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麼講的？是這麼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麼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麼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作者簡介：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1893-197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
本文摘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 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6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