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與他的家人（資料圖）
本文摘自《高崗傳》，戴茂林，趙曉光 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4
高崗是1938年4月擔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的。此時的延安已經成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幟，眾多的熱血青年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歷盡艱辛，湧入延安。
青年，是熱血沸騰、蓬勃向上的標誌；青年，也意味著陽光燦爛、青春愛情。
當時雖然是殘酷的戰爭年代，但革命聖地延安卻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一方面，這裏彙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們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士，歷經土地革命戰爭的磨鍊，跨越二萬五千里征程來到了延安，又高舉起民族戰爭的旗幟。這批大浪淘沙的將士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真正脊樑。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報國的大批知識青年也來到了延安。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國革命的方向。雖然他們只是一個方面軍，還不是主力軍，但他們只要與工農這支主力軍匯合到一起，就會成為戰無不勝的偉大力量。
代表著中國光明與前途的兩股力量，在抗日戰爭的特殊年代，於黃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這種交融不但使中國抗戰的力量大為增強，也必然會碰撞出火花，產生出愛情。
高崗，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與結髮之妻楊芝芳離異的。
愛情是可以跨越時空、不分民族、不計年齡而超現實展開的，但婚姻是具體的、講條件的、有緣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楊芝芳老人向筆者傾訴了她當時與高崗離婚的情景：
那時高崗已經是陝甘寧邊區的領導，經常出席各種會議。我是家庭婦女，又是小腳，外邊又來了很多年輕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崗提出要分開。記得是王子宜（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跟我談的。他說，高崗活動很多，經常出頭露面，你是小腳，與高崗一起出面不太合適，最好與高崗分開。我就同意了。分開後，我們還是革命同志，經常有聯繫，他作報告我也去聽。我與李力群（高崗的第二位妻子）相處得也很好。
滿頭銀絲的世紀老人在談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時，聲音輕微，心態沉穩，神態安詳，使人置身於歷史的真實，回到了那並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歲月的滄桑在不停地沖刷著人們心靈的傷痕，時間老人會幫助任何人走出悲傷。
高崗與楊芝芳的離異，並非如某些傳言所講，系高崗生活作風糜爛所致，而是與當時的環境、風氣、地位有關。當時陝甘寧邊區婚姻法已經公佈，婚姻自由的新風在革命隊伍內部迅速傳播。為了革命事業與個人幸福，不少領導幹部都與早年的包辦婚姻脫鉤，與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年輕知識女性重結良緣。
楊芝芳老人雖然忘記了她與高崗是哪月離婚的，但她記得大致的時間是在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前後。而我們知道，毛澤東與江青是1938年11月結婚的。
高崗與楊芝芳離異後並未馬上結婚，到了1940年，高崗才與時年19歲的李力群締結良緣。
1921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宿遷縣的李力群與目不識丁的楊芝芳不同，1937年來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高才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學堂的書桌已經載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與幾位同學毅然離開家庭，走出校門，輾轉來到了西安，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來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爐，熱血青年在這裏迅速成長。1938年，李力群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夙願。
然而，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考驗，在她毫無準備時已經悄然降臨身邊。
1998年11月12日，筆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採訪了這位飽經滄桑的離休老人。未謀面之前，因為在材料中已經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與高崗結婚的，所以在筆者腦海中跳躍著的總是一個留著短髮、穿著軍裝、扎著皮腰帶的一臉稚氣的小八路。
然而，真實地坐在筆者面前的卻是一位耄耋婦人。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維清晰，也很健談。雖然坎坷的歲月使老人有著高度的政治敏銳，但隨著交談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筆者談起了她半個世紀前與高崗結婚時的戲劇性場面：
「我十七歲去延安，後進黨校學習。有一天，高崗去黨校講黨建課。我個子小，聽課時始終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講課時就看上了我。黨校學習結束後，陳雲就把我留在了陝甘寧邊區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處。當時我很不情願，我願意去敵後，我覺得這裏的人太土，但組織上的安排必須服從。不久，高崗就帶我出差去了安塞，這次出差大約有三四天。出差回來後，毛主席請我們吃飯，是高崗帶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請我們吃臘肉，席間毛主席說了許多高崗的好話，讓我向高崗學習，而且說，你將來如果能找到這樣的對象如何如何。我當時心裏就一驚，因為那時候我見到高崗就害怕，他樣子很兇，又是大首長，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覺察。又過了幾天，王明、王若飛、習仲勛等人又請我和高崗吃飯，還請周圍的一些小姑娘吃棗，並說今天就是結婚的日子。一聽這話，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邊。但這時王若飛找到我說，你學過黨建嗎？黨員要聽黨的話，這也是黨的安排。他勸我回去，但我當時還是沒回窯洞吃飯。」
「就這樣。我們沒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沒戀愛，就結婚了。結婚後，高崗半年內不准我下山，怕我見到同學們。後來，我曾經對陳雲等人說，是你們把我強配給他的。不過，結婚後他對我還不錯。」
真讓現代青年男女們無法想像，為追求民主、自由而來到延安的李力群，卻「遭遇」了這樣一場"包辦"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沒戀愛"的暗箱中被"操縱"成婚。
不過，這並非是一場封建的包辦婚姻，只不過帶有濃厚的現代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足足伴隨著李力群度過了坎坷的半個多世紀。
李力群與高崗結婚後，雖然半年內未被准許下山，但「下山」後，先後擔任了陝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延安柳林區黨委宣傳科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等職務。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崗離開延安去東北，李力群始終與高崗戰鬥在延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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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梳理。
