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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演「摸老虎屁股」惹笑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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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演「摸老虎屁股」惹笑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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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演「摸老虎屁股」惹笑全場

2021年12月27日 23:01

1962年2月,毛澤東(右二)、劉少奇(右三)、周恩來(左二)、朱德(左一)、陳雲(左三)、鄧小平(右一)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1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會上講話,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維護毛澤東“無人望其項背”的威信。

林彪說:

我們黨近幾年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長篇大論,的的確確起到了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林彪這番話,實際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無法也不可能說話:這幾年,一直是由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出現問題出現困難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那麼,劉少奇豈不是違反毛主席的路線了?劉少奇豈不是替人「背黑鍋」嗎?

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將缺點錯誤推到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頭上。

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的反映是非常高興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講話稿上批示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澤東同時還批示說:“送少奇、恩來、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林彪講話一完,毛澤東帶頭鼓掌。顯然,他是同意的。聯繫到廬山會議上,林彪中途上山,對彭德懷大批特批,上綱上線,不也是「與眾不同」嗎?

這次會議原定是1月底就結束。

1月29日下午,有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要出。有的組還反映,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

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心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在北京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麼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為什麼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個春節不好?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會議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節了。

大會進入第二個高潮。高潮的起點就是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已經開了18天,毛澤東除了在會議上作了插話外,沒有作大會講話。與會的代表們急於想聽一聽毛澤東的講話,希望他老人家能夠出來說句話,吃顆「定心丸」。

毛澤東一出現,代表們歡欣鼓舞,熱烈鼓掌。在掌聲中,毛澤東表情輕鬆,面帶微笑,抓過咪高峰就講開了:「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毛澤東引經據典,談笑風生,歷史典故信手拈來。

他借歷史上的「霸王別姬」的故事來批評地方的各路諸侯:

儘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接下來,毛澤東作為黨中央主席,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

說到這裏,毛澤東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個「摸」的動作。頓時,會場裏笑聲一片。

毛澤東所說的,犯錯誤的,自己直接、間接都有份,而且第一個負責的就是他。一席話,令與會者動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於承認自己有責任!我們作為一方的負責人,還有什麼不可以檢討的呢?

毛澤東確確實實認識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發表了一番既實事求是、又誠懇謙遜的一番話: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澤東最後說: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與會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輕鬆笑聲。

會議進入第二個高潮。從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團召開了「出氣會」。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團做工作:劉少奇去安徽代表團;周恩來去福建代表團;朱德去山東代表團;陳雲去陝西代表團……

「毛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什麼說的?」這是各代表團會議上,大多數“第一把手”的想法。於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檢討上爭先恐後,提出批評意見上也爭先恐後,壓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裏話一股腦兒都說了出來,都“掏了心窩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劉少奇三次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並講話。

在「大躍進」過程中,安徽可以說是“重災區”:“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盛行,在工業、農業和人民群眾生活方面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困難和後果。但省委有些負責人仍然認識不足,甚至採取“捂蓋子”方法,壓制不同意見,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致使下面的幹部不敢說話,更何況普通群眾?著實有一些毛澤東所說的“霸王”之氣。

劉少奇在最後一次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批評了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有問題不願意揭,甚至壓制、報復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2月9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宣佈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當然,劉少奇除了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外,還要對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進行進一步的潤色加工。毛澤東1月30日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講話,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觸動很大,都感覺到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原書面報告中為反對分散主義而注重了集中統一的內容,對發揚民主有所忽視。毛澤東講話中要充分發揚民主的內涵.應該加進去。

大會閉幕的第二天,2月8日,劉少奇主持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進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

劉少奇說:

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就是這一條。如果我們這幾年完全根據群眾的意見,充分發揚民主,完全走群眾路線,有些錯誤不會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發現。……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麥子要割,食堂要辦,這個事情人家曉得的,我們不民主,不善於聽人家的意見,不充分在人民中間討論,不認真取得他們的同意,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會,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人民代表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聲音。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代替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代替人民委員會,黨委代替一切,在黨內,也代替了黨代表大會。這是個大錯誤。

劉少奇這一番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了幾年來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不正常情況的根源。

七千人大會真的解決問題了嗎?解決了對困難形勢的統一認識問題了嗎?

沒有。僅僅解決了一部分,但沒有完全解決。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未涉及八大的正確決議,而是從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開始講起的。在毛澤東眼裏,總路線是正確的,只不過「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條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綱,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為目;總路線是不能有任何動搖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根本性的癥結。

這是一個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來,劉少奇怎樣在毛澤東所設定的總路線的框架中,儘可能地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調整工作的重擔交給了劉少奇等人。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會議上,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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