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一號手令」，將爸爸送往開封。爸爸鼻子裏插著鼻飼管，喉嚨里通著吸痰器，身上扎著輸液管。醫生護士都認為：「隨時都可能發生突然死亡。」當時中辦的負責人來到爸爸房門口瞧了一眼，親自叫人通知爸爸轉移。護士只好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爸爸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這張紙拿到另一邊，讓爸爸看，爸爸又把臉扭了過去。爸爸原衛士長老李同志上前對著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閉著眼睛，一言不發。
晚上7點多鐘，爸爸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由專案組的人監護，讓護士和原衛士長老李同志陪著，乘飛機飛往開封。林彪在河南的那個死黨親自把爸爸關進一個特別監獄。這裏圍牆高大，電網密佈，戒備森嚴。
這正是初寒的天氣，爸爸在擔架上因為沒有穿衣服，一著涼肺炎又複發了，高燒39 度，嘔吐厲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黨卻聲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37.2 。當時在爸爸身邊的人都說，他特別配合治療。爸爸雖然不說話，但他的神志還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親眼看到林彪、江青一夥的下場。
就在爸爸退燒的第二天，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也不准留，連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留。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看了看，但又說：「千萬不要死在我們手裏。」然後向當地負責人員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原衛士長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彙報情況。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兩點，電話鈴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經死了，你必須再趕去。”李叔叔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趕往機場。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開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詢問了解，原來11月10日晚發高燒，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39.7 ，「當時不能確診是肺炎」，但卻按肺炎治療，不讓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嘴唇發紫，兩瞳光反應消失，體溫40.1 。第二天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報；5分鐘後，6點45分心臟停止跳動。兩分鐘後，值班醫生、護士趕到現場。兩個小時後，“搶救”人員才趕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淚水，給爸爸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爸爸的遺體抬上一輛吉普車，小腿和腳伸露在車外，拉到了火化場。
火化場早已得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兩個工人。二十多個軍人把小小的火化場全部戒嚴。由中辦專案組的人在火化單上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並冒充死者的兒子劉源簽了名。
爸爸曾對我們說過：「我活著是個無產者，死的時候也要是個無產者。」可我們怎麼也不曾想到，竟“無產”到這個地步：他為革命事業奮鬥了一輩子，死時卻成了“無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無私地獻給了人民，死時卻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沒有哀樂，沒有哭聲；他為黨披肝瀝膽，死時卻沒有鮮花，沒有黨旗 他死時，只有那一尺長的白髮屬於自己，還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一夥強加在他身上的奇恥大辱。
火化後，專案組宣佈紀律，要用黨籍和腦袋擔保，誰也不准透露出來，並舉行酒宴宣佈：「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
林彪、江青一夥自以為幹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他們自以為「勝利」地清除了他們篡黨篡國的最大障礙。但是，黨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對於任何人來說，歷史自有公論，而那些莫須有的罪名，終於公正地落到那些炮製者自己的身上。歷史是無情的，民心是不可違背的，真理之光是永遠不會泯滅的。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爸爸，將永遠受到人民的懷念和尊敬。
我們和親愛的爸爸分別至今，已經13年了。這是什麼樣的13年呀？！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四位骨肉先後慘死，六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是我們祖國的滿目瘡痍。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爸爸平反，不僅是為爸爸個人，而且是為了使黨和人民永遠記取這個沉痛的教訓，用一切努力來維護、鞏固、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使類似爸爸和其他許多黨內外同志的冤案永遠不致重演，使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我們的祖國受夠了難，人民吃夠了苦，再也不要人為地製造動亂，只需要安定團結、一心一意搞好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啊！
自從媽媽去年回到了我們身邊，我們多麼幸福，多麼親昵。就在這幸福的笑聲中，我們看見爸爸就在我們面前，他正在奮力掙扎，去掙脫那無情的血網，多麼想回到人民的中間，多麼想回到妻子兒女身邊。爸爸，十年了，您的靈魂一直在這樣鬥爭著，一直在我們心中呼喊。爸爸，您安息吧，我們就在您的身邊。爸爸，您看看，黨和人民終於打破了這血網，洗清了您身上的污漬；您看看，這是全國人民寫來的千萬封信，大家有這麼多話要說給您聽！您看吶，成千上萬的青年抱著鮮花向您擁來；您看吶，大地回春，冰雪融化了。祖國的千山萬嶺迴響著人民呼喚您的聲音，您忍辱含憤的英靈終可得到安慰了吧！
爸爸呀，您那不安的靈魂快快回到您雪白的骨灰里來吧！讓我們按照您在任國家主席時的託付，按照您在最艱難時的遺囑，把您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海里，撒到世界的大洋上，融化在解凍的春水之中，您一生的奮鬥和心血已變成世界上最為寶貴的財富，永存在世間。
爸爸呀，親愛的爸爸，您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盡瘁；人民並沒有忘記您，也為了您的解放而英勇奮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爸爸呀，您曾為了我們黨而拋棄了個人的一切；黨沒有遺棄您，為了您的昭雪，奮力吶喊，不惜一切代價。今天黨和人民又把那應得的光榮還給了您，對於您來說，至高無上的光榮稱號就是 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中國人民的好兒子。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編者按：