「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依靠中醫。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我們要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什麼是科學？有系統的、正確的知識，這才是科學。中西醫要團結，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
「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中藥有幾千年的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某些有用的，從古文譯成現代文，時機成熟時應組織他們結合自己的經驗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醫書來。」
在指示草案的「對待中醫的問題，實際上是關係四萬萬七千萬農民的疾病醫療問題」一句中的“四萬萬七千萬農民”之後，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們應該有批判地接受這一部分文化遺產，去其糟粕，存其精華，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醫學中去，更好地為治療疾病，增進人民健康服務”一句中的“醫學”之後，加上“科學”二字，在“治療疾病”之前加上“預防疾病”，在“依靠中西醫合作，根據中醫實際應用的經驗，進行一種謹慎的長期的科學研究工作”之後，加上“和說服教育工作”；在“將中醫團結起來，安定下來，把他們現有經驗保存下來……”這段話中的“現有經驗”改為“現有的合理經驗”。
毛澤東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談話。著重指出：「對新來的外國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按摩，連剃頭的、修腳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療法。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
「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的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
「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
最後還提出：「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而學習就應當抱著虛心的態度。」
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把中醫提得過高也是不正確的。團結中醫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首先要弄清楚，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面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
中醫問題，關係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在醫學上，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裏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西醫到中國來，也不過百把年。當然，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但什麼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看不起中國的東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遺產，這是極端卑鄙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對中醫的「湯頭」不能單從化學上研究，要與臨床上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提高中醫。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
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術，如「體育」“按摩”等，裏面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中醫要進大醫院，中醫要進醫科大學，中醫還要出國。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體措施。
為了落實毛澤東關於中醫的指示，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專門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員會、衛生部指定人員組成的中醫問題臨時工作組，向各地衛生行政負責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醫傳達中共中央關於中醫工作的指示。召開中共中央、華北和北京市各有關部門的中西醫座談會，反覆討論關於學習和研究中醫、擴大中醫業務、出版中醫書籍等問題。與此同時，衛生部對自身不能正確對待中醫的思想和做法進行了反省和檢查。
根據毛澤東關於中醫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的社論，認為發展中醫就是「如何通過認真的學習、研究和實踐，逐漸使它和現代科學理論相結合的問題，就是要根據現代科學的理論，用科學方法來整理中醫學的學理和總結它的臨床經驗，吸取它的精華，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漸和現代醫學科學合流，成為現代醫學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向中央提交了《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對「限制和排擠中醫」的問題提出了相關改進措施，如成立中醫研究院、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擴大和改進中醫的業務、改善中醫進修工作、加強對中藥產銷的管理、整理出版中醫書籍等。
毛澤東派汪東興到看望朱璉並傳達指示：「針灸是中醫裏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
「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杭州劉庄，毛澤東對話針灸專家朱璉：「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中醫的經驗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
毛澤東鼓舞了一大批西醫投身到學習中醫的浪潮之中。衛生部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天津等地舉辦了6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從全國範圍內抽調部分醫學院校畢業生及有一定臨床經驗的西醫參加，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和治療技術兩年半，參加學習的共有300多人。
毛澤東接見參加第一屆全國音樂周的代表：「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你們是‘西醫’，但是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辦一個七十到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
毛澤東在中共衛生部黨組9月25日關於組織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這一做法，說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11月18日，黨中央轉發了衛生部黨組的總結報告。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央轉發這個總結報告的指示和總結報告。■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官方號】
