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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村少年為何在大陸戎馬半生不改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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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村少年為何在大陸戎馬半生不改鄉愁?

2021年12月22日 23:41

編者按:

在中共百年奮鬥歷程之中,有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中有曾經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有極具影響力的社會賢達、工商業者,有懷揣救國興國之志的知識分子……中新社十集微紀錄片《大道同行——百年風華誰與共》,攝製團隊奔赴十多個省份,與近四十位名人之後、歷史親歷者、黨派高層、資深專家等面對面傾談,以講故事的方式為你呈現百年風華中,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同心奮鬥」的精彩歷程,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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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照片就是在茶話會上,鄧小平同志和我父親見面握手,說向台灣同胞問好,我很惦記他們。」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蔡嘯之女蘇輝回憶道。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一紙《馬關條約》讓台灣進入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代。

蘇輝說,父親蔡嘯出生在台南的一個小漁村,家庭窮苦養不起他,父親就被送給了別人家當養子。「在日據時代,上學也很受欺負,日本的孩子對台灣的孩子是很瞧不起的,恨不得就是二等公民都不算,所以他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不忍了,自己一個人坐船就跑到了福建。」

1934年春,初到廈門的蔡嘯滿懷一腔愛國熱情,到國民黨部隊參軍,卻被當局當作日本特務關進監獄,遭到嚴刑拷打。「他不明白,我到了大陸也是中國人的地方了,也是中國人的部隊了,為什麼他們還要就是欺負他?對國民黨太失望了。」蘇輝說。

出獄後,在摯友廖青的介紹下於1937年8月加入新四軍,開啟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

蘇輝說,參加新四軍後,父親感覺完全不一樣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庭,有困難大家都會幫助他,而且大家非常平等。這點對她父親的心靈撞擊非常大,他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整個人蛻變成了一個革命戰士。

1945年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馬關條約》作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屢戰屢敗。1949年,蔣介石命令國民黨部隊逐步撤離大陸退守台灣。

蘇輝說,父親參加了非常多的戰役,因為他是新四軍(後來的解放軍)「三野」,渡江、淮海這些重大戰役當中,他都是衝鋒在前的。肩膀上的槍傷子彈一直帶到去世,在身體裏沒有出來,但是他不後悔,他覺得他為中國解放戰爭或者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做出這個努力,他覺得特別自豪。

1950年前後,隨國民黨去台的軍政人員約200萬人。從此以後,一灣淺淺的海峽,隔開了兩岸。

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說:「老蔣當時敗退到台灣就非常生氣,他跟瘋了一樣,他在1950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論》。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有一支台灣隊,整個成員都是台灣老兵。有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到了九兵團的台灣幹部訓練團,那麼當時團長是蔡嘯。」

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數十萬精兵集結東南沿海,兵鋒直指台灣島。然而6月25日,韓戰的突然爆發,令武力解放台灣的作戰計劃暫時擱置。

「最早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那麼到1955年前後,周恩來總理幾次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兩次做報告,都提到了,不排除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放台灣。」汪毅夫說。

蘇輝說,後來很長很長時間都是宣傳,要讓台灣的老百姓、大眾了解祖國大陸歡迎大家,希望台灣同胞能夠回到祖國大陸,所以這是逐漸的一個過程。

蘇輝表示,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台盟進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父親在台盟中央主席的崗位上,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這項事業當中。國家的發展過程當中歷次重大的事件,台盟都是全部參與了。

1979年1月1日清晨,與廈門隔海相對的金門上空,傳來了廈門前線廣播站播發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這一次,駐紮在金門的國民黨部隊聽到的不再是敵對喊話,而是大陸人民對骨肉同胞的親情呼喚。

汪毅夫指出,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在兩岸關係史上、在對台工作史上是一座里程碑,「然後接下來小平同志就很明確地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這種構想等等。」

台盟盟員張金鳳回憶,《告台灣同胞書》發佈時,她們在香港朋友接機的車上聽到廣播,丈夫很是激動。

張金鳳說:「我公公從小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家是在‘唐山’,台灣講大陸是‘唐山’,他說我這一輩子沒有機會去,你們是哪一位有機會就要回去看看。他說我們的機會來了,看這個情況會打破這個禁忌的。」

1981年國慶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就台灣問題發表九條談話,史稱「葉九條」。其中提到:“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用最大誠意爭取台灣同胞的民心。

張金鳳說:「在‘葉九條’發佈了以後,我們更積極地想要回來定居。一直到1984年才辦成功。當初台灣還是在戒嚴當中,怕被當局發現又扣回去,扣回去了就去唱‘綠島小夜曲’了(被關入綠島監獄)。我們進到廣州的(羅湖)海關的時候,證件都是辦單次的。」

蘇輝拿出了一張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和蔡嘯的合影。「小平同志很親切地向台灣同胞問好,說很惦記他們。」在蘇輝看來,從中央領導對台灣同胞的關心角度,這張照片也是一個見證。

1987年11月2日,台灣當局宣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機場、車站、碼頭……每一次親人重逢,都是一次悲喜交集的潸然淚下。

汪毅夫感嘆,兩岸隔絕曾造成多少人間的悲劇。而終於,兩岸的老兵都能回去了,這種互動是良性的互動。

「我父親再也沒回去過,我覺得他的心情肯定也是這樣的。就是我不能回去,但是我一定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讓更多的、多一點兒的老鄉回去。」蘇輝說,她們每年都組織一些老台胞回島內去家鄉去,也有很多老人都不在了,回去也是到祖墳上去磕個頭。

從1987年兩岸正式拉開交流序幕,到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再到2008年實現“兩岸三通”,大陸與台灣的交流日益密切。一路走來,一批批台胞加入其中,為促進兩岸互聯互通、儘早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蘇輝說:「中共的善意始終沒有斷,我們始終在搖這個橄欖枝,台灣同胞你們要回到祖國大陸,一直希望他們能夠呼應。台盟它本身都是台灣省籍人士組成的一個組織,因此我們跟島內來的台胞有一層天然的親情,一直到現在以至於再往後我們仍然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蘇輝指出:「我們的使命就是最終要實現祖國統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蘇輝說:「我們只是歷史長河當中的一分子,我們要接好這個棒,同時要傳好這個棒,親人團聚,祖國能統一,這也是我們的夢想,我相信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核心提示: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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