在中共百年奮鬥歷程之中，有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中有曾經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有極具影響力的社會賢達、工商業者，有懷揣救國興國之志的知識分子……中新社十集微紀錄片《大道同行——百年風華誰與共》，攝製團隊奔赴十多個省份，與近四十位名人之後、歷史親歷者、黨派高層、資深專家等面對面傾談，以講故事的方式為你呈現百年風華中，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同心奮鬥」的精彩歷程，敬請關注。
「這個照片就是在茶話會上，鄧小平同志和我父親見面握手，說向台灣同胞問好，我很惦記他們。」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蔡嘯之女蘇輝回憶道。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一紙《馬關條約》讓台灣進入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代。
蘇輝說，父親蔡嘯出生在台南的一個小漁村，家庭窮苦養不起他，父親就被送給了別人家當養子。「在日據時代，上學也很受欺負，日本的孩子對台灣的孩子是很瞧不起的，恨不得就是二等公民都不算，所以他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不忍了，自己一個人坐船就跑到了福建。」
1934年春，初到廈門的蔡嘯滿懷一腔愛國熱情，到國民黨部隊參軍，卻被當局當作日本特務關進監獄，遭到嚴刑拷打。「他不明白，我到了大陸也是中國人的地方了，也是中國人的部隊了，為什麼他們還要就是欺負他？對國民黨太失望了。」蘇輝說。
出獄後，在摯友廖青的介紹下於1937年8月加入新四軍，開啟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
蘇輝說，參加新四軍後，父親感覺完全不一樣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庭，有困難大家都會幫助他，而且大家非常平等。這點對她父親的心靈撞擊非常大，他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整個人蛻變成了一個革命戰士。
1945年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馬關條約》作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屢戰屢敗。1949年，蔣介石命令國民黨部隊逐步撤離大陸退守台灣。
蘇輝說，父親參加了非常多的戰役，因為他是新四軍（後來的解放軍）「三野」，渡江、淮海這些重大戰役當中，他都是衝鋒在前的。肩膀上的槍傷子彈一直帶到去世，在身體裏沒有出來，但是他不後悔，他覺得他為中國解放戰爭或者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做出這個努力，他覺得特別自豪。
1950年前後，隨國民黨去台的軍政人員約200萬人。從此以後，一灣淺淺的海峽，隔開了兩岸。
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說：「老蔣當時敗退到台灣就非常生氣，他跟瘋了一樣，他在1950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論》。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有一支台灣隊，整個成員都是台灣老兵。有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到了九兵團的台灣幹部訓練團，那麼當時團長是蔡嘯。」
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數十萬精兵集結東南沿海，兵鋒直指台灣島。然而6月25日，韓戰的突然爆發，令武力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暫時擱置。
「最早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那麼到1955年前後，周恩來總理幾次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兩次做報告，都提到了，不排除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放台灣。」汪毅夫說。
蘇輝說，後來很長很長時間都是宣傳，要讓台灣的老百姓、大眾了解祖國大陸歡迎大家，希望台灣同胞能夠回到祖國大陸，所以這是逐漸的一個過程。
蘇輝表示，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台盟進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父親在台盟中央主席的崗位上，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這項事業當中。國家的發展過程當中歷次重大的事件，台盟都是全部參與了。
1979年1月1日清晨，與廈門隔海相對的金門上空，傳來了廈門前線廣播站播發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這一次，駐紮在金門的國民黨部隊聽到的不再是敵對喊話，而是大陸人民對骨肉同胞的親情呼喚。
汪毅夫指出，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在兩岸關係史上、在對台工作史上是一座里程碑，「然後接下來小平同志就很明確地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這種構想等等。」
台盟盟員張金鳳回憶，《告台灣同胞書》發佈時，她們在香港朋友接機的車上聽到廣播，丈夫很是激動。
張金鳳說：「我公公從小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家是在‘唐山’，台灣講大陸是‘唐山’，他說我這一輩子沒有機會去，你們是哪一位有機會就要回去看看。他說我們的機會來了，看這個情況會打破這個禁忌的。」
1981年國慶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就台灣問題發表九條談話，史稱「葉九條」。其中提到：“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用最大誠意爭取台灣同胞的民心。
張金鳳說：「在‘葉九條’發佈了以後，我們更積極地想要回來定居。一直到1984年才辦成功。當初台灣還是在戒嚴當中，怕被當局發現又扣回去，扣回去了就去唱‘綠島小夜曲’了（被關入綠島監獄）。我們進到廣州的（羅湖）海關的時候，證件都是辦單次的。」
蘇輝拿出了一張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和蔡嘯的合影。「小平同志很親切地向台灣同胞問好，說很惦記他們。」在蘇輝看來，從中央領導對台灣同胞的關心角度，這張照片也是一個見證。
1987年11月2日，台灣當局宣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機場、車站、碼頭……每一次親人重逢，都是一次悲喜交集的潸然淚下。
汪毅夫感嘆，兩岸隔絕曾造成多少人間的悲劇。而終於，兩岸的老兵都能回去了，這種互動是良性的互動。
「我父親再也沒回去過，我覺得他的心情肯定也是這樣的。就是我不能回去，但是我一定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讓更多的、多一點兒的老鄉回去。」蘇輝說，她們每年都組織一些老台胞回島內去家鄉去，也有很多老人都不在了，回去也是到祖墳上去磕個頭。
從1987年兩岸正式拉開交流序幕，到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再到2008年實現“兩岸三通”，大陸與台灣的交流日益密切。一路走來，一批批台胞加入其中，為促進兩岸互聯互通、儘早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蘇輝說：「中共的善意始終沒有斷，我們始終在搖這個橄欖枝，台灣同胞你們要回到祖國大陸，一直希望他們能夠呼應。台盟它本身都是台灣省籍人士組成的一個組織，因此我們跟島內來的台胞有一層天然的親情，一直到現在以至於再往後我們仍然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蘇輝指出：「我們的使命就是最終要實現祖國統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蘇輝說：「我們只是歷史長河當中的一分子，我們要接好這個棒，同時要傳好這個棒，親人團聚，祖國能統一，這也是我們的夢想，我相信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