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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