特來克於1916年獲南通保坍會聘請，擔任駐會工程師，主持築楗保坍工程。特來克除了負責保坍工作外，還參與了南通、如皋和海門等地的水利、道路、市政等土木工程。

北京外交部、上海領事團徵聘外國工程師，但因各種原因，使得延聘事宜毫無進展。

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在不知不覺中，遙望港工程在宋希尚的指揮下，按部就班地漸次完工，宋希尚可謂不辱使命。張謇對他慰勉有加，深感滿意。遙望港工程落成之日舉行了盛大典禮，南通、如皋兩縣的官紳和地方代表約二三百人出席。張謇對宋希尚大加讚許，並讓他起立接受全場掌聲祝賀。

△遙望港九孔閘

第二天，張謇在三餘鎮大有晉公司召見宋希尚，以2000元作為對宋希尚勤勉工作的獎勵。宋希尚婉言謝絕，認為這是自己的分內之事，何況通過挑起大梁獲得不少寶貴經驗，只是希望將來如有機會，能夠赴美深造，並考察歐美水利，充實自己，為今後從事水利事業作準備。張謇聽後大喜，非常認同宋希尚的志向，表示一定會促成其留學事宜。後因大生三廠建設的原因，急需修築廠區到青龍港的輕軌和青龍港船閘工程，張謇希望宋希尚能夠繼續參與這兩項工程，工成之日，即當以運河工程局名義派其赴美考察。

△大生三廠至青龍港的輕軌

1921年春天，張謇交辦宋希尚的兩項工程竣工。張謇履行了自己的諾言，斥私資幫助宋希尚留學美國，並以督辦運河工程局名義致函美國著名工程師（時任美國土木工程學會會長）費禮門博士，托其指導照顧。張謇還親筆開列清單，吩咐宋希尚考察歐美水利時，應特別注意研究的問題。宋希尚在赴美前來到濠陽小築向恩師辭別。宋希尚在40多年之後依舊對那段記憶刻骨銘心：

嗇師正在書房內閱讀，乃起身命侍者加上馬褂，整襟肅容，自房內步送，經一長廊，復命大開正門而至門口，乃停步拱手面囑曰：「水利事業，關係國計民生至巨，我國江淮河漢，無水利可言，而水患日甚。我雖致力導淮，但忽忽數十年，迄無尺寸成就，今垂垂老矣。所望於汝者，年富力壯，考察各國水利機會，務須悉心研究，徹底探討。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我國水利，終必有大治之一日。行矣達庵，好自為之，有厚望焉。」鵠立門口，目送余行，直至淮海銀行轉角不見為止。此幕臨別鄭重訓詞，為余有生之日所永不敢忘者。

張謇對待一位有志向、有抱負的年輕人，鄭重其事地著正裝迎接，開正門相送，體現出他對青年才俊的尊重，也飽含著他對宋希尚儘快成為棟樑之材的期盼。宋希尚赴美後，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布朗大學學習，1923年回國。

1928年，宋希尚任交通部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委員兼工程處長，同時在中央大學主講水文學。20世紀30年代初與惲震、曹瑞藝、史篤培、陳晉模等人，組成中國第一支長江三峽勘測隊，到三峽現場查勘選擇壩址，所選壩址大致與現在葛洲壩水電站位置相當，並提出中國第一個三峽開發計劃。

 

英化學校

△1920年6月9日，美國哲學家杜威（左七）在張謇（右四）陪同下參觀英化職業學校時留影。

1919年8月，英化職業學校開學。英化，是英語和化學的合稱，英化職業學校以培養英語和化學方面的應用型人才為主。這所頗具特色的學校，是美國基督會在張謇的力主之下創辦的，彌補了南通實業教育中的一項空白。

1919年7月25日《申報》第七版《創辦英化學校》一文中提及，英化職業學校「所定前四年之課程，較普通中學減少科目，意在專精化學製造，養成工業專門人材（才），為日後工業之用。現因桃花塢房屋未曾興工，故暫賃屋招生，先行開學」。

英語和化學是張謇在創業初期就非常重視的兩項技能。大生企業早年間在技術上依賴外國專業人員，需要翻譯溝通。在大生一廠官機的安裝和調試過程中，請了華盛紡織總廠翻譯處的潘劍雲和蔡嘯甫幫忙。大生企業的許多機器和物料採購自上海的洋行，也需要經辦人懂得外語，特別是英語。因此，張謇極為重視英語。1900年3月15日訂立的《大生紗廠章程》的「進出貨處章程」中規定：“學徒間日輪班，至翻譯學堂學英文、英語兩點鐘。中班願學者，日間無暇，或晚飯後學習兩點鐘。”

