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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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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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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鄧小平為重獲信任向毛澤東做過哪些保證

2021年12月22日 23:20

核心提示: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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