隨著南通各項事業的發展，張謇對英語教育愈發關注，而目的更趨廣泛。1919年9月14日，張謇在交通警察養成所開學演說時提及：「諸生此次來學，於鍛煉精神以外，須極端注意英語一科，因所辦交通警察，強半為外人來通參觀而設。英語在世界上最為普及，若不通英語，設西人有所詢問，警察瞠然不知所對，實為南通自治之羞。」顯然，他是希望學員們粗通英語，以便與西方人士交流，既展示南通形象，又向外界推廣南通。在南通各類學校中，英語課程是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在校學生，英語能力的提升有助於對西方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學習，也有利於畢業生就業渠道的拓展。此外，張謇在對兒子張孝若的家庭教育中，督促、關心兒子的英語學習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張孝若在通州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讀書時，張謇在家書中就囑咐“英文亦須熟讀，此不獨為識字，兼有音節、語氣之關係，此理與中文消息正通”。“兒於英文讀法不切實，亦不肯熟讀，將來必有一過即忘之病雲。英文最重音讀，不切實則音不准；不熟讀則語法不合，雖學猶未學矣！”張謇通過聽取行家的意見，結合自己的觀察，不僅要求張孝若注重英語的誦讀，也建議其加強寫作練習，並在學習《論語》《孟子》時，讓兒子把兩部經典翻譯成英文。

對於學習化學的作用，張謇也有著很高的認知。早在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下旬，張謇為福開森、李天相共同譯著、匯文書院推出的《化學新編》作序。1897年6月11日，張謇在《請興農會奏》中提出，各地氣候各異，土壤性質不同，需要通過化學方法，「分辨土宜物性，一一著明」。對於各省的閑地荒灘，根據土壤的特性，“分別興辦樹藝、畜牧、製造諸事”。在張謇的設想中，農會“宜有學堂一區：宜延歐西化學師一人，東洋農師一人、蠶師一人，翻譯一人”。1909年，張謇在談及江南工科大學的課程籌備時，認為對於振興實業而言，土木工學、機器工學、應用化學最為重要。

張謇到了晚年，曾試圖利用南通所產的鹽作為原料，生產燒鹼。造紙廠、肥皂廠、紡織廠都需要用大量的燒鹼，如果此舉成功的話，將打破英國卜內門洋鹼公司在中國的壟斷。1920年，張謇委託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高翕，到德國與有關人士探討設立一個用電解工藝生產燒鹼的工廠的所有細節。張謇藉助英化職業學校的力量培養化學方面的人才，跟他在化學領域的雄心密不可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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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衷感慨道：「這裏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裏有一群普通而又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抗戰時期，延安創建了多所託兒所、保育院來收容抗日將士子女、烈士遺孤及戰區難童，以解決軍民投身抗戰的後顧之憂。

邊區第一保育院：

「好好的保育兒童」

1938年10月2日，陝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宣告成立，孩子們唱著抗日救亡歌曲歡迎朱德、項英等領導人和延安各機關代表的光臨。當天下午晴空萬里，暖意融融，似乎孕育著戰時兒童的新生。

3個月前，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延安成立，宋慶齡、鄧穎超等任該會名譽理事，邊區第一保育院是該會的下屬機構，建成以後得到了很多領導人的關懷，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到保育院看望孩子們。毛澤東題寫的「好好的保育兒童」被鐫刻在該院石窯外的牆壁上方，成為全體教職員銘記於心的座右銘。

邊區第一保育院分為小學部和幼兒班，小學部的文化課教育與當時社會上一般的學校有所區別，更注重將課堂教育和實際生活相結合。當時，因為物資匱乏，教材都是老師們自己動手編寫的，國語課本內容多選取與抗戰事業或勞動英雄有關的故事。原保育生劉柄星77歲時還記得當年老師將國土面積比作一片秋海棠葉，「秋海棠葉特別漂亮，現在日本鬼子侵犯咱們，他們就像一個惡蠶，要‘蠶食’咱們國家，咱們一定要起來堅決和日本鬼子鬥爭，把他趕出去」。上算術課時，老師們就把該院經費情形當作教材，讓孩子們計算。保育生王得勝在日記中寫道：“合作社的水果八百元一斤，五百元不知道買多少，我問蕭先生，他不給我說，叫我們自己去算。”最終，孩子們經過一番探討，解決了這個問題。

保育院的生活教育很注重培養孩子們的勞動觀念，讓他們從小就學會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小學部的孩子除了自己掃地鋪床、打水盛飯外，還要參與小農場裏各種蔬菜的種植、露天戲台的修築、冬藏菜坑與垃圾坑的挖掘等勞動。空閑時，孩子們還會去附近的村莊參加消滅害蟲或教農戶識字等活動。11歲的保育生齊小慧曾在推廣識字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收穫：「去到老百姓家裏，可不要一去就談識字，要先和他談他生活好不好？養多少頭牛？種多少畝地？見他有事就幫他做事，再問會不會認鈔票等等。循序漸進，引導群眾的識字興趣。」在這樣的環境裏長大的孩子，早早就樹立起了服務社會的意識。

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第一保育院大門

洛杉磯託兒所：

「在全中國看見的最好的一座」

1940年3月，中央託兒所在延安蘭家坪創辦，最開始這裏只有6孔窯洞，首批入住的只有毛嬌嬌、羅小金、謝定定等7位小朋友，後來劉太行、鄧林、左太北等小朋友也陸續來到了這裏。1942年，宋慶齡從洛杉磯為孩子們募捐到了一批藥品及玩具等物資，為了感謝愛國華僑及國際友人對該院保育工作的支持，中央託兒所因此更名為「洛杉磯託兒所」。此時，託兒所已有窯洞20多間，孩子也增加到30多人。

洛杉磯託兒所里的這些孩子，有的是從寄養的「老鄉」家中接出來的，有的是從新疆的監獄中被救出來，還有的是從戰場上逃出來的。他們的父母有的已經犧牲，從此天人永隔；有的在黨政軍機構中擔任著重要職務，工作繁忙，無暇照顧；還有的正在前線作戰，連見一面都成奢望。不少孩子在進託兒所前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患有頭癬、疥瘡、腸胃炎等疾病；進託兒所後又因人員密集，容易感染流感、百日咳、赤痢霍亂、麻疹、白喉等疾病，要想看護好他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都在前線的保育生楊小平，1歲多被送到託兒所時體重僅有9斤，經常腹瀉，又得了百日咳和肺炎，病得差點休克，保育員趙鳳欽立馬將他抱去醫院救治，從早到晚守著他細心照顧，病癒後，楊小平逐漸變成一個愛笑愛玩、陽光強壯的孩子。還有保育生趙戰生，從1940年出生後就一直營養不良，並患有軟骨病，繼而又得了百日咳、麻疹，病得奄奄一息，被送到託兒所後，經過悉心的治療和調養恢復了健康，1944年中外記者團來託兒所訪問時，他已是合唱團的小指揮之一。在洛杉磯託兒所教職員們的精心照顧和全力守護下，這裏的孩子們都逐漸健康活潑地成長起來。

戰爭年代的延安物資稀缺，但洛杉磯託兒所的孩子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黃土高坡上那片環境簡陋但整潔乾淨的窯洞內外，到處回蕩著他們天真無邪的歡聲笑語。正如1946年3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華外科專家艾樂思博士考察完該所後在《記延安洛杉磯託兒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這個託兒所是在一種簡樸的條件下工作著，但這是我在全中國看見的最好的一座。」

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1943年工作報告（部分）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邊區第二保育院：

「馬背上的搖籃」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圍攻中原解放區，在戰火隨時可能蔓延至延安的緊急情況下，黨中央決定讓所有非戰鬥單位一律撤離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第一批撤離名單中就包含了邊區第二保育院。這所成立於1945年6月1日的保育院，各項工作剛步入正軌就接到上級的撤離命令，立即開始著手準備緊張的轉移工作。

11月11日、12日，邊區第二保育院全體工作人員分兩批帶著全院136名2歲至7歲的孩子和近百頭騾馬出發了，這支近200人的隊伍在依依不捨中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在撤離途中，他們要躲避國民黨飛機的掃射、轟炸，防備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還要與各種可能突發的危急情況作鬥爭；要渡過黃河和汾河，通過同蒲線的封鎖，還要翻過終年積雪的綿山，這支隊伍會遭遇的各種艱難險阻可想而知。當然，其中最困難的還是如何帶著100多名7歲以下的孩子安全行軍。

當時，在轉移的隊伍里，保育院的老師們在每頭騾馬的背上都安了兩張小馱床，孩子就一左一右躺在裏面，蓋著暖和的被子。每個保育員負責4個孩子，遭遇敵機轟炸時，她們要將孩子抱往安全處躲藏，有時候來不及轉移，她們就撲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身體作掩護。危險還是不時降臨，1947年春節剛過，這支隊伍行進到晉綏解放區李家灣村邊時，突然傳來了敵機的嗡嗡聲，訓練有素的保育員們立即抱起孩子隱蔽。這時一輛馬車受到驚嚇，狂奔後翻車，保育員田喜英不顧敵機的掃射，衝過去救出了馱床內的孩子小漢元。2月的一個深夜裏，這支隊伍在通過浮橋過汾河時，一頭驢意外掉進了河裏，兩個孩子不幸被沖走，警衛員全超3次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搭救，最終用盡全力救回了孩子。成功穿過同蒲線後，這支隊伍開始攀爬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路一側是萬丈深淵，半夜裏一頭騾子突然踏空，牽騾子的民工用力拽住韁繩，採購員於啟山死死拉住騾尾，兩人置自身的安危於度外，硬生生地將這頭加上孩子、行李和馱架有幾百斤重的騾子拽回了山道，最終化險為夷。

1947年2月中旬，邊區第二保育院的這支隊伍在歷經千難萬險之後，成功把136名孩子安全轉移到了太行解放區。在這次大轉移的過程中，她們做到了「一個沒有丟、一個沒有死、一個沒有傷」，這支革命隊伍被譽為「馬背上的搖籃」，其所創造的奇蹟不亞於打了一場大勝仗。

1949年9月，邊區第二保育院遷入北平。同年，邊區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磯託兒所也分別遷往西安建國路信義巷和北平萬壽寺，來自延安保育機構的孩子們終於過上了安定的生活。一代代的新中國兒童也自此遠離了戰爭的硝煙，在和平的環境中幸福茁壯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